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不只在于道德的纯粹和技巧的完美，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风格上通常能创造一种新的审美范型。自诗歌的个人化写作开始以来，曹刘、嵇阮、潘陆、陶谢、颜鲍、徐庾乃至沈宋、王孟、李杜、高岑、韦柳、韩孟、元白、苏黄、范陆等等，凡在诗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诗人，无不开创一种新的美学范型，在风格武库中增添一种新的标记。但迄止于唐初，还没有一位诗人表现出对此的自觉意识及相应的积极追求。陈子昂应该是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标举自己的艺术观念和风格理想的诗人，以《与东方左史修竹篇书》吹响汉魏风骨的号角，因而赢得韩愈“国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的赞誉，但终属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只有杜甫诗中“老”的称说和追求，才同时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真正成就了一种诗歌美学。
“老”是传统诗学中很有民族特色且与传统审美理想关系密切的美学概念，据裴斐统计也是杜诗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字，共用过374次[1]，既用以言人事品物，也用来论诗。自杜甫以后，经宋代诗歌批评广泛运用，终于在明人杨慎手中得到理论总结，成为清代流行的诗美概念。其美学意涵大致包括风格上的老健苍劲、技巧上的稳妥成熟、修辞上的自然平淡以及创作态度上的自由超脱与自适性等四个方面[2]。杜甫因对“老”的标举及相应的成就而被视为实践这种美学品格的成功典范，吸引后代批评家由这一角度审视其作品，由“老”的正负两面价值对其晚年创作做出不同评价。裴斐先生曾有短文从杜甫以老自称、杜诗老而益精、老为杜诗之个性特色三层涵义谈过老杜之“老”[3]，莫砺锋《杜甫评传》第三章也以“千锤百炼的艺术造诣和炉火纯青的老成境界”为题对杜甫晚年成就作了总结性的论述[4]，这为我们讨论杜甫老境的诗学奠定了基础。从现存古代诗歌文献来看，杜甫乃是第一个喜欢在诗中谈论诗歌的人。他喜欢述说自己的写作经验，也喜欢评价古人或友人的创作，且评论话语非常多样。稍微列举一下杜诗中涉及诗歌写作和批评的诗句，数量令人惊讶地丰富。如《寄高三十五书记》“佳句法如何？”《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遣词必中律，利物常发硎”，《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题诗得秀句，札翰时相投”，《贻阮隐居》“清诗近道要，识子用心苦”，《遣兴五首》其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其五赞孟浩然“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又曰“更得清新否，遥知对属忙”，《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草书应甚苦，诗兴不无神”[5]，《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诗清立意新”，《戏为六绝句》其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其六“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其三“尚怜诗警策，犹记酒颠狂”，《长吟》“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解闷十二首》其六“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其七“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阴何尚清省，沈宋欻联翩”，这些零星议论所包含的诗学思想，张柽寿、钱志熙已分别围绕着陶冶性灵、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诸命题和神、法、格律等概念做了细致分析[6]。但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与“老”相关的诗学话语，则较少涉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天宝十载（751），39岁的杜甫在《敬赠郑谏议十韵》中称赞郑诗“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7]，宋代注家黄鹤理解为：“毫发无憾，谓字句斟酌；波澜老成，谓通篇结构，包大小而言。”[8]如果他的解释不错，那么杜甫这几句诗就涉及构思、声律、结构及完成度四个方面的评价。其中对结构的评价用了“老成”一词，望而可知是老到、成熟之义。这虽是就艺术表现效果而言，但与才能的成熟也有密切关系。《寄薛三郎中》云“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不就意味着老成首先是与作家晚境才能的成熟相应的概念吗？五年后他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诗中直接用“老”来称赞薛华写作的歌辞：“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处“老”所称道的“风格”并不同于当今文学理论所说的风格，而近于指称作品的整体风貌。参照“何刘”两句看，让人感觉“老”与其说意味着一种风格倾向，还不如说与完成度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老”显然是“老成”的省言，这从杜甫对庾信的评价可以得到印证——在早年的《春日忆李白》中，杜甫用“清新庾开府”来评价庾信，到晚年写作《戏为六绝句》时，却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意谓庾信的写作在晚年达到成熟的境地。说起来，杜甫诗中提到庾信共计八次，早年两次，晚年六次。就《咏怀古迹》其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来看，杜甫晚年提到庾信的六首，都与自己的遭遇相关。他从庾信晚年作品引发的精神共鸣不止是乡愁，更是贯穿于《哀江南赋》和《拟咏怀》二十七首中的那个深刻主题，即“对不幸的历史时代的整体性回顾”和“对这种时代里个人生命的落空的深切哀感”[9]。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朋友》中感叹“哀伤同庾信，述作愧陈琳”，以陈琳的幕僚经历和庾信的流寓生涯比拟自己相似的命运缩影。不过，相比这精神史的隔空对话，后人更为注意的是杜甫对庾信诗歌老境之美的关注和标举。“老”原是古代汉语中很古老的形容词，见于殷周甲骨卜辞已知56个形容词之中[10]。本义是年老，即《说文》所谓“七十曰老”。在先秦典籍中，除了由人老引申为事物的衰顿，如《老子》三十章“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外，语义基本稳定。它所以能由衰老之老衍生出后来若干正价的审美义项，是因为与“成”组成一个复合词“老成”。始见于《书·盘庚上》“汝无侮老成人”，又见于《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朱熹《诗集传》注：“老成人，旧臣也。”旧臣以年老而德高望重，故老成又被赋予一层伦理的内涵。《后汉书·和帝纪》李贤注：“老成，言老而有成德也。”老而有成德改变了老而衰亡的负面义涵，使老与意味着成熟和完成的正面义涵联系起来，为日后许多正价义项的演生奠定了基础。“老”进入诗文评的过程尚不清楚，我们知道唐初孙过庭《书谱》已有“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著名说法，传为李白所书的《题上阳台》又有“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之语，可见它是唐人常使用的批评术语。但其意涵则可信是从老成的义项发展出来的，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还明显保留着蜕化的雏形，只不过此处的“老”尚不具有评价性，仅指晚年而已，只有“成”才意味着达到更完熟的境地。对句“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具体指出庾信晚年作品所显示的雄健风格和挥洒自如的笔力，这两点已触及“老”作为美学概念的核心意涵，意味着成熟和圆满，成为炉火纯青的同义词。自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汪涌豪《范畴论》以降，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老”的美学意蕴加以开掘和深化，主要是在宋代文学的语境中展开[11]。同事杨子彦加以概念史的梳理，下延到纪昀“老而史”的文学思想[12]，使这一概念的衍生史愈益清楚。然而学者们都未深究杜甫诗歌创作和批评所起的奠基作用，以致未能从源头上厘清“老”的诗歌美学的由来。我在另一篇论文中已指出，以老为生命晚境的原始义涵，使“老”的审美知觉一开始就与文学写作的阶段性联系在一起。古典文论向来将文运比拟为自然运化，诗歌写作的历程在人们心目中也与生命周期一样，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像吴可《藏海诗话》所说的，“凡文章先华丽而后平淡，如四时之序，方春则华丽，夏则茂实，秋冬则收敛，若外枯中膏者是也。盖华丽茂实已在其中矣”[13]。这意谓着“老”首先与对生命晚境的一种肯定性评价相关。事实上，“老”所以能在杜甫的艺术感性中酝酿为一种美学趣味，乃至成为艺术观照和评价的标准，首先正是基于诗人对生命的独到体验。杜甫对生命衰老的意识，除了像《赠翰林张四学士垍》“此生任春草，垂老独飘萍”、《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垂老恶闻战鼓悲”那种常人共有的对自身的哀叹、对社会的悲观外，还表现出一种观照自然界和外物特有的积极情怀与乐观的审美态度。如《骢马行》云：“吾闻良骥老始成，此马数年人更惊。”《赠韦左丞丈济》云：“老骥思千里。”《赠陈二补阙》云：“天马老能行。”在他的笔下，老马绝不是怜悯和同情的对象，乃是堪寄重任的英雄。而老暮的植物也别有可爱的理由，《遣兴三首》其三云：“春苗九月交，颜色同日老。”《柟树为风雨所拔叹》云：“沧波老树性所爱。”《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云：“阶面青苔老更成。”这种独特的生命意识使他对人生晚境的描写，不同于萨义德（E.W.Said）所阐释的“晚期风格”——更强调“生命中最后的时期或晚期，身体的衰退，不健康的状况及其他因素的肇始”[14]，而接近于罗兰·巴特（R.Barthes）曾描述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意谓“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15]。杜甫晚年的写作因而发生日趋率意和放任的变化，他的生命体验以及相应的美学反思在短时期内得到集中的表达，由此给他的写作烙上最深刻的印迹。这种变化无法在诗学层面上解释清楚，必须放到美学的层面上加以思考。照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所说，蜕变是大作家必具的特征之一[16]。作为高棅《唐诗品汇》选定的唯一大家，杜甫的诗歌同样经历了若干次蜕变，甚至最重要的蜕变也正是从进入老境开始的。清代诗人张谦宜曾说，“诗要老成，却须以年纪涵养为洊次，必不得做作装点，似小儿之学老人”[17]。这意味着老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境界，乃是自然养成的，来不得模拟和追求。那么杜甫写作的老境始于何时呢？这很大程度上与他自己对老的体验相联系。杜甫对老的感觉似乎开始得较早。对早衰感觉的吟咏曾被我视为大历诗歌的普遍倾向之一[18]，现在看来杜甫诗中已开了先声。自称“百年多病”（《登高》）的杜甫，体格明显不是那么健硕，还不到四十岁写的《赠韦左丞丈济》已自称“衰容岂壮夫”[19]。在乾元元年（758）春所作《曲江二首》中，对生命极限的意识表明衰老的感觉已占据他生命体验的中心。但他对衰老真正深刻的体验还是在漂泊三年后的同谷时期开始清晰起来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垂老无成的迟暮感，孤独无伴的寂寥感，前程未卜的悽惶感，灰心任命的绝望感乃至“将老斯游最”的窃幸，无不表明他正经历一个心理上的更年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偶尔自称的“杜陵野老”，变成老夫、老农、老渔等，频繁出现在诗中，集中地显示出理想、自信和豪迈之气黯然销歇后自我意识的变化。不仅对自身境遇的体认有“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之异，并且生命意象的寄托也从“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变成“梁间燕雀休惊怕，未必抟空上九天”（《姜楚公画角鹰歌》），从“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变成“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杜甫从此真正进入那个“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的衰迈老诗人的角色。秦州之行正是杜甫对政治前途感到绝望、离开政治中心的开始，此后他甭说再没有政治上的机会，甚至也没有稳定的生计，“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只能走上投奔亲故、靠人接济的辛酸旅途。因此，即便在托庇于严武的照拂、闲居成都草堂的期间，他仍有“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柬院内诸公》）的长叹。宝应元年（762）送严武还朝，他曾表达“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执念，但随着战事结束后蜀中形势的翻覆、朝中故人的凋丧，归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长安时期，如果说对仕途的热切期待曾导致他对文学的人生价值不无漠视[20]，那么当他漂泊无依、颠沛旅途时，“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看法已有了改变，意识到文学不只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其实它也是对贫寒人生的一种特殊回报，所谓“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无意中成为后来“穷而后工”之说的蓝本。当然，随着对诗歌的浸润愈深，杜甫也愈加深切地感觉到，以文章名世其实并不比建立事功更容易，这或许是更为艰难的一条路。《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联表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确实对自己的创作及所达到的成就有所反思，并对已获得的当世之名是否值得信赖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怀疑。这相比《宾至》言外不无自负的“岂有文章惊海内”，不能不说是有了更冷静的自省。无论是不是这种警觉促使他对诗歌写作投入了更大的热情，事实表明从秦蜀行程开始，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异常旺盛的时期，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个蜕变的时期。前代论者早已注意到：“少陵诗，居成都以前者十之三，成都以后者十之七。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21]成都之后，杜甫写作的密度益倍于前，仅夔州两年间就写作了四百多首诗，占了全集的三分之一，足见秦蜀之行后是他不同寻常的一个创作阶段，在我看来也就是杜诗的老境。人生晚景虽然体力不如少壮之时，但精神上却进入成熟和睿智的境地。就心理层面而言，老境首先意味着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杜诗晚年之作，虽然也可以像申涵光评“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将适吴楚留别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两句所说的，“半生疏放，晚乃谨饬如是。饱更患难，遂得老成，方是豪杰归落处”[22]，着眼于从疏放到谨饬的性格变化；但更重要的还应该从社会、政治认识方面的成熟来考量。这在理论上不是个问题，所以我讨论“老”的论文并未就此展开，现在具体到杜甫这一个案，便有了认真对待的必要。上元二年（761）杜甫居成都时期，有一组以树木为题材的咏物之作《病柏》、《枯椶》、《病桔》、《枯楠》，它们的共同特点也是奇异之处在于都是枯病之身。前人的解说多拘于一时一地之事，没有看出其中包含的对社会问题和个人命运的深刻省思，涉及王朝没落、君主失德、民生凋敝和个人前途黯淡诸多重大主题。我认为这组咏树之作呈现了杜甫晚年思想上的若干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旨趣最深隐的一首是《病柏》，郭曾炘认为历来评论家中只有黄生独见其大，注意到此诗之感慨尤为深远：“国家当危亡之际，回溯承平，昔何其盛，今何其衰？纥干冻雀之叹，厓山块肉之悲，大命已倾，回天无已。忠臣志士至此，亦惟归咎于苍苍者而已。而其故实由于群邪用事，正士束手，患气之积，匪伊朝夕。”[23]此诗的重要，不光在于反思了动乱的因由，“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数句更隐喻了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唐王朝不可逆转的衰落命运，也就是后人注意到的，“借病柏以喻国家当多难之秋，遂难以任之天命也”[24]。联系到《咏怀二首》其一“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两句来看，《北征》结尾“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的昂扬信念，已悄然流失其坚定性。这绝不是偶然的颓丧，乃是越来越强烈的失望感的凝结。将《奉赠卢五丈参谋琚》“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与《病桔》的“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对读，再咀嚼一下《枯楠》中“绝意于功名，故无复霄汉之志”的绝望[25]，我们不难体会杜甫心理上正经历的从国计民生到个人命运的全面的幻灭感。如果说这些病树之咏或许是一种特定心境下观照的聚焦，带有强烈的情感指向，那么《观打鱼歌》、《又观打鱼》则表现出偶然情境中对事物的多样体会。前诗末云“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鬐，咫尺波涛永相失”，在饱餐之余突然意识到生物的命运；后者在热闹的捕鱼现场气氛中猛省“干戈格斗尚未已”，“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的可鄙，都大异于常时单纯的口腹之欲或捕获的快乐，而突然警觉生命和时世的另一面向。这正是老境对人情物理的体认愈益丰富和多向度的标志。杜诗由此呈现一种异于早年简单的人道主义或儒家思想的复杂的精神内涵。与这种精神层面的深刻化相反，杜甫的写作状态却一改往日的谨慎与自律，似乎进入一种率意自适的写作状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有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漫与”有的本子作“漫兴”，仇注云：“黄鹤本及赵次公注皆作'漫与’。《韵府群玉》引此诗，亦作'漫与’。王介甫诗'粉墨空多真漫与’，苏子瞻诗'袖手焚笔砚，清篇真漫与’，皆可相证。诸家因前题《漫兴九首》，遂并此亦作'漫兴’。按上联有'句’字，次联又用'兴’字，不宜叠见去声。”[26]翁方纲《石洲诗话》曾有专门的讨论，证成仇兆鳌这一说法。于是这两个字就不再是普通的异文，而变成关涉杜甫晚年写作态度的关键词了。仇兆鳌评《江上值水》诗云：“此一时拙于诗思而作也。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漫与和漫兴，尽管意义容有不同，但联系杜甫当时的写作状态来看，则只能得出一种解释，即随心率意。《至后》所谓“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所谓“道消诗发兴”，都无非是在说明自己诗歌写作的被动和无奈——饥驱奔陟中，在强烈的情感冲动驱使下，创作愈勤，书写愈工。然而，随着成都草堂落成，居处暂定而精神放松，一种任心率意的写作也同时到来。恰如《可惜》所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遣兴》、《漫兴》成为这一时期常见的题目。王嗣奭于《绝句漫兴九首》解题曰：“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漫成二首》、《漫成一首》解题曰：“二诗格调疏散，非经营结构而成，故云漫成。”[27]一组征求花木、生活用品的短诗，从标题即可推知其写作缘由，同样是漫兴、漫成的产品：《萧八明府实处觅桃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诣徐卿觅果载》。这组作品都是七绝，内容和性质都很像是向人索求生活物品的便条。比如向萧县令乞桃一首写道：“奉乞桃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而他之所以能这般撒娇似地泥人（仇注：柔言索物曰泥），一付倚老卖老的做派，想必是托福于正任彭州刺史的老友高适。他刚抵成都，高适就有诗见赠，同时有一位表弟王司马即刻来访，并馈赠营建草堂的费用。后来他又有《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诗云：“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江鹳巧当幽径浴，邻鸡还过短墙来。绣衣屡许携家酝，皂盖能忘折野梅。戏假霜威促山简，须成一醉习池回。”前人对此诗夙有不同看法。针对朱瀚“真率如话，而矩度谨严”的评价，仇兆鳌认为“邻鸡过墙，语近浅易；绣衣、皂盖，又近拙钝。恐非少陵匠意之作也。”[28]它其实也是泥人送酒的诗柬。这类率意的写作一方面拓展了作品的取材范围，更为深入日常生活，表现为无事无物不可入诗的开放性，比如《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阆州贤子余与主簿平章郑氏女子垂欲纳采郑氏伯父京书至女子已许他族亲事遂停》之记叙家庭琐事，《耳聋》“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之述说生理衰老现象，实开中唐韩孟、元白的先声；另一方面则突破诗型的固定格式，时时构作创体。比如绝句之体，夙以感兴为主，但杜甫《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却用以纪事，仇兆鳌因而点明：“诗以绝句记事，原委详明，此唐绝句中另闢手眼者。”[29]《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一篇，仇氏又指出：“此歌上下各五句，于五句中间隔一韵脚，则前后叶韵处，不见其错综矣。此另成一章法。”[30]由此看来，前人重视杜甫“老去诗篇浑漫与”的自白不是没有道理的，杜甫晚年的诸多成就固然源于此，诸多创变甚至诸多缺陷也莫不源于此。[1] 裴斐《杜诗之老》，原载《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6日，收入《裴斐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2] 详蒋寅《作为诗美概念的“老”》，《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3] 裴斐《杜诗之老》，《裴斐文集》第4卷，第241-242页。[4]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271页。[5] “应甚苦”原作“何太古”，今从仇校所据别本。[6] 张柽寿《杜甫诗论刍议》，《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202页；钱志熙《杜甫诗法论探微》，《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7] “思飘云物动”，“动”一作外，由对仗词性较之，以动为佳，今从别本。[8] 仇兆鳌《杜诗详注》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1页。[9] 吕正惠《诗圣杜甫》第六章“杜甫与庾信”， 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8页。[10] 参看余贞皎《甲骨卜辞所见形容词之考辨》，《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11]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汪涌豪《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畅《老成——宋人的审美追求之一》，《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第1期；吴建辉《从〈论学绳尺〉看南宋文论范畴——“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第3期。[12] 杨子彦《论“老”作为文论范畴的发生与发展》，《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后在新著《纪昀文学思想研究》第三章“老：纪昀的创作理论”又有发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148页。[13]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331页。[14] 萨义德《论晚期风格》，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页。[15] 参见欧阳江河《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页。[16] 参看余光中《大诗人的条件》，《余光中谈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17] 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一，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册第767页。[18] 详蒋寅《大历诗风》第四章“主题的取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8页。[19] 黄鹤系此诗于天宝七载（748），据萧涤非、张忠纲等《杜甫全集校注》考，应作于天宝九载（75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20] 天宝十一、二年间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四有“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的感喟。[21] 佚名《杜诗言志》例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23] 郭曾炘《读杜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27] 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