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 边区诗写的特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的地方性，往往会标识出个体诗写的基本血型。当然，这种标识与诗写者的两种行为有关：不由自主和自觉形成。若想解析八位德州新锐诗人的的诗写密码，就不能不首先厘定德州地域文化的特性。作为一个在德州生活了三十余年的文化移民，旁观与亲历两种先天性的视角，让我避免了那种一厢情愿式的盲目的起哄，同时也屡次抑制住了那种貌似责任式的恨铁不成钢的冲动。在没安防盗窗的家里，我静下心来，一个活龙活现的地方文化版图，立马浮现在我的眼前。
德州是边区，适合暴动，但不输出革命。它与中心的疏离是被迫的，而非主动的。由于体制的拉锯（宰割），其自身的身份一直是模糊的。身首异处是其典型特征。无根的漂移，决定它的不安分。它惹小事而不生大非，耍小奸而不藏大恶。由于其对中心身不由己的向往与憧憬，所以它很难有果决的背叛与反对。由于担心被忽略，它一直想方设法在更大的舞台露脸。欲主流。成主流。随大流。这样的路线一再提示：这里不乏时髦，而永远缺少先锋。
德州的文化是路过文化。这种文化有眼光无眼界，有活力无魅力。本性是消费，以复制与自我复制为主要手段。它不乏逐新的冲动，但匮乏创新的本能。见过世面的老练与兼怀天下的坦然往往混为一谈。标新立异的意识与独自去成为常常在“二”的屋檐下会面。由于边区不是主流文化的辐射地，交互，混搭，常常被当地人演绎成“风景这边独好”的特性。
基于上述成因，我以为这次研讨的八个诗人，在德州都是好诗人，他们写的诗也都是好诗。因为“写给最优异的心灵：这也是诗歌阅读的一个基础。”（藏棣语）何况他们都有清晰的文本意识，都有属于个我的语言构成方法。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鸡毛亲情，他们都写得认真而准确。就具体的文本而言，我以为他们已经呈现出三个类似喉结的诗写特征。
一是强烈的时间感。诗是一种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从诗歌的成长性以及文本的成全性来看，他们大多以记忆来标识自己的时间感。他们的记忆有时是时代的投射，有时是温情的回溯，却很少个我与体制的对峙与持续对峙。这种研磨式的、互否体验，在具体的句子中会生成语气、腔调，也会沉淀成丰澹的经验。（有记忆而不是成为经验的记忆）有两个与时间感关联的指标：一是时代感；一是现实感。这两个指标有重合的部分，但落脚点却不一样。有的因为强力回溯到自我，现实感要强一些；有的因为题材的选择或者对人生重大问题的关注而显出了时代感。真正的时间感是个我接纳了时代而把时代赋予的创伤共时性的展现出来。
二是自觉的语言认知。从八位提供的文本看，有的偏于词思维，有的重于句思维，却很少语言的本体自觉。现代诗歌的现代性，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语言学转身。从题材血统论到抒情优越感，从叙述的越位到思想的缺席，我们似乎一直在与修辞较力，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语言觉醒。汉语这门语言是有神性的。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是否还保持一种必要的敬畏感？是否还能激活仓颉造字时那种与天地对话、与鬼神联通的程序？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对自己使用的材料认识不到位，那么就势必影响到自己的工艺。每种材料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古代汉语承载的是农业文明，现代汉语承载的是工业文明。德州是一个农业大区，对乡土的亲近，似乎成了骨子里的一种本能。即使努力地回避这一点，八个诗人对家事的假借、对乡村景象的偶尔浸润，也让我洞见了“狐狸的尾巴”。从材料性能上来看，古汉语就属于原材料，而现代汉语就相当于再生材料。因此，在具体的使用中，两者所发挥的效能还是不一样的。比如，可以用古代汉语来紧缩一下松懈的节奏，也可以用现代汉语来缓解一下固化的经验。
三是较强的本地抽象能力。八人大多从当地人、身边事入手，来起兴，换喻，令诗歌文本产生了较大的亲和性。大多以对空间的强指来获得一种确定性，或者来形成一种标识性的符号。（遗憾的是未产生一种腐蚀性的力量。）北陵王使的是一种隔山打炮的手段，文本呈现出一定的异域特征，但感受还是一种此时此地的感受。董的目标是亲情。写出了亲情的泥泞。如果再将这种疼痛转化成人性的悲悯，就会更大气，就会有更多的指涉。八人的诗写让我对区域性与地域性两个概念有了更深的体味。八人不是边缘性诗人，但有自己的边界。每个人的边界不是固定的，而是移动的。有的是题材的，有的是修辞的。体现在语言层面，变形多变构少。体现在事物的指称上，具体的抽象变成了声讨，而不是批判；引发的是自我感动，而非与事物的打通。也就是说，在确保词与物的平衡、平等时，尚未建立起基本的对话机制。我觉得，八人应学会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反目为仇，这是一种诗写的本领。顺流而下与顺势而为是两回事。持续的反对，本身就是坚持。诗写者对汉语尽忠，是要将它的本性释放出来，将它的特性粘合起来。生活在边区，人很容易自我怀疑。这种不自信，源于对大文明的依存度。这种先天的特质，同时也平添了诗写者颇费踌躇的清醒。血性加根性等于特性，而不等于个性。诗人要成个，诗写语言要有个性，而诗却要努力形成个体的非个性化。
201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