论方笔隶书《爨宝子碑》的书法意义与审美特征
纵观中国书法史，魏晋不仅作为书法艺术自觉发展时期，更是书体递嬗演进的完成阶段。这一时期的书体样式、技法手段、风格流派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辉煌呈现，成为书法史上不可逾越的书法高峰，影响深远。此时，区别于篆隶古体的新体书法——楷书、行书、草书均已形成并迅速发展成熟，尤以张芝、锺繇及“二王”在书体、书风上树立的新典范、开创的新传统为统领和风向。《爨宝子碑》出土于云南东部曲靖市，东晋（405）碑刻，处在上述书体发展和书法风尚的时代背景下，又是怎样的字体特征？其书法风貌形成又是渊源何处？我们以为，首先应明确《爨宝子碑》作为“铭石书”的用途和性质，进而追溯汉晋铭石书书法传统以及时代书法风尚来探明其书写意图和取向；其次缕析其书体特征，对比相应的书体规范，以明书体类属。
我们知道，书法作品因载体、功用不同，而采取的书体风格也会有相应的改变，汉代就归纳前代有“秦书八体”，魏钟繇则有“三体书”，一曰“铭石书”，二曰“章程书”，三曰“行狎书”，皆因用途不同，而书体也不同。“铭石书”就是碑刻所用的书体，“章程书”则是书写奏章所用，传钟繇《宣示表》、《贺捷表》等皆是此体。《爨宝子碑》正是典型的“铭石书”。启功先生认为古代书写者为表郑重，在书刻形式上主要有以下三种：（1）以圆转为郑重；（2）以方整为郑重；（3）以古体为郑重。圆转者多指篆书，在通行隶书的汉至魏晋等碑额便是因严肃、郑重多采取古体篆书，东晋时期，新书体已经流行，篆书、隶书显然已成古体。《爨宝子碑》作为铭刻书法往隶书古体追求，更是在情理之中，而其用笔和结字上的方整表现亦为铭石书郑重之要求。在楷书已形成甚至发展成熟的时代，将《爨宝子碑》作为书体演变——隶楷过渡之参照，显然是不严谨的。应该说，《爨宝子碑》的书风完全是因其铭石书的用途和要求，书丹、刊刻者的具体选择。可以想见，《爨宝子碑》的书风，与当时的日常书写是有区别的，我们有必要对铭石书的书写传统进行梳理。东晋的铭石书大多采用隶书体，且多是延续曹魏、西晋隶法而来。汉魏之际，隶书“渐有定式，波磔斩截；如用褊笔划成，有造作之气”。直至东晋，仍然延续此类风格。《谢鲲墓志》（323），结字方扁，但体势未能畅达，撇、捺收笔时向上翻挑，如同“折刀头”形态，长横或受楷书影响，斜截如楷式。琅琊王氏的《王兴之夫妇墓》（348）、《王闽之墓志》（358）、《王丹虎墓志》（359）、《王建之墓志》（372），均为东晋典型的方笔隶书特征，笔画方厚，字形方整，结体茂密。只是不如汉隶开张舒展，撇、捺及长横的波磔内敛节制，并无翻飞之势。仅长横两端呈对称的斜头状，略显翻飞之状，点画多是三角点，撇笔多是锐笔直出，结体更是方直平正，稍显板滞。《爨宝子碑》虽是后出，但仍极力保持上述铭石书传统，点画特征，结字形态，几乎一脉相承。只是在用笔上有方有圆，撇、捺、戈笔多圆出而放逸，与方折用笔形成对比，更显灵动；而穿插期间的“三角点”，如音乐中的短促高音，显得锐利而跳荡；字形的长、扁、方、正，错落其间，不尽自然舒洽，确也可算“奇姿异态”。或许因楷书普及盛行，隶体式微，既难免受楷书用笔体势影响，又“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但其用笔方圆并用，厚重而灵动；结字古拙奇崛，烂漫多姿，在书法技法和书法审美的学习中，《爨宝子碑》应该算得上是奇珍异宝吧！综上所述，我们以为《爨宝子碑》方笔隶书的体势体征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从其本身的字体特征分析得出；又是从同时代“铭石体”风格延续及书丹、铭刻者的本意得出；更是直追汉魏的方笔隶书传承得出。东汉的《幽州书佐秦军神道阙》（105）、《鲜于璜碑》（165）、《张迁碑》（186）；东吴的《谷朗碑》（272），西晋的《郛休碑》（270），均可作为东晋方笔隶书乃至《爨宝子碑》的渊源所在。清代康熙王朝以后，大兴文字狱，致使学者大都转向考据之学，成为一时风气。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大量碑版的出土、传拓，拓展了书法家的审美视野，加之帖学式微，进而引起人们对书法源流和取资对象的重新认识和反思，“碑学”书法应运而生。而《爨宝子碑》正好于其时以独特的书法风貌展现于世人面前，并得到当时碑学运动旗帜性学者、书家的极力推崇，迅速彰显于世。帖学式微，由于阮元的倡导及包世臣的推动，碑学得以兴盛，最先促使篆隶书法形成风尚，出现了主碑派实践者和审美的引领书家邓石如、伊秉绶；随后碑派书法发展至楷书领域，学书者以取法魏晋碑版为主，并将篆、隶笔法引入楷、行、草书创作；清末民国初，引领时代风尚者如康有为、沈曾植、李瑞清、郑孝胥等主张碑帖融合、碑帖互参、楷隶相参。而《爨宝子碑》等书法风格的魏晋碑刻，无疑成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行书法主张的典型凭借，即为南北合流之所出，隶楷相参之典型。康有为对“二爨”碑尤为推崇，列《爨龙颜碑》为神品三碑中之第一，而归《爨宝子碑》等为“皆用隶体”、“皆在隶、楷之间”，“……皆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者也”，均未与《爨龙颜碑》同列，显然在书体取势的类属上，康氏认为《宝子》和“正书第一”的《爨龙颜碑》有所区别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文界定《爨宝子碑》为方笔隶书的观点。至于《爨宝子碑》隶楷相参的书法风貌，前文论及新书体楷书已发展成熟并盛行，隶书已渐次退出日常书写，技法难免生疏。仅偶为“铭石书”书写所需，加之书丹、刊刻者的用意及盛行楷书体等多重因素，致使此类书风的出现。而作为当时碑派书法的旗帜性人物，康有为、沈曾植等书家思考书法取法源头不仅止于二王，而是上溯至秦汉；他们思考书法取法的对象不仅止于碑或帖，而是碑帖互参，南北合流。《爨宝子碑》以其方笔隶书并沾染楷式的书法面貌呈现，既不同于传承钟法的王羲之遒妍的新体书法，又提示了隶楷相参后，为书法创作带来的“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的新的审美追求和方向。清末民国的书家们，都是在此类背景下，提出并实践了“师二王之所师”的取法追求。而在艺术本体发展和书家本能意愿的驱使下，隶楷相参所带来的书法风格突出而奇古的特征，在当时以至当下，都不失为很好的借鉴。而这些都有赖于《爨宝子碑》此类书体取势的启发，意义尤为重大。随着20世纪以来发现和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迹资料日益丰富，关于南北碑刻书法的异同，南“帖”北“碑”书法的异同关系也更加明确。《爨宝子碑》等“方厚平直”杂有楷式的隶书碑刻，在北方碑刻书迹中也多有见到，尤以北魏《嵩高灵庙碑》最为相似。魏晋时期北方楷书体发展并未及南方迅速，前期多呈“平画宽结”体势，直至北魏晚期，书风多是仿学王书的“洛阳体”，而逐步呈现“斜画紧结”体势。就“铭石书”碑刻，南北绝非泾渭分明，相反，二者均承续汉晋传统；就南北书风互相影响而言，南北朝时期，皆笼罩在“二王”新体书风之下，《爨宝子碑》等“可以参见变体源流”的启示，又为书法南北合流的论证和学习提供证据和方法。前文我们对《爨宝子碑》的书体类属及其书法意义进行论述，而藉此所形成的审美特征，想必也是大家在欣赏和学习过程中极为关注的。我们以为“奇古”、“拙厚”来概括《爨宝子碑》之审美特征，以下作一简单梳理。康有为先生评《爨宝子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奇，《说文》：“异也，一曰不偶”。段玉裁注：“不群之谓”。奇亦有异乎寻常之意。《爨宝子碑》隶楷相参之体势，大小错落之结字，三角短点与开张长画配合，异乎寻常。而又卓尔不群，不可谓不奇。古，《说文》：“故也”。指古今之古。异于时俗之谓古，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即有“高古”条。异于时俗亦称奇，《爨宝子碑》当是无愧，然此处在于其承续汉晋书法传统之积淀与风度，想必这也是历代经典碑刻、书家书风之意义。《爨宝子碑》“平画宽结”的隶书取势，既是“古”之延续，又为“古”之体现。“奇古”相和，致使《爨宝子碑》奇而不怪，泥“古”而化。康有为亦言爨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我们并非迷信康氏所言，但也不必强求异说。拙，乃朴质无华之谓。陆机《文赋》：“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老子》：“大巧若拙”。《爨宝子碑》结字长、方、扁相间，自然错落，憨态可掬，是为拙；其结字似奇而险，但都平整方正，是为拙；其用笔或方俊磊落、或婉曲含蓄，是为拙。厚，《说文》：“山陵之厚也”。笃厚之意也。亦谓重也，《说文》：“重，厚也。”《爨宝子碑》笔画方厚平整，点画遒劲，“多骨丰筋”，可谓“厚”也。其隶书体势不仅在于结字，更在于“中实”用笔。包世臣《艺舟双楫》：“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着，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更有以两端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笔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人共见矣。”《爨宝子碑》之“中实”用笔，而使“骨势洞达”，正如古篆之婉通，圆厚畅达。《爨宝子碑》厚而质朴，拙而不柔，相辅相成是也。在魏晋“铭石书”传统、书体递嬗演变及书法风尚下，《爨宝子碑》以其方笔隶书的体势特征呈现，实为书法史又一重要经典；其隶楷相参的特点及奇古、拙厚的审美特征，为历来学书者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爨宝子碑》的经典意义和书法价值将继续彰显并幻化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