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天津散文杯征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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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天津 朱斌如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读艾青著名诗句，情不自禁想到我的两个故乡：出生地天津市武清东崔庄，成长地武清与宝坻交界处青龙湾河南岸东粮窝村。在我成长历程中都刻骨铭心。
落户青龙湾畔
1950年代初，在外教书的父亲与母亲离了婚，8岁的我判由母亲抚养。像两片浮萍，飘落到青龙湾堤脚下姥姥家。痛苦不堪的母亲躺了两天，拭去眼角泪水，爬起来去找村干部，要求落户。
当年，村里成立初级社，母亲报名入社。那时妇女常年下地干活还不多。母亲为了生计，在异样的目光和指指点点中，头罩旧毛巾，脚穿耐磨的实纳帮鞋，瘦削的肩上扛着和男社员一样的农具，跟在他们后面下田劳动了。没几天，男社员就佩服地说她“真柴”！柴，我们当地方言，意思是本没那么大力气却硬拼。其实在原来的家，土改后，地也是她种，只不过现在用母亲的话说“必须跟上趟”。母亲像只孤雁，紧盯前面雁群，奋力振翅。渐渐的，人们目光不再异样，也不再指指点点。
合作化如火如荼，两年后，成立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按劳分红。妇女们走出家门参加劳动，母亲不再孤独尴尬，成了这个雁阵的领头雁，带领众姐妹成长为一支生力军。母亲识字(曾做过教书先生的姥爷教的），休息时，她从衣兜掏出小本和铅笔头，把出工人记下来，没有名字的帮助取名，晚上给记工员送去。大家都亲热地叫她“二姑”，叫我外甥女。母亲在这个温暖的集体中，享受到人格平等，她的眼睛有了光。
两年后，姥姥去世。剩我们母女相依为命，但不孤独。每日上工前，出来早的姐妹先到我家，有说有笑。秋后场光地净，我家炕上两三姐妹纳鞋底，线绳拽得刺啦刺啦响。有的来找二姑给写家信，有的闹矛盾，媳妇生气回了娘家，也让二姑给接回来。母亲手巧又热心，给一条街的乡亲剪鞋样，裁衣服。老人让吊皮袄，青年要做制服棉裤，出嫁女必备的丝绸小棉袄……她都有求必应，每晚做到那盏煤油灯的油耗尽才休息。一个乡亲拿来男人棉鞋的帮和底，让母亲给反緔。反緔棉鞋很难做，一般都找鞋匠。我心疼母亲太累，撅起嘴，那人就拿走了。等母亲发现，让我去要回来。她对我说：“咱娘俩在这儿，乡亲们要是不好，连水都不给你喝！咱有什么帮别人的？不就两只手么！”
那时我哪里懂得，外来户、孤儿寡母，要在一个新的地方落脚谈何容易！母亲是带着感激之情去做的，除了天性善良热情，她在挖掘身体潜能，来维系我们安身立命之所。
初识人间况味
1958年大跃进，青龙湾堤以南，筐儿港堤（新中国为防青龙湾决口淹没军事设施而修建的防洪堤，起于村东南青龙湾河闸口）以北的土地全部改种水稻。从头年秋后开始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到这年插秧季节，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终于让广袤的土地变成棋盘一样泛着新绿的稻田。上级指示搞大协作，我村插秧完成快，要支援未完村。社里挑选几十名精兵强将，母亲在其中。等她几天后回来，腿都拉了胯，倒头便睡。我想给她洗那汗渍一圈叠一圈发硬的衣服，水缸没水了。我挑起母亲挑的水桶，提着瓦罐去挑水 。想先用瓦罐把水打上来，倒在桶里。可往井里一看，吓得我直往后退，那井深得眼晕！在井边站着，眼巴巴盼人来。终于有乡亲老远见我就走过来，二话没说打上两桶水。他说我挑不动，各倒出半桶，从井台给挑下来，把前后扁担钩往扁担上绕一下，送到我肩上，再给钩上水桶，看着我挑起来才离去。慢慢地我练会了上井台打水。
我和小伙伴玩时如果吵起来，她嘴一撇问：“哪庄的？你跑我们这儿来了！”我说不出一句话，垂下眼，赶紧走开。
母亲只要知道我和人吵架，劈手就打，边打边说：“你咋这不争气！”我不能躲，直到她住手为止。长大后我才理解母亲，她是哀娘俩命运不济，恨我不懂事。
街里有个大过道，村小学放假前各年级考试成绩在此张榜公布，全村人都来看，榜前里三层外三层。有人念第一名下面我的名字，问“谁家孩子？”就有人指我，还有人过来抚摸我的头，逗我：“我们村的第一全让你给争去了！”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母亲也特开心。
放假后上大学的小姨回来了，村里在外上中学、中专的学生就到我家来玩。夏日的夜晚，坐在院中听他们说国家大事、学校生活、看过的电影。我羡慕极了，仰望星空，腾起将来要像他们一样的愿望。听他们说李准的小说《芦花放白的时候》，才知还有和我一样的孩子，城里的父亲也不要他们娘俩了。不同的是，虚岁30的母亲不愿他人叫我“小带犊”，再苦再累也要把我拉扯大。我没受他那样的欺负，更加懂得母亲为我多不容易。
小小少年，尝到生活滋味。
一盆甲鱼汤
我考上了初中。上世纪60年代“唯成分”论， 我虽由母亲抚养，还是认定我随父亲家的地主成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不能升学。
村里成立夜校，党支部让我教初中班数学。教夜校是在晚上，白天照样在生产队劳动，可这是政治待遇！满怀感激和虔诚，我找出初一课本，认真备课，屋门作黑板，手指当粉笔，模仿我老师边讲边板书。
办夜校需汽灯和文具，大队没钱买。蹲点的公社副书记从水利部门给争取到加高青龙湾口门大坝工程，有一定报酬。春天里，当东方露出晨曦，夜校师生便大干起来。只听铁锹往车上、筐里装土的啪啪声，扁担被压的咯吱声，手推车往坝顶上推时推车人和拉车人一起吼出的号子声。太阳升起来，照得我们脸上的汗珠闪亮，清晨的劳动便结束。
回去吃早饭，再到生产队出工。几天后，去七八里外的大洼割草，返回时，我突觉嗓子有东西上涌，吐出一看是鲜血，边走边一口一口吐。回到家，母亲吓坏了，让我躺下不许动，出去借回20斤小麦给我调养。乡亲们纷纷来看望，说我累伤了。一天，街东头孔家三舅母小心地端着一瓦盆甲鱼汤来了，对母亲说：“她（指我）三舅从河里逮的，回来给收拾好，我给炖了。这东西大补，让外甥女连汤带肉都吃喽！”原来这甲鱼汤特意为我做的！三舅母慈眉善目，村里有名的热心肠，又懂点医。谁家小孩有食积，抱来她给扎；谁头疼脑热，她去给刮痧；现在又来关心我。先看气色，再把手背贴额头试热不热，最后亲切地拍我一下：“没事，养几天就好了。快趁热喝吧！”盆中的汤清亮亮的，一块块甲鱼肉层层叠叠，最厚层白嫩嫩像还未太煮熟的蛋清。“长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母亲和我不知说什么好。
一盆汤，一片心，催我往前奔！
一纸重千斤
1964年春天，公社派来工作组，进村就把我夜校教师撤了。是干部、乡亲介绍我的表现，才允许我重拿起了粉笔。
秋后，“四清”运动开始了。批判大队支书大会在村小学召开，六个生产队社员排队席地而坐。积极分子轮番上前揭发批判支书罪行，当说到“阶级路线不清，重用地富子女，让地富子女教夜校”时，我感到全村人的目光一齐向我射来。会后，连同学老远见我都赶紧绕道。头顶上像压着巨石，母亲鼓励我：“打起精神，该干活干活，该开会开会，让大家看你到底怎样！”渐渐的，人们不再躲着我。生产队晚上开会还让我记录。后来一位老雇农告诉母亲：“我跟工作队说，外甥女比贫下中农一点不差！”啊！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
母亲是妇女队长，也算四不清干部，在全队社员会上检查两次才过关。
运动到划阶级定成分阶段，工作队让母亲填表。母亲一看：“四类”分子登记表！她急了，不顾一切拿表去了工作队总部，往指导员桌上一放，说：“工作队让我填，我不敢不填。但是我要问，我跟他脱离关系10年了，这表我怎么填？他家的房子算我的，还是他家的地算我的？”指导员看表没说话。
母亲又拿出当年姥爷给她订婚的大帖，指着上面写的民国多少年说：“我不能先结婚后订婚吧？”大学毛主席著作热潮中，当教师的小姨给我们寄来好多毛著单行本，其中一本《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内有：贫农家子女与地主家子女结婚，年满三年，过同等生活，定为地主成分。未满三年，或未过同等生活，定为贫农成分。母亲得知这一政策，从箱底翻出大帖。姥姥家土改定为贫农。她又拿出她两届县人大代表的代表证、乡劳动模范奖状，“党不是现在才有政策，我要是“四类”分子，能给我这些荣誉吗？”指导员沉吟片刻，“这些先放这儿，我们研究研究通知你。”几天后，工作队要母亲去我出生地找党支部开证明，证明哪年结婚，过没过同等生活。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带着那大帖和干粮就出发了，要走28里路。看着她满面愁容背书包低头向远方走去，10年前的情景再现：麦收后一个早晨，天阴得快压着头顶，母亲领我走出大门，后面送出来的婶子大娘说道：这天挤眼就是雨，先别走了。一股凉风带着水腥气扑过来，我害怕地看着母亲，希望她说不走了。可她把身上背的蓝色大包袱使劲往上颠了颠，说了句：“不碍事，都回吧！”拉着我头也不回朝村口走去。出村不远雨就下起来了，白亮亮的雨点打在庄稼叶子上“啪啪”作响。幸好过来一辆大车，善良的车把式让我们上车。母亲从包袱拿出棉被把娘俩蒙上，一会棉被就湿透了。这是我对那个村庄无法忘却的记忆。离别10年今又去，结果会怎样呢？
傍晚，母亲回来了。我迫不及待从书包掏出那张盖着大红印章的证明，上写着母亲哪年结婚，村里哪年土改。从时间上算她结婚2年便土改了。接着写母亲婚后一直参加劳动，没过过同等生活。这就是我出生地党支部为离村10年的母亲出的证明！
母亲去开证明受到了那里乡亲们的热情招待。大队支书没让母亲吃自己带去的干粮，而是带母亲回家吃的专门为她包的饺子。还告诉母亲，大队有辆大车去离我家10里的供销社买东西，让母亲跟车走。这样母亲回来少步行近三分之二的里程。其实，他们3里之外就有供销社，是为了让母亲少走路才绕道去我家附近的供销社。送母亲上车时他问母亲：“娘俩在那行吗？不行，就回来吧！”母亲听了哽咽半天。支书还承诺给我们安排房子。这番话触发她身世之慨，百味齐涌。听了这番话拨动了我的心弦，最艰难时刻，出生地还有人关心我们命运。十年离别根未断，倍感亲近愈增悲！在特殊时期，支书不仅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为我们出具重于千斤的证明，他的人性光芒也温暖着两颗凄楚的心，我和母亲“相与感激皆涕零”！
母亲将证明交工作队。最后定母亲随娘家成分，我随母亲成分。
命运突转折
“四清”后，生产队让我当记工员兼出纳。党支部让我给国办老师代课，在农业中学教课。虽然还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根不正，可大队办广播，选我当广播员；村学校缺民办教师，又让我去学校当老师。
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第二年，趁五一学校放假，去看望小姨。她所在教研室正抓高考复习，见到我猛醒似的说：“你也应该考呀！今年你参加高考吧！”心跳加快，血往上涌，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啊！无奈我摇摇头：我不是老三届。“同等学力可以报考。”我有资格啦？眼睛噙满泪水。 没念过高中，考得上吗？小姨鼓励道：“考回试试，考上了，不光你，你们一家会有翻天覆地变化；考不上，不就5角报名费么！”心中的火种被点燃，哪管已有了两个孩子！
恰巧那天小姨朋友、也是从家乡走出去的大学教师来看她，听了小姨介绍，为我指点迷津：这么短时间，抓拿分科目，专攻政治、历史和地理。制订计划，争取每科复习两轮。语文数学凭基础。小姨给找来复习提纲。
回到家，气氛变得紧张而庄严，仿佛全家要完成一件神圣大事。放学后，孩子小手将门帘掀道缝往屋里看我而不打搅；母亲抖擞精神把所有家务都包下。我硬下心，两耳不闻窗外事，也“将军金甲夜不脱”。到报名时，去找老校长，还担心不是老三届他不同意呢，没想到他感慨地说：“机会难得，考去吧！”我的复习由“地下”转到地上，资料带到学校，抓空就看。办公桌上放着校长让我做题用的白纸，老师们说话压低声音。全校性活动或劳动，有老师帮我带班。就连我的学生，目光都满是支持。
考试日期到了，我激动地拿着准考证走进考场。不久分数公布，考上了！一次探望小姨之行竟改变了我的命运。不，是国家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命运！
乡亲们说，我能考上是书一直没丢。是啊，表面看是我拼搏了两个多月，实际是党支部和乡亲们帮我准备了十几年。
后来，全家进城定居。过去的难忘岁月，我和母亲频频回首。感谢我出生地的乡亲们，一直把我们牵挂， 在特殊时期为我们遮风挡雨。感谢我成长地的乡亲们，以博大胸怀接纳我们。这片热土，让母亲紧随时代脚步，觉醒、提高、成长，从悲剧中走出来，成为有作为的女性，彰显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给予我与他们自己子女同等的爱，滋润我心灵，使我孤寂的心始终维系向上向善。两个故乡为我打下阳光和善良的生命底色，激励我一生，使我自立自强成长为一名天津广播电台的文字工作者。
为此，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朱斌如，1947年生，天津市人，大本学历，退休职工。热爱文学。有散文、纪实文学习作在《中国老年报》《今晚报》《老年时报》《天津支部生活（天津老干部）》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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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 韵
编校：韩佩瑄
制作：陈彩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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