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时代之二：南迁，鲜卑是怎样从森林走向草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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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是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永嘉之乱后，鲜卑各部在北方掀起建国高潮，从337年到420年，共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南凉、西秦、北魏等七个国家。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大转型时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基本定格成型的历史，为隋唐王朝的崛起和中华大一统的重建直接铺垫了基石。
本文是系列专题《鲜卑时代》的第二篇。
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
《魏书》
从战国时代起，鲜卑人就在大鲜卑山（即今天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北段 嘎仙洞一带）活动，他们“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经过“六十七世”，在首领第一推寅的带领下从大鲜卑山一带迁移到“大泽”周围地区，即今天呼伦 湖一带，这是鲜卑早期第一次南迁。马长寿先生在《乌桓与鲜卑》中认为此次南迁应该在东汉初年。
在今天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完工、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额尔古纳市的拉布达林和七卡、鄂温克旗伊敏车站、孟根楚鲁和二道沟、满洲里市的蘑菇山、海拉尔区的哈克镇团结乡、新巴尔虎左旗境内有伊和乌拉、新巴尔虎右旗的红星生产队等地的墓葬群都体现了鲜卑“大泽”时期生活的遗迹，与位于呼伦贝尔境内的嘎仙洞出土的器物特征一脉。
据考证，鲜卑人在呼伦贝尔草原一直生活了近二百年，直到东汉末期。来到了呼伦湖周围的呼伦贝尔草原的鲜卑人，在这片草原上生息繁衍，同时与中原汉族及周围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高车等有了交往，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交流、融合。
“鲜卑文化”即指在此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以呼伦贝尔地区为分布中心，以鲜卑传统文化为主体，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周边其他各族文化因素、特征鲜明的早期鲜卑文化。
第一站：拉布达林、七卡
大兴安岭地区地势东部陡峭，西部较缓，河流湖泊纵横密布，鲜卑的起源地嘎仙洞正位于大兴安岭北部。鲜卑要走出嘎仙洞，走出密林，势必要向西南顺河而下。从呼伦贝尔地区各处鲜卑墓葬的地理位置分布来看，也都在嘎仙洞的西南方向。拉布达林墓葬和七卡墓葬的位置距离嘎仙洞的距离最近，拉布达林距离嘎仙洞三百余公里，七卡距离拉布达林西北一百公里。拉布达林和七卡皆处于根河的下游，是从大兴安岭进入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地势低平，丘陵起伏，草场宽阔，是典型的森林草原地貌，既适合狩猎，又适合放牧。所以鲜卑从嘎仙洞的森林地区迁出之后，顺着根河向西南而下，拉布达林、七卡一带是他们首先到达的地方，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地理环境，水草丰美，资源丰富，自然生存条件远优于高山密林的嘎仙洞，这是他们走出密林后适合生存的首选之地。
从这里开始，鲜卑走出森林，迈向草原，逐水草而居，遂逐渐散落于呼伦湖一带的草原各处，于是形成鲜卑的各个部落，各自发展。他们开始学习草原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惯，大量的养殖牛、马、羊等牲畜，经济方式由原来的游猎逐步转变为半游猎半游牧经济。
拉布达林墓葬群中共清理了27座墓葬，其出土的陶器、骨器、殉牲等特征都与嘎仙洞居址出土的器物有很大的一致性。从随葬品中的桦树或桦树皮制品情况来看，拉布达林墓葬中出土的桦树皮制品及桦木桦皮棺的使用情况也较别处墓葬多。在呼伦贝尔已发掘的十一处鲜卑墓葬中，以拉布达林和扎赉诺尔墓葬出土的桦树皮制品数量最多，其次为完工、七卡墓葬，包括各种桦皮圆牌、弓囊、箭袋、器物盖、器物底、饰品、壶、罐、筒等。
拉布达林墓葬共出土木制品38件，其中37件为桦树和桦木制品。扎赉诺尔墓葬共出土木制品57件，其中有51件是桦树制品。完工墓葬出土了4件桦树皮制品，七卡墓葬有1件桦树皮制品。
大兴安岭林区盛产桦木，桦树皮以其特有的韧性、弹性、隔热防潮性，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鲜卑早期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瓷器、金属、玻璃等没有传入封闭的森林之前，以桦树皮作为原料制作各种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这是大鲜卑山时期的鲜卑人生存的必然选择，这种传统甚至流传几千年直至今日，形成了独特的桦树皮文化。鲜卑在大泽生活的初期，必然大量保留使用桦木、桦皮的生活习惯。从墓葬中桦木和桦树皮制品的发掘出土情况来看，鲜卑在迁出森林后首先进入拉布达林地区，还保留着很多森林生活的习惯。
从随葬品的骨器和石器出土情况来看，拉布达林墓葬和扎赉诺尔墓葬骨器、石器出土数量较多，骨器、石器是在原始社会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类为了生存而使用最多的生产工具，鲜卑墓葬中石器骨器占的比重能体现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
从殉牲的种类来看，拉布达林墓葬的殉牲除了大部分牛、马、羊的头、蹄骨外，还出土了一件野猪头，表明这个时期的鲜卑已经逐步走入游牧经济，驯养的牛、马、羊等牲畜较多，但还存在一定的狩猎情况，这说明其刚刚步入草原，经济生活中还存在一定比例的狩猎活动。早期嘎仙洞时期的殉牲基本都是野生兽骨，包括狍、獐、鹿、犴、豹、猪、鼠等，而后来的扎赉诺尔墓葬、蘑菇山墓葬等已经不见了野生兽骨。
拉布达林应该处于二者的中间过渡时期，属于迁出森林之后的第一站。
第二站：扎赉诺尔、完工、伊敏河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扎赉诺尔、完工、伊敏河各墓葬所在的位置皆在拉布达林的西南方向，也位于嘎仙洞的西南方向，三处并列，距拉布达林的距离约为二百公里，三处与嘎仙洞的距离都在五百公里至六百公里之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鲜卑在拉布达林一带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力量的壮大，他们继续向西南迁徙，以寻找更适合其生存发展的空间，很快他们就进入了草原。
随着人口增多，社会的进步，他们逐渐分化成几支队伍，星罗棋布于呼伦贝尔草原的各处。扎赉诺尔、完工、伊敏河等鲜卑墓葬，都是鲜卑刚刚进入草原时期的文化遗存。
从地理植被分布来看，在中国的大兴安岭北段森林地区，分布最多的树种是桦树。大鲜卑山时期，鲜卑人的生产生活自然离不开桦树，且应用极其广泛。桦木可以作为生产工具，桦皮可以作为各种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大鲜卑山时期的鲜卑人处处离不开桦树，在其迁出嘎仙洞、走向草原的初期，一定保留着许多使用桦树制品的习惯。从呼伦贝尔地区鲜卑墓葬出土的桦树皮制品的数量和种类来看，扎赉诺尔、完工墓葬中桦树皮制品仍然占有较大比重。扎赉诺尔墓葬共出土木制品57件，绝大部分都是桦树制品，在完工墓地出土了4件桦树皮制品，而在其他的墓葬如伊和乌拉、团结、二道沟、蘑菇山等墓葬中，出土遗物中已经不见了桦木或桦树皮制品。
早期鲜卑在迁出森林、迁入草原的一段时期之内，桦树皮器具依然流传，这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现象，但在鲜卑人适应了草原生活以后，桦树皮制品就会逐步淡出鲜卑的生活范围，这是人类适应环境而生存的必然规律。从呼伦贝尔地区鲜卑墓葬中棺木的材质来看，部分墓葬中桦木棺和桦皮棺的大量使用，体现了鲜卑刚刚进入草原，还保留了林区生活使用桦树制品的习惯。
呼伦贝尔地区鲜卑墓葬中有葬具的包括扎赉诺尔、拉布达林、完工、伊敏河、蘑菇山、红星生产队六处墓葬，其余无葬具。有葬具的墓葬中，桦皮棺或葬具中有桦皮桦木成分的居多，如扎赉诺尔出土的52座墓葬中，棺木的材质绝大多数为桦木或桦树皮，个别墓葬无葬具，却在尸骨上层盖着桦树枝（扎赉诺尔1960M29），拉布达林27座墓葬中，有葬具19座，其中明确提到葬具中有桦木或桦皮作为葬具的有6座，无葬具的也会“在头部或下肢底部铺垫一层桦树皮”。完工共发掘墓葬6座，有两座因破坏严重，无法辨清葬具，另外4座皆由桦木板或桦树皮作为葬具。伊敏河孟根楚鲁7座墓葬中，在孟·M1中虽无葬具，但“在骨架下面铺有两层桦皮，骨架之上亦有厚约0.2-0.3厘米的黑色桦皮”。红星生产队只发掘一座墓葬，也是桦树皮制成的葬具。
以上六处墓葬中除了蘑菇山墓葬外，其余五处的墓葬棺木以桦木或桦皮为主，这些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桦树皮制品，证明其处于“大泽”生活的初期，迁来草原的时间不长，还保留着许多大鲜卑山时期使用桦树制品的习惯。从扎赉诺尔、完工、伊敏河等地鲜卑墓葬中出土的桦树皮制品的数量较多，棺木也有很多桦木和桦皮材质，这反映出此三处的鲜卑应该是刚刚进入草原不久，还保留着大量使用桦树制品的习惯。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扎赉诺尔、完工、伊敏河等地应该是鲜卑南迁的第二站。
金属器具的应用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嘎仙洞早期的文化层中并未出土金属器，在拉布达林墓葬中有少量的金属器出土，如铜铃、铜扣、铜镞、铁矛、铁钉等，但在扎赉诺尔、完工、伊敏河墓地则出土了大量金属器，其数量和种类明显多于拉布达林墓葬。铜器的种类包括铜鍑、牌饰、装饰品、规矩镜、铃、环、镯、扣、镞等，铁器的种类有以刀、矛、铁镞、衔、刀鞘、甲片、鸣镝等为主的武器，也有部分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如钉、带扣、带钩、环、镯等。扎赉诺尔墓葬中马、鹿、羊铜牌出土数量较多，总数达到11件之多，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随着迁出森林，来到草原，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鲜卑人的生产力水平也在提高，在生产工具的使用上，开始大量使用金属工具，大量的牛马羊成为家畜，经济形态已经由原来的狩猎经济变为游牧经济，体现了鲜卑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第三站：蘑菇山
鲜卑迁徙到呼伦湖初期应是扎赉诺尔时期，这一时期，鲜卑慢慢完成了从狩猎向游牧生活的转变，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鲜卑不断发展壮大，原始氏族部落家族的数量逐步增多，他们开始从扎赉诺尔所在的部落分离出来，呈分散状态迈向草原的各个角落，逐水草而居，遂逐渐散落于呼伦湖一带的各处草原，各自发展。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墓葬有十余处之多，几乎遍布呼伦贝尔草原各处，各支部落迁徙时间早晚不同，发展水平也不一样。
第三阶段鲜卑的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蘑菇山墓群。蘑菇山墓群于2011—2012年经过两次发掘，共12座墓葬。其出土的器物既有呼伦贝尔地区鲜卑墓葬的共同特性，如墓葬形制、葬式、葬俗、陶器的形制、金属器、骨器、石器等特征与其他墓葬有相同之处，又有自身明显的特征，蘑菇山墓葬体现出了它比呼伦贝尔地区其他同类型鲜卑墓葬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
如果说拉布达林和扎赉诺尔时期，鲜卑刚刚迁至呼伦湖草原一带生活，很多生活习惯还保留着大鲜卑山时代的特征，尤其是使用桦树制品这一习惯。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习惯也要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鲜卑人的生活也在逐步适应“大泽”一带的草原湖泊地带，生活方式由原来的游猎到游牧不断转变。草原中已没有桦树，人们使用桦树制品的习惯也随之逐步改变，在随葬品中桦木和桦皮制品也逐步减少甚至消失。在蘑菇山墓葬中已经几乎不见了桦树皮制品。随葬品中桦树制品的减少甚至消失的趋势，也体现了早期鲜卑生产方式从狩猎到游牧的转变过程，由此判断蘑菇山时期的鲜卑已经完全适应了草原生活，说明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草原生活了一段时期，其时代要明显晚于扎赉诺尔时期，应该属于鲜卑南迁的第三个时期。
在陶器的形制方面，蘑菇山墓葬的陶器显得技术更为先进。扎赉诺尔墓葬中陶器表面的纹饰多为平面刻画，如指甲纹、螺旋纹、水波纹等，且这些纹饰“粗而不规则”；蘑菇山墓葬的陶器出现了凸玄纹，即“在陶罐绕颈部有一周凸泥带，凸泥带上压印较均匀的粗短斜线纹，呈绳索状”（《满洲里市蘑菇山墓地发掘简报》）， 看上去有了立体花纹，且是较规则的绳索状纹饰。扎赉诺尔墓葬群中的陶器大多数都是“器表未经刮磨，制作粗率”，“打磨不精”（《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然而蘑菇山墓葬的陶器普遍“外壁打磨光滑”，且火候略高，质地较硬，胎体较薄，这也是蘑菇山时期鲜卑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之一。
蘑菇山墓葬中，随葬品中金属制品的种类和数量相对增加，尤其是铁器如铁刀、铁矛、铁镞、铁饰品、铁扣环等的增加。同时，墓葬中石器、骨器数量明显比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完工等墓葬要少得多。表明在这一时期，鲜卑已经由石器时代逐步过渡到金属工具时代，鲜卑文明程度在不断地提高。蘑菇山墓葬群 M5 中出土了一件铜双禽绞颈牌饰，明显不同于扎赉诺尔地区出土的马、鹿等形象的牌饰，表明这一时期的鲜卑人已经淡化了森林中具有代表性的鹿和马的形象，而对湖泊中的飞禽加以崇拜，这意味着此时的鲜卑人已经长期生活在呼伦湖周围，习惯了这种草原湖泊的环境和游牧生活。制陶技术的进步，金属器的增加，石器、骨器的减少，都表明了蘑菇山时代的鲜卑生产力进步，已经超越了扎赉诺尔、完工时代，有了走出草原、继续迁徙的能力。
蘑菇山应该是鲜卑向西南迁徙的第三站，处于鲜卑南迁匈奴故地之前夕。
鲜卑大致迁徙的路线应该是：从嘎仙洞迁出以后，顺着根河向西南而下，最先到达拉布达林、七卡一带；然后走出森林，迈向草原，来到扎赉诺尔，另外几支走向完工、伊敏河、红星生产队等地。随着与周围民族交往增多，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鲜卑发展壮大，鲜卑各部族或家族逐渐散落于呼伦贝尔草原各地。至蘑菇山时期，经历近二百年的发展，鲜卑重新聚集，认为呼伦湖周围“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准备再一次迁徙。
鲜卑南迁的原因
究其迁徙原因，既包括自然地理因素，也包括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大鲜卑山生存环境恶劣，走出山林极其必要。
鲜卑的发源地嘎仙洞位于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嘎仙洞所处位置山高地险，发源于此的鲜卑在这里的崇山峻岭中，“积六十七世”，至拓帝立“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才得以强大起来。其生存之艰难、发展之缓慢，可想而知。帝毛以后下传五世至推寅，始“南迁大泽”。
嘎仙洞遗址中有三个不同的文化层，其中的早期文化层中，只有简单的打制石器、骨器、陶器，而没有铜、铁等金属器具的文化遗存，说明此时的鲜卑还处于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处于原始游猎经济时代。与《魏书》中记载的“射猎为业”相符。大兴安岭北段山林之中，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茂密、 水资源丰富，山林中野兽众多，这为处于原始游猎经济形态的拓跋鲜卑提供了足够的自然生存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文化的进步，鲜卑的发展壮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尽管大兴安岭地区野生动物资源、森林资源丰富，到处是各种野兽、树木、野果、山珍，适合打猎、采集的生活，但游猎的生活不定难以保障逐步壮大的鲜卑人的生存。这样的环境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强大的鲜卑发展的需要。
气候变冷，加速了拓跋鲜卑的南迁的步伐。
大兴安岭北段，属高纬度寒温带地区。加之嘎仙洞又处于山巅，导致这里气候极为寒冷，年平均气温零下3℃左右。
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国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是我国气候的温和时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战国秦汉时期。而在“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但这还不算最冷，到公元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 280—289 年的十年间，严寒天气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四月降霜，八月降霜，致使谷物大面积歉收。
气候条件的逐步恶劣，冰雪增加，这对于当时处于原始社会游猎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鲜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是当时鲜卑不得不向南迁徙的原因之一。
呼伦湖周围草原湖泊的环境更适合生存。
呼伦湖，俗称达赉湖，《山海经》里称之为“大泽”，处于呼伦贝尔境内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之间的草原之中。在大兴安岭北部西南，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西部的新巴尔虎右旗境内，有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流入，注入额尔古纳河，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
呼伦湖周围自古就是一处资源丰富、物产丰饶的所在，呼伦湖岸边的扎赉诺尔地区盛产煤炭、铅、锌等矿产。湖边是辽阔的草原，早在1933年，就在扎赉诺尔矿区发现了第一颗人头骨化石，这样的化石前后共发现了二十余颗，后来又陆续在该地区发现了猛犸象、披毛犀及各种鱼类和蚌类的化石，形成了独特的扎赉诺尔文化。嘎仙洞遗址与完工、扎赉诺尔遗迹之间存在考古上的传承关系。与深山密林地区相比较，遍布河流湖泊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更适合不断发展壮大的鲜卑人的生存。
鲜卑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向西南迁徙，至呼伦湖周围，是一个漫长又复杂的过程。在不断南迁中，鲜卑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文化不断进步，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力量在逐步强大。整体来看，鲜卑经历了一个在迁徙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又在南迁的过程，鲜卑南迁的过程，也是它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在呼伦贝尔草原，鲜卑完成了从原始的游猎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过渡，经济逐步发展，社会日益进步；数百年后，鲜卑从草原走进黄河流域，再次完成了从畜牧向农耕的过渡。鲜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从森林走进草原，由草原走进黄河流域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