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步先二九、关于药性之悖论

二九、关于药性之悖论

提要 本文以温药性凉说、苦寒益气说、性升降逆说为例，对药性的悖论进行探讨，用分析的方法代替一般的评判，从正反两个方面领悟药性，阐发细辛可作凉用，苦参能益心体、通心脉，葛根能止“脾陷胃逆”的呕吐等见解，从而获得启示：药有定性，又不可拘泥，知常达变，活法在人。

中药的药性，包括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基本概念。药性的确定，是医家反复实践后临床经验的总结，也是潜心体察物性的结果。药性理论带有某种程度的抽象，譬如说“味”，它既是具体的“味”，又不完全是。说石膏味辛，是因为它能解肌的缘故，其实任凭我们用味觉来测试，石膏并无辛味，这种通过药效来厘定性味的例子并不鲜见。鉴于医家有各自的体验与悟性，加上时间、空间的不同，具体到某一味药物的性味与功用，认知难趋一致。一味温性药，有言大温，有言苦辛，甚至有言性凉者。亦有此言攻，彼言补；此言升，彼言降者，历代本草著作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状况。悖于常理者未必是糟粕，当思其实践基础之所在。不妨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照比勘，探求理致。清代医家傅学渊说过：“读古人书，须识其补偏救弊，一片苦心，互相抵触，即是互相阐发处。”（1）对于药性之悖论，当作如斯观。

（一）温药性凉说

明明是一味温性药，有的医家视之为凉药，不是大温、微温程度的差异，而是寒热两个截然相反的属性，殊觉不可思议。例如细辛，味辛性温，为温少阴经之要药，但华佗的弟子李当之则说其“小寒”，（2）李氏的这一判断从何而来，殊难揣测。细辛味大辛，张元素说它是“气厚于味”（2）者，此物辛香窜散，入口反有一种清凉之感。李时珍说它常用于治疗“口疮喉痹[插图]齿诸病”（2），而这些病证热性倾向居多，细辛可作凉用，说“小寒”，也就不为无见了。

证诸前人经验：如《太平圣惠方》治口臭秽及齿[插图]肿痛，系用细辛一味，煮取浓汁热漱，冷即吐之，其效甚佳。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之“兼金散”，擅治“蕴毒上攻”之口舌生疮，药用细辛、黄连等分为末，外搽患处。“赴筵散”主治略同。系以细辛、黄柏等分，为末外用。笔者尝用“赴筵散”，不仅外治有良效，若加入甘草一味作煎剂，对毒热上攻之口疮亦奏佳效。上述齿[插图]肿痛、口舌生疮均属热证，运用细辛可谓以热治热，其故安在？李时珍指出：“取其能散浮热，亦火郁则发之之义也。”（2）盖实热、实火非清非下不解，浮热、郁火非辛非温不散。郁火误用一派苦寒之品反而冰伏其邪。李当之说细辛“小寒”，也许是针对其能清“浮热”、“郁火”而言，若实热用细辛，殊失李氏之本意。细辛所适用之喉痹，为伤寒少阴之咽痛，其局部色泽淡红，服凉药痛势反剧者。亦有风痰热毒上攻之喉痹，过服寒凉，以致痹闭不开、病证缠绵者。其应用之指征，仍以“浮热”、“郁火”为着眼点。

冰片一味，唐代李珣谓其“苦、辛，温”，张元素称其性“热”，还有的称其“辛、苦，微寒”。（2）众说不一，令人扑朔迷离。朱丹溪谓：“龙脑属火，世知其寒而通利，然未达其热而轻浮飞越。”（2）明代王纶说：“世人误以为寒，不知其辛散之性似乎凉尔。诸香皆属阳，岂有香之至者而性反寒乎？”（2）李时珍进而分析道：“古方眼科、小儿科皆言龙脑辛凉，能入心经，故治目病、惊风方多用之……其说皆似是而实未当也。目病、惊病……皆火病也。火郁则发之，从治之法，辛主发散故尔。”（2）虽然性热，可作凉散用，从“性”与“用”两个方面着眼，也许是诸家认知不一的原因。说其性寒者，其用为凉而已。

历代医家运用冰片治疗中风邪闭、高热惊风、热病神昏、心痛诸症的方剂甚多，至于外用作散剂，治疗痈疡、目疾、喉痹诸症的方剂亦不胜枚举，究其要旨，以冰片极具辛散之性，长于散郁热、行经气、开痹闭的缘故。近代名医张锡纯曾制“急救回生丹”（朱砂、冰片、薄荷冰、粉甘草），“治霍乱吐泻转筋，诸般痧证暴病，头目眩晕，咽喉肿疼，赤痢腹疼，急性淋证”。立方之要义，在于解毒强心。张氏认为方中之冰片与薄荷，“同具发表之性，服之能作汗解，使内蕴之邪由汗透出”，且“皆性热用凉，无论症之因凉因热，投之咸宜也”。（3）盖此类证候，多系暑热夹秽浊之毒内郁，倘过服寒凉之品，反阻遏邪气外达之机，采性热用凉之品，方可逐邪热、开郁闭。惟朱砂有小毒，此方用量偏重，用之宜慎。张氏此方立意颇类“人丹”，人丹由薄荷脑、桂皮、冰片、丁香、草豆蔻、小茴香、胡椒、木香、干姜、孩儿茶、朱砂、甘草等组成，主治轻度中暑、晕船、晕车、胸闷、恶心、食积等症。一张具有“清凉祛暑、强心醒脑”（4）的名方，方中多为味辛性温之品，颇多启迪。祛暑用寒凉药意在泄热，用辛香走散之品意在散热。人丹用量甚小，是重在辛开而略其温热之性。此方既能开发郁结、达邪外出，并寓顾护体内阳气之深意。祛暑热用辛温药可谓“反用”，用之得当，温药则凉。

二）苦寒益气说

苦寒药一般列入清热泻火、清热燥湿、清热解毒之范畴，说苦寒药有补益作用，特别说它能益气，简直匪夷所思。千百年来，以甘为补，以温为补，几成定律，而苦寒之品易伐生气，焉有补益之功？偏偏不然，如苦参一味，《本经》既言其主“心腹结气，癥瘕结聚，黄疸，溺有余沥，逐水，除痈肿”，又言其能“补中”。《别录》则称其能“定志益精”。世人知其清热解毒、消坚破结、祛风止痒有殊功，补益之说，可否成立？

考《千金方》治“卒中恶心痛”（5），系用苦参一味，和醋煮服。或谓其用意在于祛邪，但能除心痛，亦可证其有通脉之功。不仅如此，苦参味苦能入心经，按照宋代寇宗奭的说法：“气坚则壮，故苦可以养气。”（2）其性寒能益阴，故朱丹溪说苦参“能峻补阴气”（2）。甘温益气是助心用，性寒益阴是益心体，益体可以助用，从这一角度来看，说苦参益气亦无不可。《素问·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王冰注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又曰：“藏府之原，有寒热温凉之主，取心者不必齐以热，取肾者不必齐以寒；但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道出了“寒亦益心”（6）之精义所在。苦参之寒能益心体，味苦可以通泄，故可益心通脉。心力不健用附子在于温阳强心，其实苦参之益体强心与附子之温阳强心并不矛盾，是从心脏本体与心脏功能两个方面作出的思考。现代实验研究证明，苦参含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等主要成分，苦参总碱可增加冠脉血流，拮抗垂体后叶素对冠脉的收缩作用。苦参制剂对多种实验性心律失常有抑制作用，可使心率减慢，房室传导时间延长。从现代临床引用苦参治疗心律失常来看，不仅从其清热解毒出发，治疗“邪毒犯心”之症，而涉及内伤杂病诸多证候。依笔者之见，盖取其益体、通脉、引经等综合作用。

黄连味苦性寒，是泻心火之要药。《日华子百草》说它还能“治五劳七伤”，并可“益气”。（2）从苦参性寒益心体推论，说黄连还有补益作用不为无据。但不宜多服久服，以犯《素问》“五味入胃，各归所喜……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之戒。黄连之苦泄亦能通心脉，所以宋代杨士瀛说“黄连能去心窍恶血”。（2）上述“补”与“通”的双重作用，可以上溯至汉唐医家的临床实践。张仲景《金匮要略》：“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泻心汤由大黄、黄连、黄芩三味组成。当此阳升气逆、血热妄行之际，用此方苦泄心经蕴热，寒以益阴和阳，平亢戾以止血，血止则心气不致散失。须知补气固可摄血，而止血亦可摄气。不知日华子黄连“益气”之说，是否从仲景此条而来？又《外台秘要》卷七载《古今录验》治疗心痛，径用一味黄连煎服。从药测证，当系火热作痛，黄连单用，其力甚专，殆取苦泄通脉之义。相信杨氏关于“黄连能去心窍恶血”这一大胆的推断，是受到先哲的启示，殊觉信而有征。我们应当从这些可贵的认识中汲取教益，拓宽对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心系疾病治疗的视野，在益气通脉、养营通脉、温阳通脉、化瘀通脉、通阳泄浊诸法外另辟蹊径。悖论也罢，焉知其非？

（三）性升降逆说

中药之性升者，一般具有升阳举陷、升阳解毒、散风透疹等功用，说性升者能降逆，近于荒诞。但未必尽然，试看葛根一味，它是豆科植物野葛或甘葛的根，“根升梢降”为药性之通识。且味甘、辛，性平，王好古说它“升也，阳也，阳明经行经的药也”。（2）但《本经》说它能治“呕吐”，甄权说它能“治天行上气呕逆”。（2）说明前人确实还将它作平降胃气的药来用的，而应用的范围包括热病和杂病的呕吐。

葛根治热病呕吐，孙兆“竹茹汤”（干葛、甘草、半夏、生姜、竹茹、大枣）可为例证。许叔微曾治一人，“病伤寒，得汗身凉，数日忽呕吐，药与饮食俱不下，医者皆进丁香、藿香、滑石等药，下咽即吐。予曰，此正汗后余热留胃脘，孙兆竹茹汤政相当尔”（7），药后其病即瘥。“汗后余热留胃脘”，阻碍升降之机，是呕吐之病源所在，葛根入阳明清解余热，热除则呕吐可止。葛根所治之杂病呕吐，以久呕不止，见症胃气上逆、脾气下陷者尤为适用。盖人之中气，左右回旋，脾升胃降，乃生理之常。若胃气久逆，清浊相混，升降乖违，势必导致脾气下陷，清气不升。此种病理，笔者以“脾陷胃逆”名之。若仅降胃逆，不升脾陷，升降岂易复于常态。此时用葛根，升清即所以降逆。葛根治呕吐的另一特殊用法，是取生根捣汁服。如《肘后方》用其治“干呕不息”。《别录》说生葛根汁性“大寒”。（2）进而可测知生葛根汁可以养胃阴、清胃热。“阳明阳土，得阴自安”，胃阴得养，胃气顺降下行，则干呕自平。上述三类证候，验证了葛根有性升用降的一面，李时珍说：“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2）物性之升降，岂可拘泥！用之得当，性升者亦降，性降者亦升。李氏此言深寓哲理。

柴胡味苦性平，《别录》说“微寒”。张元素说它“气味俱轻，阳也，升也，少阳经药，引胃气上升”。（2）李时珍说它能“治阳气下陷”。其性主升，殆无疑义。但近贤章次公则认为柴胡有“泄下”（8）作用，章氏曾治一人，“患肾囊水肿，日服逐水之剂，如硝黄，渐次退减，吾乃停止上药，令服柴胡二两（60克，笔者注），凡二日服之亦泻，但不如硝黄所泻之多而已”。（8）章氏尤主张在湿温“外有表邪，苔腻胸满”时用柴胡，“盖柴胡虽不能发汗，然而疏导少阳，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其人濈然汗出，若表证未罢，里热已结，柴胡更属妙品。用其通便祛浊，稳当无比”。（8）从《本经》说柴胡“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结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到甄权说柴胡能“下气消食”（2），再到章氏说柴胡能“泄下”，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家认知的深化，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一味具有升阳、疏肝、解热作用的柴胡，具有“升”与“降”的双重作用，舍其一面都是不全面。

结 语

以上对药性之悖论作了粗浅的讨论，举例言之，未尽全貌。约言之，药有定性，又没有定性。说它没有定性，是因为用药之法无定，也就是说“活法在人”，“变通在我”。可以用辛温药清热，用升散药降逆；也可以用苦寒药益气，用温补药滋阴；还可以用补益药攻邪，用泻下药补益等等。今天我们借助现代科研手段，不仅能弄清药物的寒热属性，而且能弄清所含的化学成分，并不断有新的发现，这当然有助于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但不能取代从中医理论体系出发，对中药的性能所作的发掘与研究。孙思邈、李时珍等古代医家的一个可贵之处，是原原本本地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任由后人研索，发掘其蕴藏深处的内涵。从这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获取灵感，启迪心智，寻找新的思路，求得新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