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见诗社 |《乡关何处》——作者：曾杲，诵读：何彦军 / 开普饭

配图作者：曾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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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

作者：曾杲

诵读：何彦军

制作：周卓闻

几乎在所有人的生命里，故乡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或者那是自己的籍贯所在，又或者，是出生、成长的家乡。前者，是生命历程里的“从何来”，后者则是生命历程中的“我是谁”，而那未知的，最终落脚之地，则是追寻不到的“到哪去”。

故乡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人格，甚至规划好了部分人生历程，而对故乡的探寻，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对自己人生意义的探寻。

我已年过半百，人生到此已几乎没有什么悬念，鲜衣怒马是昨日黄花，人到中年更多的却是无所依凭的惆怅，又或是乡关难觅的哀愁。这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情愫，但却似乎贯穿了我的生命。少年、青年时，这种情愫被更激烈的情绪所掩藏，体会并不那么明显，而到今天，我已能比较平静的审视自己的人生时，这种情绪便显得格外强烈了。

我出生在四川西昌的乡间，我的父母是以知青的身份去到的这里。他们一个是旧时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大家闺秀，一个是成都市里资本家的后人，从本质上来讲，他们与西昌乡间的生活便是有些格格不入的。即便在农村生活了十来年，但也很难说他们就变成了“农人”。幼年的我，便在这种夹缝之中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当时我还很难理解这种认同是怎么一回事，但偶见的不相融，却真实能体会到。

我幼年时所在的农村，可谓赤贫，孩童们往往衣着破旧，也没有什么玩具。最常见的娱乐活动无非下河游泳，上山捉鸟，间或找到一些野果山货，分而食之，便是最大的快乐了。我在乡间，小伙伴并不少，但我与他们之间，却难以像他们彼此之间那样融洽。有了娱乐活动，如果不是我主动申请，他们不会带上我，有些山间寻找到的吃食，若非我张口索要，他们也不会想起我。并非小伙伴们吝啬，而是我与他们之间，始终存在一层隔阂，在他们看来，这个孩子是“城里人”与他们并非一路，在很多时候会下意识的忽略掉我的存在。

还是孩童的我，并不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也未觉得有什么不妥，但那种不适感，却始终在我心头萦绕，多年之后，这种不适感似乎都没有消减，最终成为了我想要探索一番关于“存在”意义的契机。

在西昌乡间生活了约莫六年后，我回到了成都，我的父母并未与我同行，他们还留在西昌的农村，我到城市中随祖父母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个人”。当年的城乡差别没有今天这么明显，或者说大城市与真正农村的差别没有今天明显，但这种差异性却真实存在。在乡间久居的我，自然难以很快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上学，同学们看我也有一些异样。他们总觉得我是来自农村的“乡下人”。加之那时家里贫困，父母在西昌农村微薄的收入伺弄自己的生活尚且捉襟见肘，自然难以看顾在成都的我，而祖父一个人的收入则要供养家里四五口人吃喝，我见不到什么零花钱，更遑论零食玩具之类了。这种“贫困”更是加深了我与城市中同学间的隔阂，可以说直到初中为止，我的生活都有些难以言说的压抑。

在我少年时，整个社会的崇尚节俭的风气，有补丁的衣服并不罕见，只是少年们也都爱美，补丁往往也要注意样式，到了八十年代初，生活逐渐变好，衣服上的补丁也逐渐消失不见，直到某天我突然惊觉，班上所有的同学中，只有我的衣服上还有补丁，那两块不算太大的异色布料，却仿如两道疤痕，烙入我心。这种突兀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但确实是我真实的心理写照。少年人，本就比成年人敏感，这种突兀感与少年心理的叠加，成为了我对那个年代最深的记忆之一。

等到我上了初中，父母也回到城市，各自安排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居所，就在今天的人民南路，省体育馆的旁边，家里经济条件日渐好转，我也逐渐融入到了城市的生活中，差异感才逐渐被隐藏，我也终于抛弃掉了身上的标签，成为了一个“城里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到那时才可以算初步完成。

后来的人生，便是求学、学艺，这种身份的认同几乎再没有困扰过我，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当环境的身份认同完成后，我还需要寻找自我的人生定位，而这一找，便直到今天。直到此刻，我都还在寻找之中，或许窥见了一丝端倪，但也很难说自己已经完全找到。

在我少年时，考大学的难度极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擅于学习之人，于是没有进入大学。高中毕业后，我辗转于多个行业之中，所做是绝大多数工作，都谈不上喜欢，只是谋生而已。间或会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出席一些活动，参加一些竞赛之类。这种相对底层的工作与相对偏意识形态的“艺术”活动，也是一种具有较为强烈冲突的身份反差，对我的日常生活也有一些影响，我对自己人生定位的寻找，也从那时开始。

在社会上辗转了数年之后，自己有了一点小积累，艺术上也有了一些收获，这些积累与收获并没有让我清晰获取自己的定位，反而让我更为疑惑，总在想，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到底是个艺术家？还是一个社会人？

此时，又有一个机会出现在我面前，于是我便干脆将艺术放下，投身到商海之中。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生活所迫，毕竟物质条件的提高是生活的根本，另一方面，这也未尝不是我对自己身份定位的一点探寻。

但在接下来十余年经商的过程中，这种身份的差异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得更强了。我的合作伙伴也好，甲方客户也好，他们很难认同我的“商人”身份，反而觉得我是个“艺术家”我的行为模式也和他们有一些区别。

商业活动中，迎来送往是常态，吃吃喝喝也是常态，有时候也难免卑躬屈膝。但艺术的浸染，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起相对清高的世界观，这些活动我虽然也会参加，但总在内心里不太喜欢，于是商业伙伴们难得见到我迎来送往，吃吃喝喝要参加，但大多数时候不怎么喜欢，而且是明眼可见的不喜。虽然物质上积累了一些，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

这种冲突，没有在生命中弥合，反而越撕越大，我时常会产生错愕感。经常问自己“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但是问得越多，这种困惑就越强。于是在2014年，当我加入西泠印社后，我决定换一种方式来生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

重回艺术圈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决定，我深爱着艺术，但并未沉浸，艺术是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代表我生命的全部。这种世界观在艺术圈里，不一定很受待见。我所见的很多艺术家，往往都把艺术视为自己生命的全部，无论真这样想，还是只是装点，但这却是比较常见的行为依准。

于是在和艺术家们的交往中，我又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了，艺术再高也只是来源于生活，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有高于生活的部分，但毕竟不能取代生活。对待艺术我们需要认真与慎重，但没必要将所有视角全集中于此，形而上之外，也需要一些形而下。很多艺术家便觉得我是一个“混子”，是混进艺术家群体中的异类。这种隔阂并不明显，但偶尔还是能感觉得到。这种不相融，同样对我的生命也有影响，但相较于之前，却微乎其微了。

我到今天，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艺术要有，生活也要有，在很大程度上，生活是要高于艺术的。但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到今天也还没有看清。孔子说过，人生“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在四十几岁时候选择重新回归艺术，抛弃了自己以往所有的标签，只保留了“艺术家”的身份，说来即是不惑；五十余岁，我开始思考关于自己生命的意义与定位，或者也算是“知天命”了。虽不甚清晰，但也窥见了大致的轮廓。天命于我，并不算远了。

身体的故乡，我在五十余年的人生历程中，算是找到了。精神世界的故乡，或者也将寻找到，再有人问我乡关何处？我能不能答：我心安处即为家呢？

曾杲，2021年7月5日夜，于浣花溪畔

【作者简介】曾杲，知见诗社顾问。生于1969年。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画师、四川省新联会书画院常务副院长、西蜀印社社长、《印·道》主编。主要代表作有《曾杲篆刻——当代篆刻家自选作品集》（四川美术出版社），《中国戏画》（中国世纪出版社），《器物》（中国摄影出版社），《永远不说再见——曾杲篆刻作品集》（西泠印社出版社），《旧时月色——曾杲纯银铸造篆刻作品集》（西泠印社出版社），《通往未来的列车》（四川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