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出场】| 陈年:不期而遇

不期而遇
陈年作品
1
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中午时,小面馆的人挺多的,我虽然故意错开了吃饭的高峰时间,几张桌子还是坐着人。这个点留下来的食客都是喝酒谈心的,这些人会越聊越热络,越喝越高兴,一时半会儿根本走不了。不喜欢热闹,也不想对面坐一位陌生的食客。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听着你刺溜刺溜的吸面声,而且还是从一个女人嘴里发出来的,的确有些难为情。可吃面条这种食物是不可能做到无声无息的。除非你真的长了一张樱桃小嘴,只挑一根面细嚼慢咽。
我正打算离开时,漂亮的女老板招呼着,姐,来啦!你吃啥呀?坐嘛,坐。里边空位置很多的。拼一下桌子嘛。她的笑很好看,有几分孙俪的眉眼。她还有一对可爱的女儿,有时会在店里帮忙收碗筷擦桌子。小饭店为了节约成本,老板一家人会兼厨师服务员洗碗工数职。熟门熟客,我也不好意思再离开了。来,一碗刀削面,小碗的。不要加油。我说。女人冲着厨房喊,再加一小。我看一眼厨房的小窗口,白茫茫的烟气罩着,模糊一片。现在已经很少能吃到纯手工的刀削面,一位削面师傅的工资涨到了八千到一万,一般的小店根本请不起。很多小店都是买来加工好的机器面条。海海的一大碗,也就是吃一碗煮面条吧。刀削面精道弹牙的感觉早没有了,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罢了。
这家面馆为了保留自己的特色,花大价格买了削面机。和一大块面放在固定的位置,打开按钮,机器挥动铁臂,锋利的刀片准确砍在面上,一根长长的面条削下来。落在开水锅。没有人工削面热火朝天的场面,这种冷冰冰的机器让我想起外国的一种刑具。
面馆里提供免费的咸菜,一种是店里自己腌制的,圆白菜切丝加盐密封加盖发酵二天后,就可以吃到酸淋淋脆生生的小菜。山西人爱吃醋,小咸菜也喜欢吃酸酸的那种。另一种是买来的黑咸菜。加了太多的酱油,要命的咸,吃一根咸菜得半碗热面汤。
小店里有筷子消毒机,但会使用机器的人少,人们找不到出筷的小按钮,也没有耐心等着机器慢吞吞吐出筷子,总是用力地拍打着机器的盖子,拍着拍着机器就坏了,老板也再不换新的,把盖子取掉,食客们直接从格子里拿,当然也没有了消毒一说。
我扫了一眼小店,发现自己平时坐的角落坐着一位男人,他只要了一碗面,想来会快些。我决定过去和男人拼桌。夹了一小碟酸白菜,放在他的对面。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专注地吃着碗里的面,他要的一定是大碗面,那只碗巨大。估计一下他进食的速度,在我的面上来之前,他可能会吃完的。坐下来,才发现他的手里捏着一小酒瓶,扁瓶子,二两装那种。他手大,小酒瓶隐藏在他的手心里,我刚才没看到。有点后悔坐下来,这是一个酒客,会不会脾气不好。独自喝酒的人分为两类,高兴或是不高兴,我看不出他属于哪一类。
他的小咸菜碟里加了香菜,加了辣椒油,加了醋,看出来他很用心调伴了这碟小菜。用面条咸菜下酒的人,多半是穷人吧,出苦力的那种,没什么钱,可又馋那口酒。他握酒瓶的左手是灰色的,沾着泥浆,握筷子的那只手干净一些,可能刚刚在衣服上擦过。我的面端上来,素面,加了一筷子豆腐皮丝。我把绿油油的香菜加进去,把酸菜也加进去,热气蒸起来,冲了我的眼。酸酸的。男人大口面,小口酒吃得特别地香甜,声音也丰富,吸面声,喝酒声,咬咸菜声,打嗝声。在他的掩护下,我吃得大胆吃得放肆,吃面就要吃出动静吃出声响来。但他却一直没有正眼看一下对面陪他吃面的我。
我想和他讨一口酒喝呀,从嗓子眼滑到胃的热辣。呛出眼泪的辣。我还想为他添半份下酒菜,半份只要四块钱,有黄瓜有豆腐干有肉皮冻有芹菜丁还有几粒粉红的胖胖的花生豆。陌生人你不要小气,酒不够我去买。现在让我猜猜你的年龄,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我觉得都有可能。年轮是跳跃的,年与年之间只有一小步,你可能是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可能是六十岁的老者。
在这样冷的天气里出来干活,手头一定缺钱吧?你的父母呢?你的老婆呢?你的孩子呢?也许你还有二个绕在膝边的孙子外孙。你就是为这些人在拼命干活。你还有小秘密吧?私下藏一点私房钱,买一大塑料桶散白酒。
男人把面吃得干干净净,一点汤水一片葱花都没有剩下,他左手高高地举起瓶子,把最后一滴酒控入张大的嘴巴。我喊老板娘盛一碗滚烫的热面汤。
男人起身结账后,返身回来把那扁扁的小酒瓶用衣服的里子擦了擦,小心地揣在衣兜里走出小面馆的大门。明天他还可以用它装二两散酒出来。
他真是一个小气的男人,我以为他会把小酒瓶当作礼物送给我。那小瓶儿绿得像翡翠一样。
2
男人跪坐在步行街的人行道中央,他没有两腿,膝盖以下都没有了。他像一个固定的物标伫立在你必须经过的地方。对于一个日日可见的乞讨者,心里不由会升起一丝厌烦,可又佩服他的头脑,他选择的可是人来人往的黄金地段。
他从来不会伸手讨要,也不会纠缠路人,只是那么倔强地跪在你视线范围内。一个须眉重发的男人弯腰曲膝跪在面前,总会让人心里重重地坠一下。当然你可以选择视而不见,擦身而过。大家把一点零钱放在他的残腿上,或是递到他的手里。他点头表示感谢。没有听过他说话,有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一个哑巴。已经是残疾人了,再加上一项也没什么可惋惜的。
我曾在天桥头见过一位乞讨的老婆婆,穿着补缀过的衣服,上半身完全伏在地上,不停地给过往的行人磕头,花白的头发凌乱地飘在风中,当有人把一点零钱放入她的铁皮盒子里,她嘴里一直说着谢谢,谢谢。
同样是乞讨者,男人有点不守职业规则。他把投放硬币的铁皮盒子丢弃了,他乞讨只要纸钞,少于一块的不要。作为一种暗示,他手里总是拿着几张叠摞在一起的绿色的一元钞票,纸币撑得平平的,有时会夹有一张五元十元的大钞,他把那张大额面值的钱币放在表面炫耀。周围一些做小生意的商贩,无聊时会故意逗一逗他,假装去抢他手里的钱,这时他身手敏捷把钱抱在怀里。
他有一只人造革的手提皮箱,那是他一个人的沙发,在人群拥挤的街头,只有他才有这个特权。男人宽脸大眼短发直立,有狮子的特征,却没有狮子的威严。他坐在他的沙发上,脸上保留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说不出他的年龄,他年年都是老样子,时间似乎在他的身上停止不动了。上帝大概是要惩罚他吧,才把这种屈辱的生活无限地延长。
有时他也会站起来走上不远处的天桥,用他的大腿。他的下面用绳子绑着两块井下运煤的皮带。他走得很慢,扭着屁股,像一只肥鸭子。他手里提着手提箱,远远走过来的样子有些小老板风度,似乎是要进行一次远行。没有腿的他攀跃楼梯时是艰难的,斜着身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天桥的最高处,他用尽力气走上天桥是为了看看高处的风景吧,他一定想站在高处看看脚下的人群。平时他只能看到他们的脚。穿着皮鞋,布鞋,运动鞋的脚。
那天我在步行街的裁缝摊码裤边,本来坐在路中间的他忽然站起来,走到裁缝的桌子边,他扬起头和裁缝两口子说话,他的身材只比桌子高一点。裁缝问他,今天要到了多少?够一百了没?他笑着不说。裁缝便从他手里拿过钱来数,数完了装在自己口袋里。他两只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裁缝的口袋小声说,还给我。给我。原来他会说话。裁缝笑哈哈地把钱还给他,说一句,钱是个好东西,大小人都爱钱。不过你要钱有啥用呢?又不讨媳妇。
裁缝似乎知道一些他家里的情况,说他的腿年青时在小煤窑被石头砸断了,现在他和哥哥嫂嫂一起生活。如果他讨要不到钱,嫂嫂就给他脸色看。他很勤奋,天天早出晚归,他要努力挣很多钱。男人大概知道裁缝在讲他家里的事,走远一点,站在两个垃圾桶的旁边。从里面掏出一些广告纸,纸盒子什么的。这些都能卖钱。
有几个念佛的老婆婆,买一袋子蛋糕放在他身边,他吃一块,把袋子口扎紧。他是要把蛋糕拿回去给哥嫂的孩子吗?大人带着孩子逛街时,会把零钱给孩子让他去当一个有爱心的施舍者,小孩子把钱放在男人身边便跑开了,看得出来他们是害怕这个怪人的。有时我也会买一个饼子给他,我不给他钱,我不想便宜了那对兄嫂。他的一日三餐基本都在街上解决,步行街的行人随手送给他各种各样的吃食。很丰富,有时还有炸鸡块汉堡包可乐水。
一个坐轮椅的人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的眼睛一下亮起来。能坐得起轮椅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富人吧,他羡慕坐轮椅的人,两只车轱辘从路上滚过的声音太好听了。当然他的哥哥嫂嫂肯定不会买一辆轮椅给他,坐着轮椅乞讨的好像还没有。
下雪的时候他还是坐在那里,肩上落满了雪,不一会儿变成一个雪人。天冷街上行人稀少,影响了他的收入。他把一只捡来的矿泉水瓶扔到路中间,有其他拾荒者弯腰捡时,他手一挥,那只瓶子变戏法一样又回到了他手里。看着被戏弄的拾荒人他笑得特别开心。原来他在瓶子口系了一根线绳。隔一会儿,他又把瓶子扔到了路中间,笑眯眯地等着别人捡。看着他自娱自乐的小游戏我有些难过,他一定也想有一个陪他说话睡觉的女人。
天气极寒的那几天,他额外地得到了一顶棉帽,可能是哪位好心人送给他的。他把帽子戴一会儿,有人走过来时就机灵地把帽子藏在背后。他的两只耳朵冻成透明的紫红色,似乎轻轻碰一下就会掉地上。我觉得让他在如此恶劣的天气还出来讨钱,那对哥嫂太贪心了。转念一想,他也许是自愿的,并没有人监视他,他完全可以到商场里找个暖和的地方躲起来。
他偶尔也会偷懒,坐在那里打盹,头一点一点像一只磕头虫。但如果他手里的钞票被风吹走了,他马上会醒来,笨拙地移动着残肢去追赶那张逃走的绿钞。小钞有点淘气,停一停,飞一飞。他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追赶,他是不是回忆起了童年追赶一只麻雀。那时他还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人。
步行街一下子涌来了好几个乞讨人,他们身体有着这样那样的残疾,他们把恐怖的伤口暴露在外面,刺激着路人的良心。他们准备的行头也多,小木推车,音箱,耳麦,他们悲惨地唱歌,或者重复地播放佛曲。这些人的背后都是有组织者的,那些身体健全的人会把人们的同情心充分地利用起来。乞讨人的铁皮盒很快就满了。
男人落寞地跪坐在手提箱上,似乎在思考要不要买一个音箱,播放佛曲,这个他能学得来。好在那些人来得快走得快,像是一场巡回演出的结束。
作为一位职业的乞讨者,他一直留在步行街上。来来往往数不清的陌生人养活着他,他也给那些善人施展爱心的机会。人们离开这个城市很久,回来时发现很多东西都变了,只有步行街那个乞讨者没有离开,他还在老地方等着他们。等着从他们手里接过一点零钱。
他把那些候车的乘客一一打量过,便向一对说说笑笑的年青情侣走过来,姑娘,行行好,我今年82了,给我二块零钱,我坐车回一回南郊。女孩子似乎受了惊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身边的男孩子赶忙掏出二块钱递给老人。老人说着感谢话走开了。女孩子看着老人的背影说,他家里的孩子呢,怎么不管。可怜的。男孩子趁机把这个有爱心的女孩子搂在怀里。
老人离开这对小情侣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他的眼神犀利,像鹰。他果然没有失手,一个穿着体面的男人,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二块钱。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世界很小,我第一次见老者是在二十年前,那时我在煤矿上住,有一天上午我在家看电视,隐隐听到有人敲门,声音很小,我开门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门外,穿着干净的中山装,戴着眼镜,我问他找谁?他不说话。矿上的治安不好,爱人警告过我多次,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可我总是记不住。我打算关门时,他说话了,他说他想要点吃的,他不要钱,他在高山镇住,他几天没有吃饭了。看得出这些话憋在肚里很长时间了,他一直说不出口,可能看我是个女人才说了出来。女人在大多人眼里都是有同情心的。刚刚过了中秋节,冰箱里有不少的吃食,我拿了苹果、梨,还有几个月饼给他。他接了食物,眼睛里有亮亮的东西。他给我鞠了一躬转身下楼而去。
我大概有十多年没有见过讨饭的人了,我小时候经常能看到讨饭的人,我们叫讨吃子。手里拿着一根打狗棍,破衣烂衫站在大门外,嘴里说,大爷大娘行行好,帮助帮助哇!如果家里正在吃饭呢,母亲让哥哥拿半个窝头出去。不是饭口,母亲让我装半碗玉米面出去,倒在他的布口袋里,他说好心人阿,好心人啊。有时家里实在没有一点吃的,母亲亲自出去,一脸难为情地说,老乡,我家里也揭不开锅了。你多赶个门子吧。那人也不强要转身就走了。我对这些外乡人好奇心重,想知道他们晚上住在哪里?有一回我跟着一个女讨吃子走了很远。她在路边停下来,整理讨到的吃食,我大开眼界,里面不光有我吃不起的白面馒头,还有一小块肉。那个女人笑着让我跟她走吧。我吓得转身就跑,我母亲告诫过我,花子专拐小孩,还是小女孩。后来生活越来越好,只要有手有脚,就能挣到钱,那种上门乞讨的人没有了。街上倒有,那都是一些职业的乞丐了。老油子,有固定的地盘和乞讨的对象。他们还会坐着火车汽车,跨省跨地区移动作业。
中午爱人孩子回来,我和他们讲那个奇怪的男人,我后悔没有拿些包子给他,我昨天刚蒸了一笼肉包子。他们都批评我说,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也许他的身上带着刀。
那时我开着一家配件店,没有顾客时,我们几个人打扑克玩。开理发店的小张说,今天遇到一个上门乞讨的人,她给了两个一毛的硬币,那个倒霉人嫌少不要扔到地上了。男人骂骂咧咧的,还说要挽一根绳子在她家的门上吊死。他活得不好,索性大家都不好活。“你们说说,都落到讨饭的地步了还嫌给多给少,真是笑话。”听她描述的样子,有点像我前不久遇到的那个只要吃食的男人。又觉得不应该。他当时的口气那么坚决。我不要钱。
一年后那个男人又上门了,还是很礼貌的小声敲门,穿着干干净净,他这回说,他没办法了,要点钱看病买药。我猜想,他家里可能有人得了什么大病。一块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糖饼钱,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救命钱。我把钱拿给他,他说着谢谢。
几年后我搬家,搬到了四十里外的城里住。有一回和爱人在华林商厦附近的公交站遇到了自称是高山镇的那个男人,男人很熟练地向众人乞讨,我给他钱,并一直看着他,我很想揭穿他。又想想他也没有错,他只是说谎说习惯而已。爱人说,城里人多,他一天能要到不少钱。他比我们有钱多了。我故意迟了一会儿上公交,果然短短的十几分钟,他就讨要到了一大把钱。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地遇到他,遇到时他都有不同的讨要理由。
比起二十年前,现在的他真的老了,精瘦,弯腰驼背,眼镜还戴着,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他现在已经没有劳动能力了吧,讨一点生活费似乎合情合理。尊老爱幼是我们的美德。老者稍稍背过身,开始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数,都是一块钱的,没有一张大钞。他已经没有了职业道德,并不怕被那些刚刚施舍的人看到。可能是没有讨要到一定的数目,老者把厚厚的一把零钱装进口袋。转身向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走去,大爷我今年82了,你给我二块路费,我坐车回南郊呀。我没有路费了。他拍拍口袋,理直气壮,老人大概觉得全社会的人都欠他二块钱。
我记起了以前他要一块钱的路费,现在跟着公交一起涨价了。
4
中秋节前几天,堵车堵得特别厉害。坐公交回一趟御东需要一个半小时,有时两个小时。这点路平时四十分钟松松的。一些乘客们调侃说,这是因为节前赶着送礼的人太多才造成的拥堵。不过车的确是比以前多。
从公交公司出来,梅香春是第二站,我上去时车上已经满满都是人。我幸运的在前边横排找到一个座位。这个座位位置不好,我以前从来不坐,而是走到后大排,那里安静。
车继续往前开,每个站点都是人,车厢快挤爆了。在西花园又上来一群人,这些人手里都提着一袋稻花香牌的大米,想必是厂里发的过节福利。西花园有一个军工厂,现在改为民营了。人群中有一个男人和我打招呼。问,回呀?我看了一眼,好像不认识,不过我还是答应,哦,回呀。我经常也认错人,将错就错最好,两个人都不尴尬。
男人挤在人群中,一手抓着扶杆,一手提着大米。我座位的旁边有一点空隙,我说你把米放在这儿吧,提着怪累的。男人高兴地把米塞进去。我又看了看男人,戴眼镜,瘦瘦的,很普通的长相。我还是想不起他是谁。我更加肯定是他认错了人。
车厢里的人一直没有减少过,总是下车的少,上车的多。过了南环桥我到站,我在人群中找着那个男人,想告诉我要下车,他自己要照看着点东西。终于找到他,他被挤到后车厢,很远。他的眼神碰到我,我用唇语说,我要下车。他大声说,他也在月星站下。
我一下子想起来,我们住在一个小区,前两天,我们一起等过小区的接送车。知道是熟人,我的戒备心放下来,原来是邻居。下了车,两个人往东走,再拐到北边,那边有小区的接送车。从月星站到我们住的地方暂时没有通公交,居民进出很不方便。接送车不好等,我一般都是步行,大概要走20多分钟。男人竟然也没有等接送车,和我一起步行。男人很爱说话,讲得快时,有点结巴,但结得并不厉害。有的事情就是特别有意思,像这个男人结巴,还爱说话。我几乎不说话,只是在他说话的间隙,礼貌地答应几个字,哦,嗯,是。要不他一个人讲太尴尬了。
过了十月,北方的天越来越短,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以前路过那个没有完工的工地,我特别的紧张,工地的人员复杂,总害怕从里面忽然窜出几个拿着刀的人。为了避免麻烦,平时我连手提包都不带,有经验的人都说包包招贼。今天有了男人在身边,我过那段路时特别坦然。我有同伴,还是男伴。看起来这个男伴还很有力气。男人一路讲着他工作的厂子,军工厂,以前专为海军生产电机。那时进厂要市长批的条子,厂里的福利好,奖金也高,分房子,分大米白面。现在不行了,因为军工厂有一定的机密,一直没有倒闭,全靠国家的贷款撑着了。为了规避银行的坏账,他们厂已经改了三回的名字。也就是换了几身衣裳,人还是那个人。他说到这里笑了。我看一眼他手里的大米,厂里的效利一定不好,现在很少有单位发米面的福利,效利好的单位直接给工人发钱,发钱多方便,有了钱,人家想买什么买什么。
我问,能按时发工资不?
能,有时拖一、二月,但是还能发了。男人说话的语气一下子硬气起来,不给钱谁还给他白干活。我们厂里有本事有技术的都到南方挣大钱去了,私人的厂子聘请,一个月给一万多。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没走?又觉得是废话,他一定是普通工人,没有什么技术。男人说过了中秋节,也想到南边,他在那边有师兄,关系很铁。
两个人走路时间过得快,路似乎也变短了。没觉着已经进了小区,他把我送到了楼下。我们道个别,各回各家。后来只要我们在车上遇到,就一起走回来。整个冬天都是他陪我走路。
他还是爱说话。他讲厂里的师傅有二级矽肺病,厂里给了18万,可师傅还天天上班,每天喝六大缸子水,一条命全靠水养着。我问,师傅为啥不休息?这么严重的职业病。他说,你不知道,矽肺不能一下子停下工作,这就像那个毒品,天天吸着没事,冷不丁停下来,就要了命。他们车间里矽肺好几个,还有癌症也多。他的师弟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病,还没娶媳妇呢,爹妈为了看病,把新房都卖了。卖了也白卖,最后都是人财两空。他叹一口气,没办法,大家也就是给捐点钱。尽尽心。网上的那个水滴筹不错,捐了三十多万。
你戴防尘口罩吧?我关心地问。
戴!老师傅他们不戴,嫌戴着难受。憋气的慌。我师傅现在也不戴,我说他,他也不听。他说,该死面朝天,不该死又一天。口罩的质量不好,根本不是3M的,不过我还是天天戴。
我不知道“3M”的意思,大概是口罩的型号吧。
过了年,我休息了几天,下班回家时没有遇到那个男人。我想着他是不是出去打工了。春天了,天渐渐变长,我还是一个人走一个人回。不过不再害怕。有一天坐早班车,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人和我打招呼,我认出是那个年轻人。
有空位子,我坐在他的旁边,很奇怪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滔滔不绝地讲话。最近厂里还好?我主动问。男人声音低低的,我前段时间请了假,查出了矽肺,不过是七级,没有达到国家赔偿的要求。
我感觉到他有点遗憾。我不清楚达到几级矽肺时,国家会有赔偿。但我不敢问。
作者简介:陈年:女,山西大同人。自由职业,先后在《天涯》《山花》《作品》《芳草》《西湖》等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多篇小说被选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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