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光武帝埋下的三大祸根

汉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光武帝埋下的三大祸根

原创2021-07-09 07:27·烟斗研究局

要论及大汉帝国的覆亡,还是要先从大汉帝国的缔造说起。历史常识无需多讲,因为始皇帝没有处理好帝国统一后的意识形态问题,起于微末的汉高祖刘邦像中彩票一样坐上了华夏帝国的皇帝宝座,建号为“汉”。刘邦很好地沿袭了秦帝国的政府组织框架——郡国制,并采用黄老学说(也可称之为道家学说)治国,于是一个新帝国颇具雏形。

然则大汉帝国伊始,其和平便遭遇到了北方的匈奴游牧民族的打扰和威胁,帝国的长治久安其实还是个未知数,因为民族的“大一统”观念并未深入人心。此时的帝国用危如累卵来形容绝不为过,尤其对于文帝和景帝两朝,外患和内忧令皇帝寝食难安。在如此的情况下,帝国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发展大计,于是有了晁错的“削藩”及“吴楚之乱”。

因为善用了梁王刘武、周亚夫、窦婴等人,景帝刘启的赌博赢了,帝国的中央集权跟着也加强了许多,于是国家的整体实力稳步增长。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了武帝刘彻时代,就像地主家过“腊八节”似的,该算账的就要仔细算算了。

武帝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因为铁木真更需要蒙古国人去景仰)。武帝集三代之积蓄,开疆拓土,不仅扩大了帝国的生存空间,还取得了军事地理上缓冲区,使帝国的战略纵深由长城向外延长了两千余里。外患基本上已经扫除,内忧也因一纸“推恩令”被降低到了最小危害,虽然因此广大民众受了很多苦,农业经济所受的打击也颇深,但是,真正的和平时代到来了。

武帝想要保证帝国军事扩张的胜利,必先使帝国的权力高度集中起来以达到最大的后勤动员能力。于是董仲舒这个人很合时机地出现了,帝国的意识形态在经过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和皇帝的干预下,最后确定了以董氏改造后的儒学为尊,罢黜百家杂学。然则董氏之改造的儒学实则是儒法兼容,或曰“外儒内法”,其实这更应该是出于皇帝的授意。董氏儒学经武帝刘彻的再次改良成了法定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

关于对汉武帝刘彻的评价,著名导演胡玫拍摄的《汉武大帝》的电视剧算是很客观的。刘彻的种种文治武功,大大地提高了汉民族的凝聚力,弘扬了民族主义精神。于是因为刘彻,中国历史上得第一帝国诞生了。武帝之后,帝国平平稳稳地延续了三百年。虽然中间外戚王莽搞了一些小动作,帝国很是乱了一番,不过很快宗室刘秀“中兴”了,只不过帝国的首都从西安挪到了洛阳。

前人曾说,汉帝国的覆亡就是在刘秀迁都开始的。我仔细研读了东汉的历史及一些学者的著作,觉得此论甚是。

刘秀虽有中兴之名,但与武帝刘彻比起来,还是大大地不如。刘秀中兴有三大硬伤,这三大硬伤直接造成了后来帝国的覆亡。

先说第一大硬伤,就是刘秀放弃了大部分军事缓冲区。这使得帝国对西域的控制始终不能得心应手,到最后直接放弃了西域的控制权。没有了缓冲区,边境便屡屡遭到劫掠,而面对外族对帝国疆域的蚕食,帝国也只能一退再退。

刘秀中兴的第二大硬伤就是门阀的崛起。刘秀固然没有像先祖刘邦那样大肆屠戮功臣,但在他获得好名声的背后,也为皇权留下了一个敌对势力,这就是门阀。门阀大多是功臣之后,还有一些是因为学问而知名的学阀。门阀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一旦获得机会,便对皇权提出挑战,而凡遭遇到皇帝年幼,其母临朝的时候,母系门阀更会凌驾在皇权之上,如窦阀、邓阀、梁阀、阎阀等。门阀渴望获得权力,因此要不断侵蚀皇权,到最后汉室衰微,不覆亡都不应该了。

刘秀中兴的第三大硬伤便是重文轻武。相对于前汉,后汉的名将乏善可陈,其著名者,前期有伏波将军马援、定远侯班超,后期则有皇甫规、张奂、段颍。对应于后汉名将的乏善可陈,后汉的文士可谓英才济济。如班固、杨震、李膺等,尤其以党人最著。而党人中,又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士人们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些权力欲望,但是这么多人搞成一个群体,都成党了,你说你们没有阴谋,谁信。当权者不信,皇帝更不信,这个时候“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因为这群人危害了皇权,是帝国稳定的潜在威胁。

汉之后的历史评论者都对党人报以极大的同情,反而对门阀中的外戚和宫廷内的宦官大加鞭挞,更将他们定性为覆亡大汉帝国的罪魁祸首。而只有极少数的历史学家跳出了身份的局限性,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总结大汉帝国覆亡的原因,真正覆亡大汉帝国的人,正式那些以君子自居饱读诗书的士人。即便客观一点,打个折扣,士人也至少要为大汉帝国的覆亡负上八成责任。况且前汉就有个士人代表王莽篡了一回权,后汉的士人们是有经验可循的。

而后汉的重文轻武,所“重”的“文”也非汉武帝时期“外儒内法”的“文”,而是更偏重于“纯儒学”,尤其以研习“古文经”的士人,“古人经”是始皇帝“坑儒”的“幸存者”,当然不可能跟法家思想沾上边儿。后汉欲行“王道”,而“王道”早在周王东迁时就已寿终正寝,根本不可能再造盛世了。后汉立国之初所推行的“纯儒学”经过皇帝的干预,大力发展谶纬之学,更倾向于人造神学,甚至有“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相对于前汉初期“无为而治”,后汉前期的“重文轻武”在政治意义上实在是短视之为。

后汉的“攘外必先安内”始终没有成功,因为这“内”怎么也安定不了。门阀一旦成为外戚,就开始**跋扈、耀武扬威,视皇权为无物。士人看了要嫉妒了,凭什么你们能有那么大得权力,国家你们说了算啊,我们比你们更懂治国,我们要比你们有更大的权力才对。于是士人们开始要权力了,这个国家要士人们说了算。阉宦们一看心里有想法了,原来这个国家不是光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得,外戚也可以说了算,士人也可以说了算,那我们这些宦官,天天侍候皇帝、太后,国家也可以轮到我们说了算的啊。三种势力开始争权,士人们攻击阉宦们身体残缺,心理不健康;阉宦们攻击外戚骄纵枉法、忤逆犯上;外戚们攻击士人贪污腐败、互相包庇。于是国家终于乱了。而袁绍领导的州郡起兵对抗中央,彻底将大汉帝国推进了火葬场。(关于袁绍领导的州郡骑兵对抗中央,后再详论。)

袁绍是大汉第二门阀汝南袁氏的代表,更是当时的士人领袖,当时的士人精英如审氏的审配、田氏的田丰、荀氏的荀彧、辛氏的辛评以及许攸、沮授等等等等,都愿意跟着袁绍混。这个时候袁绍要人气有人气,要实力有实力,假如有人说他要当皇帝,没人不相信的。更何况人家心里正式这样想的。不是早就有谶言说“代汉者,当涂高”么,把这“当涂高”解释成“袁氏”不就行了么,反正谶言的最终解释权归我们士人所有,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阉宦之后曹操的横空出世保住了袁绍作为士人的最后名节,假如官渡之战曹操没打胜,袁绍马上就要做王莽了。袁绍真是很应该感谢他的这位“孟德兄”啊。

正是有了刘秀中兴留下的这三大硬伤,才使得大汉帝国不能“传千世而至万世”。门阀虽然天天读书,天天讨论孔夫子的“人性本善”,可是一旦他们成为了“执牛耳”的外戚大将军,就不管什么“人性本善”了,先作威作福放纵一番再说,于是窦、邓、阎、梁命运重复而不自知。真正导致大汉帝国覆亡的,正是因为士族门阀的争权逐利。阉宦们看着士族门阀争权逐利眼红,也想多整点儿“黄白之物”,更何况阉宦们还有拥立皇帝的功勋呢,所谓“功大莫若救主”,阉宦们是立了大功的。可是士人们歧视他们身体残缺并且贪污受贿就是士人的错了。

大汉律也没有规定只准士族门阀贪污受贿不让阉宦贪污受贿对不对,而说他们身体残缺很明显是人身攻击,搁现在就是侵犯人权。再说了,大汉律也没有允许女人干政,可是女人仗着娘家门阀的势力还临朝听政了,那阉宦干政也是应当的啊,大家都互相比嘛,可是士族门阀“百步笑五十步”就是对阉宦的不公平。阉宦也是人,也有雄心壮志,阉宦也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士族门阀不应该扼杀别人的理想,这是不对的。作为阉宦后人的曹操,不就是很正面的例子么。曹操的屯田政策救活了多少流民,这是士人袁绍所不能比得,袁绍的军队都吃桑葚,更不用说他治下的平民了,估计也只能易子而食了。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记载了这样一段: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

裴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曰: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贵)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原驱除。”于是与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

裴注引王沈《魏书》载太祖拒芬辞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讬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以上事实证明,作为士人精英的许攸、王芬、周旌、陈逸等,已经做出如此“无父无君”的谋逆之事,假如灵帝拿到证据,许攸等按律是要诛九族的。反倒是作为阉宦之后的曹操要比士人们更懂得忠诚,懂得名节。士人之藐视皇权至此,大汉帝国也该寿终正寝了。

此浅论仅及大汉帝国覆亡原因之表皮,我之论则谓“帝国之亡,罪在士人”。后学或者浅陋,勉强一家之言。同某些人一样,我也认为读书人要么别犯错,要犯错就会是大错,平民犯错则无所影响国家朝廷,有则改之可也,读书人一旦犯错便不可逆转,严重的身死族灭、祸国殃民。”宋朝后期和明朝后期同样如此,所谓“成于斯,毁于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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