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坛，乾隆皇帝偏爱的“小园”
在北京许许多多的公园中，我特别喜欢月坛。从第一次涉足那里开始，我就爱上了她和她周围的那种温馨、质朴、静谧、怡然的环境。假如把公园比喻成女孩，天坛是真正的“北京大妞”，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爽朗大气中透着那么一股子倨傲劲儿；月坛则不然，月坛只是邻家那个喜欢在胡同口跳皮筋的小妹妹，乖巧可爱兼着些许怯生生，但毕竟“我们家就住这儿”，所以对陌生人既不害怕，也不过分热情。无论岁月怎样变迁，无论来家里串门的人出出进进，走了又来，她只是待在那里玩她的。比之太阳，她更亲近月亮，比之金光万丈，她更爱水银泻地。去她家串门儿不需要肃穆庄严地端正衣冠、不需要毕恭毕敬地手捧重礼，街里街坊的，没那么多讲究，可是你得有一颗尊重的心，不能因为她的家比旁人家局促就轻视她、看不起她，因为她的美好，亦经过皇家的敕封。
一、 乾隆皇帝偏爱的“小园”
月坛又名“夕月坛”，是明清两代在秋分日（每年的9月23日前后）祭祀夜明之神（月亮）和天上诸星宿（金木水火土五星和二十八宿）的场所，皇帝每三年亲祭一次，余年遣武臣摄祭。
古代帝王的祭月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而明代的祭月制度颇有一番折腾。最初是天地日月合祭，洪武三年，朱元璋听从礼部建议改成日月分祀，洪武二十一年又把这个分祀作废，直到嘉靖年间才恢复——月坛也正是于嘉靖九年始建，最初的坛墙是土墙，到清乾隆二十年，改土墙为城砖包砌，其他具服殿、钟楼、祭器库、乐器库等古建也都重新油漆彩绘，沿用至今。
需要说明的是，在天、地、日、月四坛中，月坛是最小的一个。东、北各有面阔三间的天门一座，祭坛只有一层，呈正方形，长宽均四丈，高四尺六寸。明代时坛面铺的是白色琉璃瓦，到乾隆大修时改铺金砖。祭坛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一道棂星门，门外均有六级汉白玉台阶，门柱、门楣以及门槛的材料也都是汉白玉。每道棂星门都装有两扇带窗格的朱红色木门，各棂星门之间有砖墙相连。其中东棂星门正对着东天门，两者之间为神路，每逢丑、辰、未、戌年的秋分日酉时，皇帝由北天门步行到具服殿更衣后，通过神路进入坛台开始祭祀活动。由于月光是白色的，所以祭品、祭器、祭服也都要用白色，比如玉用白璧、礼神制帛要“色白”，就连祝版也必须是“白纸黄缘墨书”。
在诸多古代帝王中，以乾隆皇帝最为重视月坛祭祀活动，正是在他当政期间，降旨对月坛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而且在乾隆十三年对祭礼亲自审定，并于同年赋诗一首曰：“少采当秋仲，禋（祭祀）宗重夜明。九经循白道，万物荷西成。朔魄将临望，亏轮本是盈。银蟾与丹桂，齐语任闲评。”从诗中不难看出，他将月亮的亏与盈和世间万事能否如愿以偿相联系，虽然“亏轮本是盈”，但还是希望一切都圆满有成。
二 、民国时成了兵营和学校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除了战争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一系列要求外，还要在北京设立使馆。而跟随英法使团由天津进入北京的英国医生芮尼，在日记中留下了一段咸丰年间月坛周边环境的真实记录。
芮尼和他的同伴们从西便门出城，沿着一条宽敞的石板路往北，绕着城墙游览，路的两旁“都是排列整齐的树木”，而路的每一面“都种满了蔬菜和谷物，非常茂盛……在所种植的蔬菜之中，以菜豆最为突出”。这条路一直通到月坛，“其位置其实距离平则门（阜成门）的城墙不远”。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平则门外是“一大片郊野之地”，而月坛和平则门之间有一条“高筑石板堤道”相连，附近不远是葡萄牙人的墓园，“墓园内有超过80个坟冢，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一个受到损坏，这要归功于中国的文明”——不知道侵略者看到这一幕，有没有想到自己在圆明园放的那一把大火，内心有没有感到一丝愧疚。
在此后的时光里，月坛就像北京城的其他古老建筑一样，在国势衰败中渐渐残破不堪，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回忆自己上世纪二十年代探访北京风物的《北京繁昌记》一书中，存有一段关于月坛的记录：中野江汉出阜成门后，渡过护城河，沿着通往西山的街道行进，路的左侧可见一座牌楼，即为“礼神坊”牌楼——“与地坛设在坛的正面不同，月坛的牌楼设在北面靠近东侧的地方”。中野江汉穿过牌楼往南走，走到尽头就是月坛的外墙。从牌楼到外墙之间的这一段路的空地上，“有地摊、杂耍等骈肩累迹，兼具市场和游艺场”。那时月坛内“军队一直在此驻扎，几乎等同于兵营，因此不允许一般人纵览”。从中野江汉后面的文字可以看出，他也许是动用了什么关系，还是走进了月坛里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角门上覆盖的绿色琉璃瓦、均以大型石材铺设的道路外，就是“月坛与其他祭坛同样早已荒废，但由于军队的驻扎，相对有所治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古建中，还算保存得比较好的。
在时间上稍后于《北京繁昌记》的《古都旧景》，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生活的回忆录，他在去月坛游览时，笔下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关于兵营的痕迹，“这里成为学校，宫殿成了教室和宿舍”。阿灵顿站在空荡荡的祭坛上，想象着“皇帝穿上白色祭袍从东侧走上祭坛，月亮的灵牌面东，祭祀用的象征月亮的宝石都是白色的”，耳畔传来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不禁感慨万千。
三 、环境优雅的休闲之地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月坛的坛墙倒塌，成了残垣断壁，有好几个大小不同的豁口，有些地段的残墙时刻都有再度坍塌的危险，黑夜之中，仿佛一头头巨大的怪兽蹲踞在那里。自幼生活在月坛东夹道16号的北京文史学者张国庆先生，在《老北京忆往》一书中回忆，由于东侧的坛墙“都塌没了”，而东夹道的地势又是北低南高，所以站在他家的街边往南看，能直接看到坛墙根裸露的城砖，“有的地段因长年累月地倒炉灰、脏土而形成了约45度的斜坡，再加上冬天一泼脏水，就冻成冰坡了”，附近的小孩子也不管脏净，把这儿当成了滑梯，玩儿得十分欢实。
孩子们还特别喜欢一个游戏，就是到月坛里捉迷藏，“那时节，坛牌楼柱子上的漆皮已大部剥落，顶部斗拱的油漆彩绘也已大多模糊。白天看，整座牌楼显得灰不溜秋的；晚上，在昏黄的路灯和菜市几盏汽灯的映照下，牌楼门楣以上至顶部又变成黑乎乎的，再加上夏夜难以数计的蝙蝠上上下下地飞舞，更显得异常神秘”。这样的环境反而让捉迷藏更有气氛，玩累了的孩子们对着半空中飞来飞去的蝙蝠喊童谣：“燕模虎，扎花鞋，一双袜子两双鞋……”童声稚语，给死气沉沉的旧京嚷来一丝生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文物保护当然也是人民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的月坛和北京的其他古建筑一样，已经毁坏得不成样子了，坛墙几乎全部倒塌，古柏林尽遭劫伐，坛内到处都有烧过的灰烬……面对这样脏乱差的环境，新成立的阜外大街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月坛进行了初步的清扫和整理，使这里很快成了一处军民联欢的场所。1955年，对月坛及其周边大规模改造扩建工程结束后，这里建成了一所对外开放的公园，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附近的居民楼一栋栋拔地而起，宛如被抱在怀中的月坛公园也就成了一处环境优雅的休闲娱乐之地。
我第一次去月坛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家刚刚从建国门外搬到花园村，月坛不近不远的，偶尔过来一趟。在建国门住的时候，我跟家人常常逛日坛，很容易将这两处“坛”做一对比，日坛固然不算大，但月坛的小巧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从这头走到那头，意犹未尽却已尽，不过我很喜欢她清幽的氛围。因为中央电视台备用发射塔占据的缘故，我无法走进坛台，只能隔着紧闭的棂星门往里观望，忘记究竟看到了什么，只记得棂星门上的一片斑驳。
上中学的时候，我喜欢在假期的下午，独自到街上游走着寻找书店，跟玩寻宝游戏似的。那时三里河有很多隐匿的书屋，门脸不大，好书不少，沿着月坛南街一直往东走，在与地藏庵北巷交接的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一家书店，里面有些昏暗，书籍也都散发着潮气，有些还过早地生出了黄斑，但那里能淘到很多出版时间已久却因为顾客寥寥而无人问津的好书，比如有一本左拉的《娜娜》，我就是在那里买到的。买完书，我会溜达到月坛，找张长椅坐着看书，虽然出门就是街道，但街上的车并不多，是以公园里安静极了，除了几只麻雀的啁啾，没有旁的声音。看累了就在椅子上躺着，偶尔，从树顶拂来一片纤云，停在蓝天上久久地不动，仿佛挂住了时光的脚步。
不过这只是一种错觉，时光的脚步终究是谁都拦不住的。中学毕业后的二十多年，我再没有走进月坛，直到前几年妻子怀孕，因为在复兴医院门诊部做定期产检，而那座杏色楼体的门诊部就位于月坛公园的东北角，所以每过一段时间，我都要跟妻子过去一趟。产检结束，我们一起牵着手从月坛公园里穿过，古树、草坪、亭榭、池塘，唱歌和唱戏的人们，在南礼士路隆隆驶过的车轮声响的伴奏下，令小公园里一片喧阗……我跟妻子说起少年时代自己徜徉在这里的日子，感慨北京的博大与深厚：在一个并没有多少故事的小园，却不知道有多少人留下了多少故事。（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