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陈氏藏书楼辨正

在枫桥的历史长河中，藏书楼无疑是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而枫桥陈氏的藏书楼，更是代代相传，独领风骚。

通常在提到藏书楼这个话题时，总是以《枫桥史志》为蓝本。《枫桥史志》特辟“藏书楼”章节，列举枫桥地域上十一个有名号的藏书楼，而陈氏竟占了七个，分别是：寄隐草堂、梯山书屋、日新楼、宝书楼、七樟庵藏书楼、畸园授经堂、东皋草堂。从藏书楼的角度来考量，那么陈氏文化代表的就是枫桥文化。

但是，笔者在通读宅埠陈氏宗谱后发现，先师陈炳荣先生对于陈氏藏书楼的概括和列举，并不十分准确和全面。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斗担撰文，以作辨正。

删去两个藏书楼：寄隐草堂、梯山书屋

先师陈炳荣先生爱乡爱族，故将寄隐草堂、梯山书屋列为枫桥藏书楼之首。此心此情不难理解。但是严格地说，寄隐草堂与梯山书屋不是藏书楼，只能说是陈氏家族的读书楼。理由是：

一、宗谱《宅坊居址营建》列举了陈氏藏书楼，但寄隐草堂与梯山书屋仅仅属于“居址”，而不属于藏书楼。宗谱是这样记载的：“【寄隐】迁一公所建家居，有《感怀诗》三首，附《南迁事实》后。”“【梯山草堂】端三公、端五公分居，各得屋四十二间。端三公题其所居曰“梯山草堂”。想端五公仍其旧也。”这里明白无误地记载着，“寄隐”是迁一公陈寿的居址，“梯山草堂”是端三公陈北辰的居址，两则文字里只字未提藏书之事。

二、将“寄隐”说成“寄隐草堂”，始于陈遹声《诰封奉政大夫候选同知陈步云墓志铭》，文载：“余于壬戌之冬归里，过宅步，求所谓寄隐草堂元冈府君种桃之处，则埋没于蔓烟荒草而不可复得。”这里的“种桃之处”可以理解为著书讲学之地，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藏书楼。“梯山”是端三公陈北辰的号，他自题所居之屋为“梯山草堂”，而不是“梯山书屋”。三、遥想始迁祖陈寿扈跸南渡，宅埠于枫桥，虽晚年著书讲学，但在风雨飘摇的时局，陈寿的“寄隐”成为藏书楼的可能性也不大。

四、《枫桥史志》对于这两处藏书楼的藏书情况也未有提及，那是因为宗谱中查无相关资料，所以将它们列为藏书楼也显得牵强。

保留三个藏书楼：日新楼、宝书楼、七樟庵

这三个藏书楼是名副其实的，见于宗谱的《宅坊居址营建》，原文是：

“【日新楼】礼十九公所建，藏古今书籍及先世遗文，日游衍其中。”

“【宝书楼】秩七公晚年家益裕而好学，益力葺宝书楼，日栖止其中，太常少卿吕升有记。”

“七樟庵”没有专门记载，但在“授经堂”中有提及：“（陈遹声）其先世当时万历时有官左布政使者，聚书数万卷，构七章庵庋藏其中，当时宿学皆借书其家，为之点勘。”

日新楼，陈玭藏书之楼，建于元末明初。“藏书积万卷。”（1993年版《诸暨县志》第777页）。陈玭（1332－1409），字季玉，别号慕椿。陈策第四子，陈洪绶九世祖。宗谱《慕椿先生传》载：“父稽山书院山长，讳策，字汉臣。母胡氏生六子，策居四。自幼明敏，日诵千言，稍长，缵承家业，鸡鸣辄起，独得父兄之传，博极群书，必精研其理，为文每有惊人句，进士胡一中辈咸器之，以为文字交……晚年作日新楼，藏古今书籍及先世遗文，日游衍其中，手不释卷。”著有《慕椿稿》四卷。

宝书楼，陈奫藏书之楼，建于明永乐年间。“楼藏宋元椠本旧钞。”（1993年版《诸暨县志》第777页）。陈奫（1372－1423），字叔坚，又字太和，号养源。陈玭第四子，陈洪绶八世祖。陈奫是枫桥耕读传家的典范，宗谱《养源公传》载：“东阪田高常无水，公相势于王舍桥（即王沙桥），筑大小二堰，引流灌溉，乡人沐其泽者不少。晚年家益饶，与季兄左图右史，幅巾藜扶，消遥林泉老焉。”

七樟庵，陈性学藏书之楼，建于明万历年间。陈性学（1546－1613），字所养，号还冲。陈洪绶祖父，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贵州道监察御史、陕西左布政使等职。陈洪绶有《七樟庵帙书诗》曰：“竹坞蕉园葺敝庐，笔床缃帙具存余。大夫薄俸留田宅，先圣遗风在史书。已悔从前虚岁月，未知已后惜诸居。梦回酒醒常深计，未得幡然一叹嘘。”宗谱《宅坊居址营建》载：“康熙初，所居庐毁于火，而七章庵之书多亡。”

新增三个藏书楼：东野草堂、阳明书屋、集翠楼

这三个藏书楼在宗谱《宅坊居址营建》中记载得明白无误，但一直未被发现。

东野草堂，陈（金闰）英藏书之楼，建于明代。陈（金闰）英，贞六，字廷美，号东野，生卒不详。秩七公陈奫之孙，维六公陈斋长子，陈洪绶六世祖（陈翰英兄）。威宁伯王公钺为赋，其中写到：“汗牛富贵书千卷，刍狗功名纸半张。”虽只有千卷藏书，却是名副其实的藏书楼兼读书楼。宗谱载：“后贞六公之玄孙于草堂之西建屋而居，即今之祠堂左首高地也，后撤屋为坟。”由此可知东野草堂位于萃涣堂左首。

（图片源于网络）

阳明书屋，陈元功藏书之楼。建于明嘉靖年间。陈元功，寅五十七，字应武，一字康伯，号柏轩。陈翰英第四子，陈洪绶五世祖。善诗文，太学生，淹贯经史，累试不第，后应例授德府典膳所典膳正（未就职）。《光绪诸暨县志》载：“学问淹贯，《四部》书皆手自谕跋。筑东皋草堂，庋收数万卷，环堵种梅花数百树，坐卧丹铅，朱墨烂然……以著述终其世，著有《体古录》《进修录》《柏轩集》《东皋日草》。”这里出现的两个“东皋”，系传抄中的错误，实际是“东泉”。查阅光绪戊子谱（修纂于1888年，早于《光绪诸暨县志》），《迪功郎德府典膳所典膳正柏轩陈公暨配骆氏孺人墓志铭》一文中均写作“东泉”。但将陈元功的藏书楼称作“东泉草堂”也是不准确，实际应该是“阳明书屋”。《墓志铭》载：“构屋于旧第之前，题曰阳明书屋，题堂寢曰荣庆，左翼舸楼，右转枥阁，苟完苟美。置庄于东泉，结庐于别墅。读书万卷，种梅千树，坐卧其中，随意翻阅，怡然自得。”由此可知，阳明书屋是藏书楼兼读书楼，也称作舸楼，而筑于东泉的庄园则是陈元功的别墅。宗谱《坊表居址营建》详载“阳明书屋”，未见“东皋（泉）草堂”。陈元功作有《题舸楼诗》，寅七公（陈元昭）、寅二十三（陈元用）、寅五十一（陈文卿）均作有《赠舸楼诗》，其中陈元昭《赠舸楼诗》曰：“（泌）湖南新建读书楼，曲涧方塘景趣幽。月落帘栊天宇净，风来几席雾光收。千金词赋凌司马，万轴牙签重鄴侯。自古硕才终远到，勋名何必问分伊周。”由此可知，阳明书屋的藏书量在万卷以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阳明书屋”还补载：“后鼎百四公更阳明书屋于忠勤堂之东。”百四公即陈鹤鸣，系陈元功之孙、陈性学之父。陈鹤鸣将祖父的阳明书屋作过一次搬迁。由此可以推知，阳明书屋其实是“七樟庵”藏书楼的前身。

 集翠楼，陈于京藏书之楼，建于明崇祯年间。陈于京，钶百二十四，字宗甫，号印怀，太学生，陈元功四世孙，陈洪绶从叔（陈于朝从兄）。宗谱《坊宅居址营建》载：“【集翠楼】钶百二十四于京公建，为读书之所。”虽是读书之楼，却是名副其实的藏书之楼，且具相当规模。《太学生印怀公传》载：“晚家益起，益自弢缉，布衣革屦迤逦市上，非稔识者不知其为素封也。游成均归，绝意仕进，建集翠楼，贮书其中，随遇随购，不吝厚值。有秘不肯售及名山业未经梓锲者，乞假手录，不辍宵旦寒暑，即卷帙浩繁亦刻日而竣。法书名画数不可计，方之邺侯（李泌，唐代藏书家）、赞皇（李德裕，唐代藏书家）、宣献（宋绶，北宋藏书家）、南宫（米芾，南宋书画家）之秘笈瑯函，不是过也。”将陈于京的藏书，与唐代的李泌、李德裕，宋代的宋绶、米芾相提并论，足见其藏书之富，也印证了陈于京贮书的“随遇随购，不吝厚值”。

将一个藏书楼变成两个藏书楼：授经堂、带山草堂

现有方志均将“授经堂”视作陈遹声的藏书楼，这是不准确的。授经堂其实是陈烈新的藏书楼，而坐落在畸园的带山草堂才是陈遹声的藏书楼。当然，因为陈烈新与陈遹声是父子关系，授经堂的贮书确实凝聚着父子的心血，但作为藏书楼，自当分作两处讲，故笔者将其一拆为二。

授经堂，陈烈新藏书之楼，建于清咸同年间。陈烈新，洽千百五十一，原讳福畴，字志全，号莼斋，又号玉春。陈殿荣长子，陈殿振继子。增贡生，勅授修职郎，历署嘉兴县长兴县训导，镇海县教谕。同治十二年（1873），陈烈新引疾归里。居乡期间，陈烈新修复见大亭，并在宅西建授经堂藏书楼（即五柳居），贮书逾三万卷。说授经堂是陈烈新的藏书楼，有以下几个依据：

天津徐世昌《诰封荣禄大夫头品顶载二品衔四川川东兵备道重庆关监督陈莼斋先生墓表》载：“先生好学而嗜古，尤喜聚书，百方购索，久而弥勤，或贬损衣食，以重贾求善本，所得既多，悉藏于先世所筑授经堂，而课子其中，即蓉曙童子时读书处也。蓉曙官翰林，以淹雅见称僚友，其学盖一本于先生。吾友武强贺松坡涛为蓉曙撰《授经堂记》，称美其家学，而侈言藏书之盛。”也就是说，授经堂的历史可推溯到陈烈新先祖，而陈遹声童子时，陈烈新的授经堂已颇具规模。枫桥进士骆文蔚曾为陈烈新之父陈殿荣作《诰授奉直大夫知州衔陈太亲翁继桓先生六旬寿序》，序中提到：“于宅旁拓地筑室，右对紫阳故宫，左望铁崖旧址，消遥其间。又临池构数楹，置卷轴，延师课儿孙读，文士往过之，折节相下，坐论忘形。”陈殿荣于宅旁所筑之室便是敦厚堂，其临池构数楹便是五柳居，此五柳居也叫授经堂。咸丰辛酉，太平军毁坏陈氏庐舍，后陈烈新又重建五柳居。五柳居共五间房子，三间朝东，两间朝南。

经学大师俞樾《诰封荣禄大夫镇海县学教谕陈君莼斋墓志铭》载：“（同治）十二年，子遹声举于乡，君即引疾归。……君历任余俸，悉以购书。宋元椠本，往往存焉。于宅西建授经堂，藏所得书。后遹声成进士，官翰林，每至厂肆，遇有精椠旧钞，必购以奉君。君手为雠校，详告以版本之良楛、诸家之源流，以是为颐老之娱。于是陈氏藏书又富，虽不能复七樟庵之旧，然已逾三万卷矣。”陈烈新的俸禄基本用于购书，他的藏书多宋元刻本，他在住宅的西面建造了一个授经堂，所有书籍均藏在授经堂。陈遹声考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为官，常到北京琉璃厂求购古籍善本，然后送给父亲。陈烈新晚年以读书藏书为乐，且对版本颇有研究。陈烈新的藏书越来越丰富，虽不能恢复七樟庵的旧貌，但授经堂内的藏书已超过三万卷。

陈遹声友人贺涛撰写的《畸园授经堂》载：“当明万历时，有官左布政使者聚书数万卷，构七樟庵庋藏其中，当时宿学皆借书其家，为之点勘。其孙章侯，国初隐于禅，世称老莲先生，著有《宝纶堂诗文集》。康熙初，所居庐毁于火，而七樟庵之书多亡。蓉曙之父（陈烈新）购辑残书，终得数千卷，筑授经堂，冀复旧藏，遂绘《授经图》，课子于堂，征时贤题咏，士林盛传其事……”这是对畸园授经堂历史的回顾，里面有一个关键信息：授经堂是七樟庵的延续。七樟庵是陈洪绶祖父陈性学的藏书楼，康熙初年，七樟庵藏书楼被大火烧毁，藏书大多散佚，居住在七樟庵附近的陈烈新，购买并收集七樟庵的残书，得到书籍数千卷。宗谱《坊宅居址营建》中亦有载：“康熙初，所居庐（即七樟庵）毁于火，而七章庵之书多亡，蓉曙之父购辑残书，才得数千卷，筑授经堂，冀复旧藏，遂绘《授经图》，课子于堂，征时贤题咏，士林盛传其事。”文中提到的时贤题咏，附在宗谱中，计有俞樾题诗四首，骆文蔚题长诗一首，薛时雨、余小坡题诗各两首，陈寿祺题诗一首。

带山草堂，陈遹声藏书之楼，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陈遹声，森千三百，乡榜名濬，字骏公，号蓉曙，晚号畸园老人，陈烈新次子。优贡生，同治癸酉科举人，丙戌科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四川川东兵备道节制川东巡防各军、重庆关监督、政务处总办、财政处提调、税务处第三股总办、署江苏松江府知府。钦加二品衔，赏头品顶戴，军机处记名以布政使用。主纂《国朝三修诸暨县志》，著有《玉溪生诗类编》《历朝题画丛录》《畸庐稗说》《鉴藏要略》《江左三家沧桑诗词选》《写定诗文稿》，以及宋、元、明《遗民诗选》等。

带山草堂的另一个名字叫畸园，但作为藏书楼，当称“带山草堂”较为贴切。陈遹声于1906年底移家至新落成的畸园，头等大事便是藏书的搬迁。陈遹声在《移家诗五十首》中的诗句，如“仆荷琴书共一肩”、“儿堆图籍充牛栋”、“斩新插架有奇书”、“瓶眉缸面俱诗料”，呈现的就是当时搬书的场面。这一年陈遹声61岁。陈遹声寿75年，在他人生的最后14年里，除了固守父亲遗留的藏书，既有适量的购置添加，也有“书以家贫多入质”（变卖）的减损，因此，其藏书量仍维持在三万余卷，而非《枫桥史志》所谓的三十万卷。但这个藏书量，已达到陈氏藏书和枫桥藏书的顶峰。

带山草堂是陈遹声藏书楼的统称，实际上其藏书并不局限于一室一楼。“授经堂”一名仍继续使用，因陈遹声父亲画有《松鹤授经图》而得名。“墨会楼”也是藏书楼，《带山草堂》诗曰：“宅对瑛山麓，书藏墨会楼。蝇㬆争正闰，蚌鹬有春秋。野史聊存统，斯文未易留。共和年七纪，是否特书周。”“十莲室”是陈洪绶作品收藏陈列室，《移家诗》曰：“独树枯枝遗墨在（余藏有老莲《独树枯枝图》），十莲净室瓣香留（余得老莲手写诗稿及书画十种，因筑十莲室以贮之，供老莲像于中）。”“拜王揖杨楼”也是书楼，作为王冕、杨维桢作品的陈列收藏之所。“潜庐”也是陈遹声的书室，在畸园之前就已经使用。此外还有学苏斋、郄斋、玲珑山馆、补离骚馆、紫石山房、听雪舫等等，这些居室均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是陈遹声藏书楼的附属或配套。

综合以上，陈氏古代藏书楼共有八个。按照时间先后排列，依次是：

陈氏第七世：日新楼（陈玭），陈洪绶九世祖。

陈氏第八世：宝书楼（陈奫），陈洪绶八世祖。

陈氏第十世：东野草堂（陈金闰英），陈洪绶六世祖（陈翰英）。

陈氏第十一世：阳明书屋（陈元功），陈洪绶五世祖。

陈氏第十四世：七樟庵（陈性学），陈洪绶祖父。

陈氏第十五世：集翠楼（陈于京），陈洪绶从叔。

陈氏第二十一世：授经堂（陈烈新）

陈氏第二十二世：带山草堂（陈遹声）

有一个现象十分明显：陈氏藏书代代相传，是家族的优良传统，是书香门第的一大特征。前六个藏书楼，全部集中在陈洪绶家族，宗谱上这个房族叫“福八房礼十九房秩七房廉十二房”。如果再加上第一世陈寿的“寄隐草堂”，第五世陈北辰的“梯山草堂”，第六世陈策的“惜阴书屋”，则陈氏家族的藏书读书之风一脉相承，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