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记者生涯，我采访的那些大企业家们｜卢曦新书《时尚永不眠》
从进报社实习算起，我做媒体已经有15年了。我见过许多企业家，厉害的大企业家。
Name-dropping，指那些在社交场合不断提及名人，显得很有资源的人。请不要误会，我与大企业家们没有私交，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故事。
2014年夏天，我在海南博鳌专访了恒隆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启宗。那是一个房地产行业论坛，陈先生每年都参加，而我代表当时任职的媒体，约到了一个一对一专访的机会。
我们早早搭好摄像机等他，负责联络的同事一直在和远在香港的恒隆总部沟通，然而迟迟不见人影。直到午夜12点，采访团队三个人都犯起了困，几乎打算收队的时候，陈先生才从夜色中走来，进了会议室。
他身量不高，穿着朴素的白衬衫和深色西裤，戴一副多年不变的圆圆的眼镜。他的脸色颇有些不快，原来他刚得知让媒体等了好几个小时，认为这是安排上严重的失误。他不肯坐下，固执地摊开日程表，逐项和助理核对，非要找出是哪里出了问题不可。
坐定，我很快意识到面前坐着一个很棒的采访对象，他有好故事，而且愿意说。
财经媒体的采访，往往不太客气。我问他：“有人说在你们恒隆，大牌奢侈品有很好的位置和待遇，小品牌就要接受苛刻的条件，你觉得这公平吗？”
他也毫不客气地反问我：“人生公平吗？世界公平吗？如果你是一个小品牌，你就应该更加勤奋上进，而不是讨要什么公平不公平。”顿了一顿他稍微温和了一点，又说：“我长得矮，而我弟弟又高又帅，那我怎么办？我只有靠自己努力。”
我继续问：“你在上海的两家恒隆生意很好，而到上海之外的地方，为什么很难复制这种成功？”
他语气泰然：“你知道上海两家恒隆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吗？不要因为今天的风光，就忘记了昨天的眼泪。”他说每一家恒隆都是熬过来的，上海这两家，刚刚开出来的时候也是默默无闻。
我自然要找他聊奢侈品。让我意外的是，他说自己对买奢侈品没什么兴趣，身上穿戴的都是大众品牌，他喜欢的，是奢侈品这门生意。
他说，奢侈品生意一定有前途，为什么？因为人的天性——爱美、爱慕虚荣。
他说人性无可厚非，也是奢侈品这门生意的源动力。而什么时候中国奢侈品市场才算成熟起来呢？要等那些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医生们，成为买香奈儿的主流人群。具备高超专业技术的“金领”们富有起来，才是这个市场最理想的状态。
那次采访正值奢侈品市场低谷，在中国反腐冲击之后，不少奢侈品选择收缩、关店。然而陈启宗说，在那期间，4家最顶尖的奢侈品牌，都向恒隆广场提出扩大经营面积，有一家甚至想扩大到跨五层楼。他们关掉了不景气的店铺，同时在最好的店铺追加投资。
危机淘汰的是弱者，而强者不仅抗风险能力强，甚至还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几年过去，在今天的疫情之下，相似的景象再次上演。弱小的品牌裁员，强大的品牌涨价。
没有场面话，陈先生在一整天的会议和群访之后，午夜时分和我们聊足了一个小时，终究没有爽这个约。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我代表另一家媒体，专访了一位港商中的明星后辈，郑裕彤的孙子郑志刚，他背后是周大福和新世界集团。
那天我提前到了K11，郑志刚还没出现，办公区已经被一种紧绷的气氛笼罩，员工个个面色严肃，给我这个外人战战兢兢的印象。这个千亿帝国的80后继承人带着气场准点出现，走路快，说话快，回答问题几乎没有停顿。
当时，他的爷爷郑裕彤还在世，父亲郑家纯是整个商业帝国的掌门人，而他自己作为最被看好的接班人，一方面拼命做事，实践野心；另一面，他似乎十分留心着边界，话题集中于艺术，以及完全属于他的新作品K11，别的，不聊。
我问他：“将艺术融入购物中心”是不是国际上的潮流？他的激动让我颇感意外，他连声说：“这是真正的原创，国外从来就没有过。现在国内外都有模仿K11的购物中心，但他们学不到灵魂。”
他结交最顶尖的艺术家，出现在最好的媒体上，从不做那些为了流量失了身份的事。K11是他的掌上明珠，他要给她艺术，不着急索取商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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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记者生涯我采访最多的是奢侈品公司的老板，行业文化使然，他们在表达上非常克制。不过其中有这样一位，并不畏惧表达真实的自己。那是在2011年，我专访了Victor Luis，他一度担任Coach全球CEO。
那一次专访可以实现，回想起来可以说是时势造就的。在那前后，我任职的财经媒体为奢侈品专门开辟了一个版块。而Coach，这个野心勃勃的美国品牌刚刚回收了在中国的代理权，想要大展拳脚。
Victor Luis当时大概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营销传播的机会，才在自己的上海行程里挤入了那一次专访。
他给我留下了一个神采奕奕的印象，兴致勃勃的笑容一刻也没收起过。他热情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说到美国男人喜欢把钱包揣在裤兜里，而中国男人喜欢扔进背包，他甚至站起来，表演给我看。
打开店铺的大门，把灯光调得亮亮的。Victor Luis说，策略就是要迎合消费者需求，不端着。他说Coach在中国已经派出过市场调查团队，甚至约到人家家里，拉开衣柜观察，就是为了搞清楚中国人一整天是怎么度过的。
那是在9年前了，他以一种着迷的神情列举种种发现，他说：“中国人爱用现金，人民币面值比美元小，所以中国人喜欢长形，有拉链的钱包。”“中国有很多女性进入职场，不像日本，所以中国女人需要一款又能上班又方便带孩子的包。”
当时Coach在中国有一个调查，某个衡量品牌知名度的数据，大概只有6%。在接下来的几年里，Coach几乎是竭尽全力在提升这个数据，因为有了知晓度，才可能有销售额。Coach也一度成为中国各个年龄段女性的第一只“大牌包”。
那次专访，他看起来热情、快乐，我一时分不清是他真的聊得很愉快，还是一种略带表演性的礼貌。后来听到一些八卦，他是一个出生在葡萄牙某个小岛上的，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凭一己之力，在美国当上一家大公司的全球CEO，背后的意志力非常人可以想象。
后来，我还时不时在新闻里看到他的消息，给他发过邮件问问题，在纽约总部的他以和线下如出一辙的热情回复我。而在2019年，在成为Coach母公司Tapestry的CEO之后不久，他离开了这家公司，目前还没有下文。
美国上市公司的压力，我们也能略知一二，职业经理人的风光与挫折，行业里每天都在发生。我相信这个人凭借自己的毅力，一定会有不错的新选择，只是暂时没有上新闻罢了。
和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坐下来聊天，是一件幸运的事。他们的时间很宝贵，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分到一丁点儿。
几年前，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出现在我和其他几位记者面前，说要在中国开到1000家店，大家面面相觑，如今这已经成为了现实。
上海世博会那年，我在一家俏江南餐厅采访了张兰。她戴着一枚硕大戒指，我还记得形态是一只蜘蛛。她神态有些迷醉地跟我说，要做中餐奢侈品，在世博园里再现《韩熙载夜宴图》，那种奢靡啊。
见过许多人，听过各种真真假假的故事，而只有少数几个人会给我留下长久的印象。
我至今记得多年前采访过一个“失败者”，他往返于浙江和新疆，贩卖棉花。这是一门暴利生意，只是每一年都要垫付大量资金。他过着一种候鸟般的生活，在相隔几千里的两个城市，各娶了一个妻子，也都有了孩子。那一年，他陷入泥潭，背负了几千万巨债。在那个杭州的火锅店里，我惊讶于他胃口仍然很好。
我还记得多年前在瑞典斯得哥尔摩参加的一个媒体团，七个国家各来了一名记者。法国记者是五十多岁的大叔，葡萄牙记者已经是奶奶辈，超过60岁了。记者是可以做一辈子的职业，这触动了我。后来又听说，欧美年轻记者很想来中国，因为中国变化快，是新闻发生的地方，是普利策记者们眼里的富矿，这可能也是我热爱这份职业的原因。
很幸运，我的职业创造了采访企业家的机会，看似偶然的际遇，我相信背后有线索，有一种力量在推动这一切发生。企业家是一个值得敬佩的群体，他们摒弃安逸，选择如履薄冰，接受日复一日的煎熬，我深深为他们的故事而感动。
以上那些回忆，解释了我写《时尚永不眠》这本书的初衷，好故事值得被留下来。2019年夏天，我打开过去几年留存的文稿，从中筛选出我认为最好的。修改编辑和校对花了大半年时间，每一轮校对，几乎都会发现一些老故事有了新进展，这是一个不眠不休的行业。
今年4月，这本书正式出版，线上和线下，你能想到的那些主要渠道，都可以买到。其中包括媒体人@乌云装扮者 在北京三里屯开的书店@JetLag Books，你可以在那个漂亮的小书店买到这本书的签名版。
@JetLag Books
其实就像郑志刚特别在意K11的“原创性”，我也想告诉你，这本书里的故事，是我通过采访，从不为人知的角落挖出来的，是“田野调查”的结果，是独立思考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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