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昌丨王昶《金石萃編》所見乾隆石經文字探析
注：此文發表於《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二十五輯，此據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爲準。感謝姚文昌老師授權發佈！
姚文昌
[摘 要] 王昶《金石萃編》在對開成石經進行校勘時，將乾隆石經作爲重要的參校本，但對其文字來源卻存在錯誤認知。將王昶《金石萃編》所載乾隆石經文字與蔡賡年《石經奏修字像冊》對比可以發現，《金石萃編》所據乾隆石經實爲和珅授意磨改之前的拓本。王昶的錯誤認識乃是源自對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文本形成的誤解，而這種錯誤認識也一直爲後來學者所沿用。
[關鍵詞] 《金石萃編》；乾隆石經；來源；影響
[項目基金] 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乾隆石經刊刻研究”（2019M662386）。
清乾隆石經刊始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畢工於乾隆六十年（1795），是我國古代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儒家經籍刻石活動。有關乾隆石經的早期著作，現有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和珅《欽定石經考文提要舉正》等。然而，這些著作均產生於乾隆石經刊刻過程中，嚴格意義上講，並非乾隆石經的研究著作。真正利用乾隆石經進行研究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是王昶的《金石萃編》。
據初步統計，王氏《金石萃編》一書在對唐開成石經的研究中，校用乾隆石經文字多達六百餘條。然而，王昶對所用乾隆石經的文字來源存在明顯錯誤的認知。下面我們以《金石萃編》所見乾隆石經文字爲考察對象，探究其文字來源及其價值，進而分析王氏致誤的內在邏輯以及對後世的影響。
一、《金石萃編》所見乾隆石經文字的來源及其價值
據初步統計，《金石萃編》一書校用乾隆石經文字六百餘條，集中在卷一百十至一百十二“唐石刻十二經跋”一部分。在校勘文字前，王昶對所用乾隆石經拓本的時間歸屬有明確的説明：
時摠裁彭司空元瑞等撰爲《考文提要》一書，發明校改之由，極爲精審。而當時急於竣事，未及盡從。逮我皇上嘉慶八年，司空奏請重修，得旨俞允。於是復命文臣勘詳磨改，以臻美善。故今太學所立石經，與前此摹搨、頒賜諸王大臣者，復有不同。兹據今石經參校各本，其有刊正諸舊本處，亦謹記之。[1]
王昶認爲，乾隆石經於嘉慶八年（1803）曾在彭元瑞的奏請下加以磨改，故乾隆石經拓本有嘉慶八年前後之別。而王氏所謂“今石經”者，爲“今太學所立石經”，即嘉慶八年磨改後之石經。研究表明，雖有彭元瑞在嘉慶八年奏請磨改石經，但最終並未落實。乾隆石經的首次大規模磨改是石經刊刻完成不久，在和珅的授意下進行的，王昶所謂“嘉慶八年磨改石經”之説並不可信[2]。若王氏所謂“今石經”果爲“今太學所立石經”，則《金石萃編》所用“今石經”文字已經和珅授意磨改，其文本必多從坊本，殊不足觀，以之校勘唐石經也就失去了意義。然而，《金石萃編》所載“今石經”文字多有勝於監本、毛本甚至唐石經文字者，其真實來源需要重新審視。
乾隆石經在光緒間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修繕工作，當時的國子監學録蔡賡年將修繕意見寫成了《奏修石經字像冊》，該書詳細記載了修繕之前乾隆石經的文字面貌，包括已經和珅授意磨改的情況。我們可以藉助蔡賡年《奏修石經字像冊》一書的記載，對《金石萃編》所見“今石經”的文字來源進行探究。
王昶《金石萃編》所見乾隆石經文字，與蔡賡年《奏修石經字像冊》所載乾隆石經磨改文字相關者如下：
《金石萃編》《奏修石經字像冊》所載乾隆石經文字對照表
通過上表我們可以發現，王昶《金石萃編》所見乾隆石經文字，與蔡賡年《奏修石經字像冊》所載磨改後的文字完全不同，而恰恰與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的校改意見一致。據王氏“逮我皇上嘉慶八年”，知王氏參校乾隆石經在嘉慶八年之後，當時乾隆石經碑版已經和珅授意磨改，故而王氏所用乾隆石經當爲拓本，且拓製時間在和珅授意磨改之前。
王氏云：“故今太學所立石經，與前此摹搨、頒賜諸王大臣者，復有不同。”嘉慶八年石經早已磨改，與磨改之前摹搨、頒賜者不同，理所當然。王氏所謂“今太學所立石經”即“今石經”，也就是乾隆石經磨改之前“摹搨、頒賜”的拓本，則其所謂“前此摹搨、頒賜諸王大臣者”，實際上應該是磨改之後的“摹搨、頒賜”的拓本。這種説法也不準確。準確地説，應該是磨改之後頒賜的拓本。
和珅授意磨改石經發生在乾隆石經刊刻完成後不久，在石經磨改前後均有摹搨、頒賜。但摹搨和頒賜是兩項不同的活動，並不一定具有連貫性。因此，也存在在乾隆石經磨改之後，磨改之前的拓本尚未頒賜的情況。在頒賜時，爲了保持與碑版文字的一致性，這些早期拓本也進行了一定的人爲改動。
孔子博物館藏有乾隆石經早期拓本，故宮博物院碑帖鑒定專家施安昌先生撰文云：“細審紙墨可以發現某些字被動了手腳。改動的方法是先塗墨遮蓋住原字或原字的部分筆畫，再用刀挖出改正的字，然後用白色褙紙托裱使之顯現出來。或者，塗墨後直接用白顏色描出改正的字來，也就是塗改。修改是御書處人的活計，做得儘管很細緻，也難免露出蛛絲馬跡，原字的筆畫並未被完全掩蓋。”[3]改動後的文字與和珅《欽定石經考文提要舉正》完全一致。孔子博物館所藏乾隆石經拓本是嘉慶元年（1796）皇帝頒賜衍聖公之物，其拓製在和珅授意磨改之前，而頒賜則在此之後。施安昌先生又云：“從情理推測，會有初拓後立即呈閱皇上而尚未被和珅修改過的拓本，這是有待發現的。”[4]初拓而未經修改的拓本迄今尚未發現存世者，而王昶《金石萃編》所用乾隆石經正是這一時期的拓本。例如：《禮記·檀弓下》“使子貢問之”，孔子博物館藏本改“貢”爲“路”，而王氏所見拓本仍作“貢”。《禮記·王制》“亦弗故生也”，孔子博物館藏本改“亦”爲“示”，而王氏所見拓本仍作“亦”。因此，王昶《金石萃編》所見乾隆石經文字，在乾隆石經的研究中有着獨特的學術價值。
二、《金石萃編》致誤的內在邏輯及其影響
彭元瑞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撰寫完成《石經考文提要》一書，雖後經和珅反對，無法附刻石經之後，但該書是在乾隆石經校勘成果的基礎之上完成的，其主體意見已反應在石經館臣的校改意見中。因此，在乾隆石經刊刻完成之初，碑版上的文字與《石經考文提要》的意見基本吻合。後經和珅授意磨改，才使得石經文字與彭氏一書呈現出背道而馳的狀態。
王昶《金石萃編》誤以爲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成書在乾隆石經刊刻後期，其意見未被碑版文字吸收，進而誤將乾隆石經的磨改歸於嘉慶八年彭元瑞的奏請。依王氏之説，則最初上石的文字與《石經考文提要》多不相合，而磨改之後的石經文字，則理應與彭氏一書保持一致。
王昶在以乾隆石經拓本校勘唐石經時，發現拓本文字與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的校改意見高度一致，故而將其所用“今石經”歸於嘉慶八年彭元瑞奏請磨改之後，雖然與基本史實大相徑庭，卻存在著內在邏輯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也使得王昶《金石萃編》對乾隆石經的錯誤認識被後來學者所沿用。
清嘉道間，馮登府撰《國朝石經考異》二卷、《漢石經考異》二卷、《魏石經考異》一卷、《魏石經拾遺》一卷、《唐石經誤字辨》一卷、《蜀石經考異》二卷、《北宋石經考異》一卷、《南宋石經考異》一卷、《南宋石經遺字》一卷，後彙爲一書，計十二卷，名《石經補考》[5]，成爲我國第一部以七朝石經爲研究對象的石經學著作。其中，以《國朝石經考異》二卷最爲詳盡，稱得上我國第一部乾隆石經研究專著[6]。
關於《國朝石經考異》所用的乾隆石經文本，馮登府在《國朝石經考異敘》中也有明確説明：
彭尚書元瑞曾撰《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證校正所自。當時因急於告竣，未及盡改。迨我仁宗睿皇帝嘉慶八年，尚書奏請重脩，於是復命廷臣磨改，以期盡善，故前後拓本不同。茲從改定石本。[7]
[1]王昶：《金石萃編》卷一百十，《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3冊影印嘉慶十年青浦王氏經訓堂刻同治十年補刻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884頁上欄a。
[2]參見拙文《乾隆石經磨改考實》，《清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35-142頁。另，《考實》一文中根據《嘉慶朝上諭檔》所載分繕清單，録嘉慶皇帝應允修繕者10條，遺漏改從殿本者2條。參見王沛：《孔子博物館藏〈乾隆御定石經〉初拓本的論證及價值》，《古籍保護研究》第四輯，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頁。《上諭檔》載：“再臣等查《爾雅》一書並無御纂，及《公羊傳》之未經采入《春秋傳説彙纂》者，自應以遵從殿本爲是。查現刻石經內《爾雅》'河鼓謂之牽牛’一條，'河鼓’之'河’，應從殿本改作'何’字。《公羊》'陳鍼宜咎出奔楚’一條，殿本'咸’字有考証，應從'咸’。以上二條，應請一併改正。”其中《爾雅》一條，蔡賡年《奏修石經字像冊》載：“'何鼓’，《提要》校從'何’，刻'河’。”蔡氏光緒間所見與嘉慶八年奏請磨改前乾隆石經皆作“河”，此亦爲嘉慶八年石經未改之一證。
[3]施安昌：《孔子博物館藏〈乾隆御定石經〉初拓本觀後記》，《書法叢刊》2019年第6期，第60頁。
[4]施安昌：《孔子博物館藏〈乾隆御定石經〉初拓本觀後記》，第63頁。
[5]此據道光間原刻本。另有《皇清經解》本“六卷”、《石經彙函》本“十一卷”，卷次分合不同，《石經彙函》本又列《國朝石經考異》於後，參見陸駿元：《石經論著提要十四種》，《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二十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頁。
[6]另有書目著録孫星衍《清石經補考》十二卷，疑即馮登府《石經補考》原刻本十二卷，參見焦桂美：《孫星衍研究》“附目三種”之《孫星衍著述目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29頁。
[7]馮登府：《石經補考》，《續修四庫全書》第184冊影印清道光間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上欄a。
[8]馮氏《國朝石經考異》所載拓本文字存在個別不同於《金石萃編》的情況，如《周禮》“鄉大夫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王昶所見“治”下無“之”字，馮登府所見則有。《儀禮》“繅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王昶所見與此同，馮登府所見“倉”作“蒼”。疑馮氏所見拓本亦有人爲修改。此外，王昶《金石萃編》用乾隆石經文字校勘唐開成石經，故其所載乾隆石經無《孟子》。馮氏以乾隆石經爲考察主體，故有《孟子》之文，其文本價值同樣值得重視。
[9]錢伯城、郭純一整理，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32頁。
[10]英和撰，雷大受點校：《恩福堂筆記》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7頁。
[11]皮錫瑞撰，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14頁。
[12]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頁。
[13]張國淦：《歷代石經考·清石經考提綱》，《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4冊影印民國十九年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排印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頁。
[14]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12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394頁下欄a。
[15]葉純芳：《中國經學史大綱》第四章“經書的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頁。
【作者简介】
姚文昌，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目录版本学、石刻文献学。整理有《语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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