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直的语言揭示深刻的道理

宋代儒生为了达到他们通经致用的目的,对汉唐经学体系加以改造,以适应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他们主要采取两种办法来突破汉学的藩篱,以构建宋学:一是着重从义理的角度对五经重新阐释;一是在五经之外,创造性地构建了四书的新体系。所谓“四书”,就是《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再加上《论语》《孟子》两部书。宋儒认为,四书是研究五经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四书特别留意。据顾宏义先生考证,宋代就有四书类著作783部。其中,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奠定了四书的经典地位。元代延祐时,朝廷将《四书章句集注》勒为功令,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自此以后,四书成为士子的必读书,而四书学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明代的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就已经开始将四书单列一类。

到了民国时期,狂飙突进,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加上东邻日本因学习西方文化而崛起,迫使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变法图强,开启民智。而这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因之受到了外来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虽然这个冲击是前所未有,但是还有一些学者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为往圣而继绝学,保存国粹,延续文脉。四书学领域也是如此,有诸多著作出版,学术上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著名出版家沈知方约请蒋伯潜注解的一部《四书》读本,就是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部。

绍兴人沈知方在上海先后与人合作创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又一手创办世界书局、广智书局等,“其中茹苦含辛,垂成而败者不知凡几”,“无不立业于艰困之际,成功于奋勤之中”。(沈知方《四书新解·刊行序》)当时的社会背景,加上这份独特的生活经历,令他“回味《四书》中一二语,遂觉无不深中肯綮,可见圣贤救世之心,发为言论,垂训万古,非无故也”(沈知方《四书新解·刊行序》),因此,他请同乡王缁尘为他讲授《四书》,王缁尘“即理而求其证,即事而为之喻,理或深入,言则浅出”(沈知方《广解四书读本序》),沈知方遂将其中的《论语》部分先行出版。之后,又请胡行之校订《大学》部分、蔡丏因《中庸》部分、董文校订《论语》部分、朱剑芒和胡山源校订《孟子》部分,汇成《广解四书读本》,共5册,“以白话为解释,以近事为譬喻,深入浅出,如文以释,如理以解”,可以“活读之而活用之”。该书于1936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影响颇广,所以当年就一版再版。1938年,蒋伯潜因国难而避居沪上,沈知方又以请他修订此书。其时,“无故籍可资参考,仅就平时记忆所及,采汉宋诸家之说,绎述朱注,间亦为之补正”,又请蔡冠洛“为之校阅补苴”。(蒋伯潜《四书新解·蒋序》)因蒋氏用语体文撰写,故而称《语译广解四书读本》,于1941年由启明书局出版。而彼时,沈知方已下世两年了。

蒋伯潜注解的这部《语译广解四书读本》,共7册,其中《大学》《中庸》1册、《论语》2册、《孟子》3册、《分类四书》1册。此书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蓝本,注意吸收历代注释中可取之处,对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加以辨析,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用浅显直白的语言揭示出《四书》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深切于人伦日用。吕思勉为本书题字,认为本书“足为后学津梁,即曾经熟诵者,亦资印证”,准确地揭示了本书的学术特色和价值。

近几年来,颇有学者注意到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有几家出版社或重新整理,或影印出版,以满足学界和社会的需要。然而,已经出版的几种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足之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改以《四书新解》之名,用简体字出版,可以满足不同群体读者的需求。同时,删去了原书天头所附的《四书章句集注》和末尾的《分类四书》,并对原版错讹加以订正,可谓后出转精。

《四书新解》(全2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定价:78.00 元

古籍新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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