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出洋的“是非”

郭嵩焘是大清帝国首任出使西洋的钦差大臣，也是首任驻英、驻法公使，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外交家中堪称具有世界眼光。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了马嘉理，并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要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并开馆设使长驻英国。

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更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困难至极。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去向洋人“道歉”，本身就是一件屈辱使命，“道歉”后还要长住下来“做人质”，众人更唯恐避之不及。清廷为此反复遴选、大费周章，后来李鸿章推荐了郭嵩焘，说他“系正途之士，通外情，知洋务”，慈禧立即予以采纳。

郭嵩焘是饱学之士，太平军兴起时，他赞助曾国藩办团练，建立湘軍，人称“湘军财神”。击败太平军后，又致力洋务，对西方的器物制度有一定了解。后来他一直倾心西学，注意搜求研究，逐渐形成了关于洋务的卓越见解，成为洋务派要员。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重要人物恭亲王奕和文祥，都佩服郭嵩焘“洋务精透”。

清政府将派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文明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现在遣使出洋，在士大夫们的眼里，仍无异于屈辱求和，示弱于蛮邦，“天朝上国”的颜面何存？一时间朝野上下，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身心俱疲，意绪全无，他三次上奏朝廷，全力告病，求免出洋，但都未获准。无奈之下，郭嵩焘踏上了出洋的坎坷历程。

当时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将他的出使日记，抄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让人大跌了一把眼镜。时任翰林院编修的何金寿，直接弹劾郭嵩焘，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何的同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则干脆建议朝廷撤换使臣。官员李慈铭在日记里更是抨击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在朝野上下猛烈攻击下，《使西纪程》最终被毁板。

郭嵩焘在任英法公使期间遭遇更多的“非议”，副使刘锡鸿更是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告状信，全面列举了郭嵩焘在使馆的“十大罪状”。今天看来，这些“罪状”不但子虚乌有，而且显得十分可笑。比如“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穿洋服”，“令小妾学英语，败坏中国闺教”，“效洋人尚右”等，列举郭之“用夷变夏”的种种“罪行”。

郭嵩焘深陷“非议”之中，虽经李鸿章出手相助，但清政府还是决定将郭嵩焘撤回。1879年5月落寞的郭嵩焘乘船抵达故乡长沙。当时湖南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郭嵩焘的突然归来犹如火上浇油，大骂郭嵩焘“汉奸卖国贼”“勾通洋人”的标语揭帖贴满大街小巷。众多百姓在岸边对郭侮辱唾骂，阻止其船上岸。作为二品的当朝大员，他的船抵达故乡，当地七品的知县竟也不来拜见。读史至此，郭嵩焘的出洋际遇真是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