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最大权力来源？|笔记
本文为《权力的转移》读书笔记：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的最大权力来源，正在从“暴力”、“财富”转向“知识”。
权力转移的时代
本书讨论的是21世纪起始时期权力的演变。
我们会谈到暴力、财富、知识和它们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会探索如何在变革的世界开辟权力的新途径。提到权力，往往因为人们不能善用它而给人不好的感觉，但权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它是所有人类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权力深深影响着我们生活或工作中的每件事情，包括两性关系、做哪种工作、开哪种车、看哪类电视节目、追求哪种希望，其影响之广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可以这么说，人类就是权力的产物。
在我们的生活中，权力是人类最不了解却最重要的一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如此，因为我们正处于“权力转移的时代”的破晓时刻，将世界拴在一起的权力结构正在解体，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新型权力结构正在形成。这种变革过程正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展开。在办公室、超市、银行、公司、教堂、医院、学校和家庭里，旧的权力模式已经瓦解，新的权力模式正在诞生。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到罗马，到处都处于骚动和不安之中，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与日俱增。
在商界，我们看到大型商业帝国轰然崩塌后重组，总裁被弃如敝屣，很多员工也遭受同样的命运。高层也许可以拿到“黄金降落伞”，也就是很高的离职补偿金或遣散费，虽然能缓解降落时的震荡，而以前掌握权力时的“附加价值”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譬如公司的飞机、轿车、豪华高尔夫度假村、高级主管会议等，当然最遗憾的是失去了支配权力过程中的内心快感。
这种权力的转移不仅发生在企业的最高权力阶层，办公室主管和工厂领班也都感受得到，因为工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地顺从，他们开始提出各种问题并要求答案。同样的情形甚至还发生在军官指挥部队、警署领导警察、教师教导学生中。
在商界，旧式权威不断瓦解，全球权力结构也在解体。“二战”结束后，两个大国主导了世界权力格局。双方各有同盟国、卫星国和支持者，它们以导弹对导弹、坦克对坦克、间谍对间谍的方式来制衡对方。
当然，今天这一平衡已经被打破。结果，世界体系逐渐出现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吸权机”。东欧各国和人民纷纷加入新的（其实是旧的）联盟或对峙。权力移转得非常快，各国领袖身不由己地“被各种事件裹挟着”，无力建立新秩序。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撼动人类各层权力体系的力量在未来几年内会变得更强大、分布得更广泛。在权力关系重组之后，会产生人类历史上一个最罕见的现象，即权力本质的大变革。“权力的转移”不仅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是权力的再塑。
自由、秩序与机会
托夫勒讲述了权力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它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
在过去一代人的几十年里，有数百万文字评述技术、社会、生态和文化领域的剧变，但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尝试分析权力性质本身的转变，而这是上述许多变化的驱动力量。
我们看到，从企业到政府再到全球事务的每一个生活层面上，权力都正在转移。权力属于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它与宇宙的本质有关。
300年来，西方科学将世界视为一台巨大的时钟或机器，其中可知的原因产生可预测的结果。这是一种决定论，完全有序的宇宙一旦启动，所有后续行动就按照计划进行。
如果决定论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描述，那么我们人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因为如果任何过程的初始条件决定了结果，人为干预也不能改变，原动力——不管是神还是其他力量在启动了机器一样的宇宙后，其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对任何事情或任何人的权力，最多只是对权力的幻觉。
总而言之，权力取决于因果链中的断裂以及没有预先安排的意外事件。换句话说，权力取决于宇宙和人类行为中的偶然性。
然而，另一方面，权力也不可能在一个完全偶然的宇宙中运行。如果事件和行为完全随机，我们会同样无法实现我们的意愿。如果没有一些惯例、规则性和可预测性，生活将迫使我们陷入无休止的随机选择。每一次随机选择都有随机的后果，让我们成为无可奈何的命运囚徒。
因此，权力意味着这个世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混乱和秩序并存。但权力也有自己的生物性，与政府和国家的角色相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不可压制的根深蒂固的生理渴望：既渴望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秩序，同时也渴望新奇。
对秩序的需求成为政府存在的一大正当理由。至少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君权神授论告终以来，国家一直被视为与人民缔结契约的一方。这份契约的目的是确保或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我们被告知，没有国家的士兵、警察和其他控制机器维持秩序，帮派或歹徒就会占领所有街道，勒索、强奸、抢劫和谋杀会横行，撕去“文明薄薄的外饰”上的最后一根丝。
这一说法很难反驳。确实，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如果没有我们此前所描述的垂直权力秩序，生活很快就会变成梦魇。贝鲁特曾经很美丽，但那里的居民深刻体会到政府没有足够权力治理社会时，生活多么艰辛。
如果国家的第一个功能是确保秩序，那么多少秩序是足够的呢？这个数量是否会随着社会采用不同的财富创造体系而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国家对日常生活施加强硬的控制，压制最温和的批评，让公民在国内陷入恐惧、审查新闻、关闭剧院、撤销护照、早上4点敲门、从尖叫的孩子身边拖走他们的父母，那么谁得到了服务呢？是只需要一点儿秩序的公民，还是国家要保护自己？秩序什么时候提供经济所必需的稳定性，什么时候会扼制所需的发展？
简言之，可以用马克思的分类法将秩序分成两种：一种可以称为“社会必要秩序”，另一种是“剩余秩序”。剩余秩序指不是为了社会利益，而是专为那些国家控制人的利益所强加的额外秩序。剩余秩序与有益的必要秩序或社会必要秩序相对立。如果一个政权施加让公民痛苦的剩余秩序，就失去了卢梭所说的存在理由。
施加剩余秩序的国家也违背了古老中华儒家的君权神授“天命论”。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他们还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在正在兴起的新系统中，他们不仅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而且会受到那些道德合法国家的制裁。
新的财富创造体系统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新元素，即社会必要秩序层面上的变化。因为新的事实是，当国家转向先进的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时，需要更多的横向自我调节，减少自上而下的控制。
更简单地说，极权主义的控制阻止了经济发展。飞行学员常常紧抓控制杆，教官却会教他们放松，因为过度控制与控制不足一样危险。今天，任何想要过度控制人民和经济的国家最终都适得其反，破坏了想要追求的秩序。最轻微的管制可能带来最大的成果，而且能够在此过程中增强自己的国力。这对极权主义者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但是，这种乐观过于轻率，地平线上空的不祥迹象足以驱散肤浅的乐观。
本书这里没有任何乌托邦式的承诺。暴力作为权力来源之一不会很快消失，学生和抗议者仍然会在世界各地被射杀，军队仍然会跨越国界去打仗，政府仍然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暴力，国家永远不会放弃武器。
同样，个人或政府官员拥有巨大财富及财富赋予的巨大权力也将继续存在。财富仍将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权力工具。然而，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例外、不均衡、矛盾和混乱阻挡不了正在发生的权力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最重要也因为无可争辩的是，知识已成为所有人最高质量的权力来源，在飞逝的每一纳秒中都越来越重要。
因此，最重要的权力的转移不是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机构或国家转移到另一个人、政党、机构或国家，而是当社会以更快的速度冲向明天时，深层的权力三角中，暴力、财富和知识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转移。这就是权力转移的时代危险而又令人兴奋的秘密。
权力的假设前提
托夫勒认为：“任何关于权力的讨论，都应该列出主要假设，最好明确所依据的权力基础模型”。
这一列单不可能达到完整，因为不可能定义甚至辨识一个人的所有假设。以下是《权力的转移》这本书的假设汇总——
1. 权力是所有社会制度和所有人际关系中所固有的，它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可避免，中立，无倾向，本质上既不好也不坏。
2. “权力系统”包括所有人，没有人能够远离或摆脱它。一方失去权力，另一方不一定能从中得益。
3. 任何社会的权力系统都细分为相互嵌套的越来越小的权力子系统。反馈将这些子系统连通，并将它们与所在的更大系统相连。每个人都内嵌在许多相关但不同的权力子系统里。
4. 一个人可能在家里掌有大权，在单位等场所权力却很小。
5.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所以权力关系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6. 由于人们有需求和愿望，能够满足他们需求和愿望的人就掌有潜在权力。社会权力通过提供或控制人们需要或想要的物品和体验来实现。
7. 需求和愿望千差万别，满足或拒绝的方式很繁多。因此，权力有许多不同的“工具”或“杠杆”。其中，暴力、财富和知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来源，衍生出许多其他权力资源。
8. 暴力主要用来惩罚，是最缺乏灵活性的权力来源。财富既可以奖励，也可用来惩罚，并且可以转换成许多其他资源，是更为灵活的权力工具。然而，知识是最通用、最基础的权力工具，有助于避免使用暴力或财富解决问题，并且经常能够用来说服别人以所期望的方式行事，维护自我利益。知识产生出的权力质量最高。
9. 阶级、种族、性别、职业、民族和社会团体的关系不断被人口、生态、科技、文化等因素改变。这些变化会导致冲突，转化为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
10. 冲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事实。
11. 权力斗争并不一定是坏事。
12. 如果不同子系统同时发生权力的转移，这种合力可能会引发它们所在的更大系统里的权力剧变。这一原理适用于所有层面。个人的内心冲突可能撕裂整个家庭；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可能割裂一家公司；地区之间的权力斗争可能瓦解一个国家。
13. 在任何时刻，更大权力系统里的一些子系统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而其他一些子系统完全失衡。平衡不一定都是好的。
14. 当权力系统不平衡时，可能突然发生似乎很奇怪的变化。这是因为当一个系统或子系统极不稳定时，非线性效应迅速增加，大的权力投入可能产生很小的结果，小事件可能触发一个政权的垮台，一片烤焦的面包可能会导致离婚。
15. 机会很重要。系统越不稳定，机会越重要。
16. 权力平等是一个不大可能的状态，即使实现了，也可能立即产生新的不平衡。同样，任何纠正不平衡的尝试也是如此。
17. 一个等级的不平等可以在另一个等级上抵消，从而达到平衡。因此，两个或多个实体之间可能存在权力平衡，即使它们的子系统之间不平衡。
18. 我们几乎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社会系统和子系统的平衡，并且实现权力在所有群体之间平分。要推翻一个压迫性政权，也许需要采取激进的行动，但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是变革本身所孕育出来的。
19. 完美的平衡意味着一成不变，不仅不可能，也不可取。在这个有数百万人忍饥挨饿的世界里，不想改变这种想法不仅徒劳无益，也是不道德的。因此，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不道德的是固化权力资源不均分配的系统。如果这样的分配不均是基于种族、性别或其他先天特质，就更加不道德。
20. 与暴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均相比，知识的分配更加不均。因此，知识（和关于知识的知识）的重新分配最重要，可能导致另外两个主要权力来源的重新分配。
21. 权力资源过度集中是危险的（如斯大林、希特勒等，不胜枚举）。
22.权力集中不足同样很危险。黎巴嫩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时，整个国家陷于无政府的暴力之中，几十个团体争夺权力，却把就法律、公正、可执行的宪法或其他约束达成一致理解弃之一旁。
23.如果权力过度集中和集中不足都会引发社会恐怖，那么权力集中到什么程度属于过度？是否有做出判断的道德基础？判断权力集中过度或不足的道德基础直接与“社会必要秩序”和“剩余秩序”之间的差别相关。
24. 给予一个政权的权力数量应该在面对真实（而非想象）的外部威胁时，正好足以保证安全、一定的内部秩序和文明。这种程度的秩序是社会必需的，因此道德上合理。强加于公民社会正常运行所需之上的秩序、为了延续政权寿命的强加秩序，都是不道德的。
25. 反对甚至推翻强加“剩余秩序”的国家政权是有道德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