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犀牛消亡史：5000年来，我们都灭绝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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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狩猎中，竟然捕获到71头犀牛后，商朝某一位王在甲骨文中留下记载，为自己“辉煌”的猎捕成绩欢欣鼓舞。
那时候，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遍布着貘、犀牛、水鹿、亚洲象等各种如今仅仅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才出现的动物，3000多年前的商王和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甲骨文中留下的，将是一场有关中国古代生态演变的物种哀歌。
在距今5000年前，那时中国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4%左右，根据竺可桢等气候学家的测算，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部落联盟和夏朝商朝时期，当时中国整体处于温暖时期，北亚热带的北界，比现在要北移2.5个纬度，气温也要高出2-3摄氏度。
但气候每一次微小的波动，都将带给自然和历史以剧烈的震动。
大约从公元前1100年开始，历史进入到周朝后，中国气候再次转入寒冷期，这一次的小冰期蔓延了整个西周时期，前后延续了250多年，对此《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道，周孝王七年（公元前903年）“冬，大雨雹，牛马死，（长）江、汉（江）俱冻”。
随着气候转入寒冷期，中原地区的先人们发现，原来在河南等中原地带广泛存在的犀牛、大象等动物逐渐退出黄河流域、开始南迁，对此《吕氏春秋·古乐》和《孟子·滕文公下》将其表述为周武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但这些大型哺乳动物的南迁，实际上仅仅依靠人力是做不到的，其南迁的背景，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的到来。
尽管从西周时期开始，黄河流域的犀牛和大象逐渐消失，然而在相对温暖、森林广袤的江淮流域，犀牛、大象仍然广泛存在，因此先人们对于犀牛的南迁虽然不解，但也并不以为然，对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就写道：“牛则有皮，犀兕（读作sì，指犀牛）尚多”。由于当时中国大地上广泛分布着犀牛，因此先秦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牛甲，甚至成了南方的楚国和吴国的大规模战争装备。
屈原在《九歌·国殇》中就写道：“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当时，在楚国广阔的南方荆楚地区，“犀兕麋鹿满之”。
▲犀牛
吴越两国在争战过程中，双方更是拥有大规模配备犀牛甲的军队，《吴越春秋》记载，在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决战中，吴国：
“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万人，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
尽管史料记载存在夸张成分，但是犀牛甲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广泛普及，也由此可见一斑，而对阵吴国，越国的军队也同样是身着犀牛甲：
“越王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皆被兕甲又令安广之人，佩石碣之矢，张卢生之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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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这种中原地区的气候和物种变化，先秦时人也开始了敏锐的观察，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就曾经追忆说，当尧之时：
“草木畅茂，禽兽繁殖。”
孟子身处的战国时期，当时中原地区的原始森林草地已经遭到了大规模开垦破坏，而犀牛、大象等热带、亚热带动物也逐渐消失，改而迁徙到了江淮流域和广阔的南方地区，而中华先民随着大自然和环境变迁而迁徙的脚步，也一直没有停歇。
甲骨文和先秦史料记载，夏朝和商朝时期，国都经常迁徙不定，史称夏后氏十迁；殷人（商人）也自称是“不常宁”、“不常厥邑”。其中最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古人是游牧农业经济，每隔几年当地力减退，农作物产量就会严重下降，于是人民不得不迁至别处，另辟一片新耕地。
西周建国初期，由于地广人稀，开始大规模分封诸侯开疆拓土，即使到了东周初期，当时，郑国迁都到新郑（今河南新郑），郑人“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由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存在广阔的旷野，因此郑国与宋国（位处今河南商丘之北）之间还有不少“隙地”，可见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垦殖的范围仍然不大，天然植被仍然保存完好。但是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出现了“宋无长木”的情况。
随着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加上各国竞相变法，发展农耕、鼓励垦荒，因此到了战国时期，今天的河南地区已经“无长木”，山东丘陵西路的泗水流域已“无林泽之饶”，而在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缺乏木材取火的问题。
▲中国森林变化图
这种中华先民对于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带来的结果，就是到了战国时期，“黄河”的逐渐出现。
在先秦以及秦、西汉初期，古人对于“黄河”都称为“河”，因为当时黄河水质清澈，并不存在大规模携带泥沙的问题，《诗经·伐檀》就写道：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战国以前的先秦时期，当时黄河流域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原始森林，因此先人在此砍伐檀树等大型乔木，“河水”的清澈水质更是成为古人诗歌的歌颂对象，然而到了战国后期，随着人类开垦、战争破坏的影响，黄河中游的森林开始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破坏。
以泾河为例，泾河到了战国后期的含沙量已经很高，随着秦汉定都关中，日趋繁盛的人口活动和关中地区经营需要，使得大规模的毁林造田不断出现，于是，到了西汉中期，泾河更加浑浊，出现了“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特点。
作为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的第一大支流，发源于河套平原、宁夏六盘山东麓的泾河水质变浊变差，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类剧烈活动影响的结果，在自身和各条支流大量泥沙的冲击下，到了战国后期，黄河开始被称为“浊河”，到了唐朝，“黄河”的名称开始固定下来。
▲黄河一直到战国后期才开始逐渐变浊、变黄
起初，黄河在战国中期、也就是公元四世纪以前流经河北平原入海，两岸并没有构筑堤防，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战国中期开始，各个诸侯国开始在黄河下游建筑堤防，于是黄河河道开始固定，刚开始时，由于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因此两岸堤坝达到50汉里、20000多米之宽，因此黄河在下游得以随意游荡，河道的蓄洪能力也较强。
但随着下游地区人口的的不断增多，中华先民开始在黄河大堤内的河槽滩涂上进行垦殖，并不断缩小黄河堤坝，这就使得黄河下游的河床日益缩小，加上河身弯曲，使得下游迅速淤积增高，险情迭出。
于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开始了。
由于黄河中游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加上水土流失下河水泥沙含量过高，因此到了西汉时期，黄河出现了十次较大的决溢改道，这是黄河大规模泛滥的开始。
鉴于黄河的频繁决溢，到了东汉时期，公元69-70年，东汉政府动员了几十万军民，在王景的主持下，对黄河下游河道进行了全面整治，此后大约800年间，黄河下游河道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没有发生较大改道。
但是人类治理黄河的过程，也在为下一次的灾害埋下隐患。
以汉武帝时期治理黄河为例，当时为了治河，汉武帝下令将黄河流域的河南淇县的大规模竹林砍伐“下淇园之竹为楗”、“斩淇园之竹木塞决河”，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汉军为了讨伐叛军，更是“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转以给军”，在治河和战争、人类活动的大规模破坏下，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当时河南淇县的大规模竹林已经消失，对此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感慨地说：
“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
尽管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原始森林植被就遭到了大规模破坏，并在西汉和东汉初期造成了大规模洪涝灾害，但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下，并将黄河流域的大量耕地改为牧场，这就使得黄河流域的植被部分得到了恢复，随着水土流失的改善，黄河在称为乱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
但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的转寒、变干，黄河流域的森林植被已经不可能恢复到战国以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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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隋唐、五代和两宋后，中华先民的脚步再度北上西进。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国的农牧交界线一度南迁到黄河流域，随着隋、唐帝国的相继崛起，中原的农业民族再度北上西进，并将中国的农牧交界线再次挺进到了阴山一带。当时，仅仅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唐朝就在河套平原屯田达8800多顷，随后又在陕北、银川平原开设屯田，致使黄河中游的森林再次遭到大规模破坏。
也就是在这种生态破坏的背景下，到了唐朝时期，由于当时的官员流行在腰带上别一种犀牛带銙，加上唐朝时期的大规模开垦加剧，这更是给江淮流域和广大南方地区的犀牛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因此到了中唐时期后，中国广大南方地区已经很难见到犀牛，因此，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在向大唐帝国进献贡物时，甚至将犀牛这一原本在中国广泛分布的大型动物当成了珍禽异兽进献。
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年）就曾经在《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诗中写道：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
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
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
▲陕西三原唐献陵的石犀
白居易记载道，这只原本生活在热带东南亚地区、进贡到关中地区的犀牛，在几年后的唐德宗贞元年间（785年正月—805年八月）死于长安的一场寒冬。
到了唐宣宗时期（846-859年在位），当时人在渠州（今四川渠县、大竹等地）捕捉到了一只犀牛，由此当时的犀牛已经非常珍贵，于是这只犀牛被特地送到了长安城中进贡，考虑到先前皇宫中的犀牛无法适应关中地区的气候、被冻死等先例，“虑伤物性”的唐宣宗后来下令将它“复放于渠州之野”。
犀牛在中华大地的日趋珍贵，映衬的，则是唐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
以关中地区为例，隋唐定都长安带来的结果，就是到了盛唐时期，整个关中地区“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整个长安城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长途跋涉到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等地，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
对此，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在讽刺秦朝的《阿房宫赋》中，指古，也是话今地揭露出：
“蜀山兀，阿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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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资源日趋衰竭的同时，失去了森林的涵养，关中地区的水资源也日益枯竭，昔日关中地区“八水绕长安”、水量充沛的生态环境逐渐消失，到了唐代末期，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到了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雍正六年（1728）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六次之多。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至开元二十九年（741）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频繁，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而关中地区这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得长安城，逐步进入一个生态崩溃的大环境。
唐朝中期以后，长安城周边关于“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路游饿殍，人相食”的记载越来越多。
▲中国北方很多地区，长期旱灾之后，经常伴随着大规模蝗灾
在此情况下，早在先秦时期，就因为沃野千里、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关中平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唐朝中后期时，已经变成了“地迫而贫，土瘠民贫”的穷困之地。
由于大规模砍伐森林加剧水土流失、造成黄河含沙量日益增大、淤塞航道行船困难，这就使得从江淮地区向关中地区供应物资的漕运日益艰难，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都陷入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骚动。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说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但是，关中地区的生态恶化已经积重难返。公元907年，军阀朱温在篡唐建立后梁后，将国都向东迁徙到了更加靠近江淮流域的洛阳和开封，此后，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国都都是洛阳或开封，而这种中国首都从西向东迁徙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关中地区及西部的环境生态恶化，是中国首都从西向东迁徙的重要背景
进入两宋以后，由于北宋先后与西夏对峙，南宋又与金国对峙，因此关中地区作为战争前线也受到了重大影响，当时，长安周边“畜产荡尽……十室九空”，整个关中地区在宋代，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土旷人稀”的“恶地”。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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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中地区生态急转直下之前，中国西部的陇右、河套平原、河西走廊生态也逐渐恶化。
在历史的记载中，在西汉时期，内蒙古阴山一带、河西走廊等地区还遍布着大规模的森林，然而到了三国时期，在长期的干旱和人为开垦等因素影响下，这些地方已经到处都是戈壁沙漠了。
以甘肃天水、陇西一带为例，西汉时期，这里“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然而三四百年后，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当司马昭率军西征羌人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等地已经是“北临沙漠”，而广大河套地区则从原来的水草丰美之地，变成了遍布戈壁沙漠之地了。
以乌兰布和沙漠为例，这里原本是位处今内蒙古河套平原西部的黄河冲积平原上的一片草原，在汉代魏晋南北朝以前，这里甚至还存在过一个大湖屠申泽，秦汉时期，当时中央政府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在河套平原大规模屯垦，东汉以后，由于匈奴南下，这些屯垦区陆续荒废，由于原来的草原植被遭到破坏，这就使得乌兰布和地区被耕作过的表土逐渐成为流沙，最终蔓延成为今天的乌兰布和沙漠，到了10世纪末时，宋朝使节王延德出使高昌（今吐鲁番）途经乌兰布和地区，就看到这片原来的草原“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
在黄河中上游和中游地区的森林和草原、生态遭到大规模破坏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最终逐渐从黄河中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关中、陇右、河套、河西地区，一路向东迁徙到了黄河下游地区。
而失去了中上游的森林和草原涵养，两岸水土流失日益加剧的黄河，在从东汉初期至隋朝大体平静约800年后，开始向中华先民发出了怒吼咆哮。
据统计，在两汉的 400 多年间，黄河只决溢了9次 , 平均每40年1次 ；而在唐代290年的历史中，黄河共决溢24次 , 平均每12年1次，频率大大提高。
▲黄河的频繁决溢，其背景是人类的扩张和开垦
在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迁，北宋的首都也东迁到了黄河下游的开封，以便就近接收江淮地区的财赋，但黄河水土流失的严重，使得黄河下游地区的开封河段逐渐形成了地上悬河，并比沿岸的村庄高出数米之多。
从北宋中期的1048年开始，黄河中下游在几十年内频繁决口，每隔两三年就有一次大决口，每三四十年就发生一次大改道。这使得开封的生态环境日益遭受严峻考验。
在黄河自然的频繁决溢之外，在1127年、1232年和1234年，南宋军队和蒙古军队又先后三次扒开了黄河大堤作为战争武器，而黄河在频繁决堤之后，还导致泛滥地区土壤沙化和盐碱化，这更加深刻地恶化了黄河下游的生态环境。
在此情况下，随着1127年靖康之变后北宋的灭亡，中国的政治中心最终在沿着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开封等地，从西向东摆动迁徙两千多年后，以南宋立都临安（杭州）和元朝建都大都（北京）为标志，开始了此后1000年的南北波动，而这种中国政治中心的西-东，南-北变迁，其背后，无疑是黄河流域和北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所冲击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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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北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冲击下，天灾也在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黄土高原地区，率先撕开了口子。
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时期（1628-1644年），在明末小冰期的气候灾害冲击下，17年间全国共爆发了14次特大干旱，以致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不绝于书。
崇祯二年（1629），籍贯陕北延安府的明朝官员马懋才就在《备陈大饥疏》中，向崇祯皇帝专门陈述了陕北的天灾和饥荒情况，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陕北地区“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并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在此情况下，崇祯元年（1628年），高迎祥首先率众在陕北起事。当时，明朝的正规军早期面对起义之众还能保持优势，但每当剿匪胜利在望，寒冷及其连带的饥荒，就会把陕西、河南等生态脆弱地区更多无路可走的百姓，推向起义军的阵容，形成“野火烧不尽”之势。
▲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明末大起义的爆发点
在这种17年14次大旱灾的接连暴击下，原本生态环境就脆弱的北方，最终形成了起义烽火燎原的局势，最终在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尽，明朝灭亡。而考究这场明末的大规模干旱，北方地区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在持续整整17年的重灾袭击下，陕北、河南等黄河流域社会物质基础的崩溃，无疑是酿就大规模起义的环境因素。
就在明朝灭亡前两年，1642年，广州城外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而距离上一次广州城出现老虎，已经是100多年前的1471年的事了，或许是感触到了某种朝代哀亡的气氛，或许是国之将亡、其人也哀，在最终捕获到这只老虎后，广州城的居民却将这只老虎放生了。
没有人提到这次广州官民为何释放老虎的缘由，但或许冥冥之中，他们感受到了某种来自天意的力量，正如公元前540年，郑国名相子产所说：
“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灾，於是乎崇之。
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於是乎崇之。”
在剧烈的天灾和国难中，乱世中的人们突然有了感悟，他们在面对大自然时的脆弱、无力与偶然迸发的敬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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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北方气候和生态环境的演化，在犀牛之后，大象在中国也开始不断南撤。
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中，曾经出土了大量大象的遗骨，甲骨文也曾经记载商王在太行山南侧，曾经一次就捕获7只野象。但是随着西周时期黄河流域进入寒冷期，大象在黄河流域逐渐消失，到了南北朝以后，大象在淮南、江北地区也逐渐消失，活动基本处于长江以南地区。
1127年靖康之变后，中国人口继魏晋南北朝、安史之乱以后再次掀起了大规模的南迁浪潮，在此情况下，公元931年的五代十国时期，浙江衢州还有捕象的记载，但这已经接近大象分布的北界了，此后，中国大象分布的北界，进一步退却到了浙江温州、福建、广东等地。
当时，随着南方人口的迅速扩张，浙江等地的生态环境也遭受了大规模破坏，到了宋代，浙江的会稽山区已经是“有山无木”；湖北竹山县到了乾隆年间更是“山尽开垦，物无所藏”；江西等地原本偏僻的武宁山谷地带，也是“遍乡开垦，万山童秃”；靠近南岭山脉的湖南桂东县也是“生齿日繁，谋生者众，深山高陵种植杂粮，几无隙地”。
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南下，加上人口爆炸，长江以南各省几乎全部开垦，而逐渐南撤的大象，与人类的冲突也日益加剧。早在北宋时期，文人彭乘就在《墨客兴犀》中记载道：
“（福建）漳州漳浦县地连（广东）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骨肉摩碎乃止。盖独象乃众象中最犷悍者，不为群象所容，故遇之则害人。”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担任福建漳州知府时，当时由于人类垦殖日益侵入到了大象的领土，因此象群经常出来蹂躏庄稼报复人类，为此，朱熹特地写了《劝农文》，鼓励乡民捕杀野象：
“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表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本州又已出榜劝谕人户杀象兽，约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齿蹄角。今更别立赏钱三十贯，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
在这种农民挺进、政府出资鼓励的捕杀下，到了宋元之际，大象在福建地区最终消失。
▲亚洲象
而大象在浙江、福建等地消失的背后，则是中国人口的不断膨胀。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当时中国人口统计为5959万人；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当时人口统计为5291万人，考虑到人口逃逸等问题，人口学家估算当时中国人口已达8000万人；
到了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当时南宋加上北方的金国和西夏、大理等国，人口学家预测当时中国人口已破1亿人；
人口学家推测，经历宋末和元末的战乱后恢复，到了明朝末期，中国当时的实际人口也已突破了1亿；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正式取消实行了两千多年之久的人头税，此后，中国人口迅速爆炸，并从乾隆六年（1740年）突破1亿，到乾隆五十七年（1790年）突破3亿，再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亿。
在这种中国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下，到了19世纪初，残存在南方广东东莞地区的的野象也唱响了最后的哀歌。当时，野象在广东东莞地区“每秋有群象食田禾”，在珠三角地区人口日益扩张的背景下，乡民们开始持续捕杀野象，此后，广东有关野象的记载也最终消失，大象继续撤退到广西、云南，并最终仅残存于云南与缅甸等地边境地区。
而中国犀牛，则在云南地区一直挣扎到了20世纪。据统计，在中国犀牛最后的岁月里，仅仅1900年至1910年，由云南等地官方、民间共同捕杀然后上供的犀牛角，就达到了300多支。
此后，1922年，中国境内最后一头小独角犀（爪哇犀）被杀。至此，再也未见中国犀牛被捕杀的记录，与之随带的，则是犀牛这个物种在中国的最终灭绝。
▲西汉时期以犀牛为原型制作的青铜器
至此，历经5000年的文明开垦，中华先民从北向南步步挺进，最终将犀牛和大象逐渐逼入绝境，而在中国生态环境从北向南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华南虎等大型动物也步犀牛后尘最终灭绝。
在这场中华大地历时5000年的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相处的史诗旅程中，我们被气候、生态、灾荒、瘟疫、战争和人力等各种力量所裹挟，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懂得大自然，不懂得敬畏。
宇宙星辰、山川日月、飞鸟鸣虫，我们，何去何从？
参考文献：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杨鑫光等：《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原因、影响及对策初探》，《草业科学》2006年第5期
冯贤亮：《中国历史上的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 》
（美）狄·约翰 王笑然：《气候改变历史》，金城出版社2014版
（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版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版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版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