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之傅宋本、皖西学院藏元刻本、钱校本考
《乐府诗集》之傅宋本、
皖西学院藏元刻本、钱校本考
李连秀
摘 要：宋郭茂倩编纂之《乐府诗集》，收陶唐迄李唐乐府诗歌达百卷之多，是乐府学史上“征引浩博，援据精审”集大成的诗歌总集，为乐府研究提供了异常重要的文献。自成书后有了“字体方整，结构谨严，雕镌精整”的宋绍兴杭州官刻本，今存主要为傅增湘藏宋本。笔者通过对该本刻工的研究，在傅氏考订的“四十八人”说和尚丽新的“五十人”说之上，提出“五十七人”说；并对刻工刊刻活动的时间考订，证实傅氏所持宋本为绍兴浙刻本且在光宗前后有修补的论点的正确性。皖西学院藏元至正元年（1341）刻本残卷，《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为元刻“明修本”，笔者通过考证残卷上藏书印章主人的生平，认为此本最晚于元末明初已被与高启同时的何彦文收藏，而今存最早明修本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刻本。故该本为元刻残本无疑。明钱孙保校元刻本，虽仅有十几条，但为汲古阁参照的陆贻典二校《乐府诗集》提供了文献资料和观点参考，笔者通过对该本藏书印章的考证，梳理出该本的新递藏。
关键词：傅宋本 宋刻工 元刻元本 钱校本递藏
一、傅宋本
（一）该本之版本
（二）该本之刻工
由刻工活动之年代断定该本刊刻之年代，傅氏据所藏十三部宋版书判断与《乐府诗集》有关的刻工为四十八人，并依据其中有确切刊刻活动可考的十八位刻工，断定《诗集》成书年代，而尚丽新据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和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尚氏认为傅氏之“浙刻本且在光宗前后有修补”的证据不足。今笔者参考今人对刻工之新研究[⑨]，增补相关证据。
傅氏考得包括补版工五人在内的刻工四十八人[⑩]，（《经眼录》为四十七人，《题记》为四十八人）并对其中十七人进行判断。尚氏据清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又增加金元、高珍两人[11]，可考增至五十人[12]。笔者新考得刻工七人：王林、辰补、张振、舒关、徐政、陈明仲、戴金，共计五十七人[13]。
笔者从《宋元刊工表》知“刊工有王林、吴丑、辰补、施惠、张振、舒关”[14]。王本“据静嘉堂藏宋刊修校多本，板式不详”，而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元至正……静嘉堂文库藏本……此本系元刊元印本”[15]确定为元刻本，因此静嘉堂藏本中的刻工应为宋元人或其他时期之人。
笔者考得宋刻工王林、辰补、舒关三人。
王林，据王本“静嘉堂藏宋绍兴刊杭州本《乐府诗集》。”[16]瞿本“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尚书正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乐府诗集》，《论衡》(洪适本)，《类篇》”，[17]应为宋刻工。
吴丑，瞿本为“元至正间刻字工人。参加过《国朝文类》（西湖书院本），《礼书》。参加补版《乐府诗集》”，[18]为元刻工。
辰补，据王本，刊刻过“静嘉堂藏宋绍兴初杭州本《乐府诗集》”[19]，应为宋刻工。
施惠，据王本，刊刻过“静嘉堂藏宋绍兴初杭州刊《乐府诗集》”；[20]瞿本“元大德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晋书》(集庆路儒学本)。至正间参加刻过《乐府诗集》”，则应为元刻工。
张振，据王本“宋绍兴刊湖北茶监司本《汉书》。静嘉堂藏本。宋绍兴刊杭州本。《乐府诗集》”。[21]瞿本“ ①南宋初期刻字工人。参加刻过《汉书注》(湖北庾司本)。②元至正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乐府诗集》。参加刻过补版《说苑》。”可知张振有宋元同名刻工三人，今从王本、瞿本共同之宋刻工说。
舒关，据王本“静嘉堂藏宋绍兴初刊杭州本《乐府诗集》。”[22]瞿本“元至正间刻字工人。”“[舒关里]或署'舒关’。元至正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乐府诗集》(童万元集庆路儒学本)”[23]。今从王本宋刻工说。
笔者从曹之编著《中国古籍版学》得徐政、徐昇、陈恂、陈明仲[24]，考得宋刻工陈明仲、徐政两人如下：
陈明仲，据瞿本“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经典释文》，《事类赋注》(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广韵》，《春秋经传集解》(兴国军学闻人模本)，《编年通载》”，可知为宋刻工。
徐昇，笔者认为，一般简写为“徐升”，傅氏已考。陈恂为“陈询”之误。
徐政，据瞿本“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经典释文》，《外台秘要方》（两浙东路茶盐司本）……《毛诗正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旧唐书》（版本同上），《资治通鉴目录》（版本同上）。参加过补版《史记集解》”[25]，可知为宋刻工。
笔者另从瞿本得戴金一人，“南宋绍兴间浙江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乐府诗集》，《世说新语》(董棻本)。参加刻过补版《新唐书》。”[26]以上共计五十七人。
尚氏认为由刻工确定刊刻年代“尚可商榷”，而笔者参照王本、瞿本确认了刻工活动年代。傅氏统计与《乐府诗集》刻工相关的浙刻宋版书有十三部，尚氏统计有四十九部，而笔者统计有八十七部。尚氏“可以肯定为南宋初高宗、孝宗朝的刻工有二十一人：王玠、陈询、……张圭”，笔者认为除李古、朱初、时举、葛彬、雷昇、程亨、潘民、辰补仅刻过《乐府诗集》而为绍兴间刻工外，包括补版工在内的绝大部分刻工为绍兴间活动之刻工。尚氏“南宋孝宗、光宗朝刊工一人：高彦”，笔者又考得黄常、周彦、刘忠亦为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活动之刻工。尚氏“南宋宁宗、理宗朝刊工一人：王通”，笔者又考得刘忠、王珍、徐杲、余永为宁宗庆元、嘉定年间活动之刻工，余永、李文为理宗宝庆、端平、嘉熙间活动之刻工。故该本之刊刻年代，确实如傅氏所论：刊刻于绍兴年间且于光宗前后有补版。
尚氏认为“《经眼录》关于补版的判断尚可商榷”，因“刻工五人的判断依据不详”，“潘民、程亨仅见于宋本《乐府诗集》一书，故而无法判断二人所处的时代”。笔者认为，潘民据王本“宋杭州本《乐府诗集》。补板”。[27]又据瞿本“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乐府诗集》”[28]。程亨据王本为“宋绍兴初杭州本《乐府诗集》。补板”[29]，据瞿本为“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乐府诗集》”。[30]可确定二人刊刻过杭州本的《乐府诗集》，傅氏结论可信。张圭确如尚氏所论“绍兴初年的刻工”，不仅补板过绍兴初杭州本《乐府诗集》，且据王本还刊刻过“宋绍兴刊《汉书》”[31]，据瞿本“参加刻过《汉书注》（江南东路转运司本），《三国志注》（衢州本），《乐府诗集》，《仪礼郑注》”[32]。包端亦如尚氏所言“同名者二”，据王本为“南宋杭州地区名工。宋刊单疏本《周易正义》。宋两浙茶监司刊《尚书正义》。……宋杭州本《乐府诗集》”。[33]高彦据王本刻过“宋两浙庾司刊《礼记正义》原刊。宋淳熙张杅桐川郡斋刊《史记》耿补本。宋刊《东坡集》（有乾道序）。宋绍兴初杭州本《乐府诗集》”。[34]据瞿本为“南宋绍兴间湖州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北山小集》，《东坡集》，《乐府诗集》，《史记集解索隐》（耿秉本），《礼记正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参加刻过补版《新唐书》”[35]。因此，尚氏认为“张圭是绍兴初年刻工，包端有同名者二，分别活动于南宋初年和绍熙年间；高彦则活动于孝宗、光宗朝”的结论大致可信。而傅氏最有力却被尚氏质疑的一条“至高彦、包端二人见于绍熙（1191）本《礼记正义》（笔者按：加刻工周彦）”的论点是正确的。笔者亦认为：该本主要于高宗绍兴年间刊刻完成，而后至度宗的一百年期间屡有修补。
质言之，从版式、避讳、刻工、字体结构等特征，尤其新考之五十七刻工活动的年代判断，傅宋本确为宋绍兴杭州官刻本，且在光宗前后有补版。
（三）该本之递藏
该本藏书印章最明显地说明其递藏情况。
《题记》：“卷中藏印凡三家……曰'乾学之印’曰'健菴’。……曰'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曰'习古’。……曰'云裳’、曰'祖仁’。元本……印三方，一曰'东吴叶裕祖仁藏书’，一曰'宋少保石林公二十一世孙裕’，一曰'获墅堂’。以此考之，宋刊各卷以传是楼、延令室两家残本集成，元刊则叶氏所藏。惟补钞八卷虽依宋刻摹写，而前后绝无印记，补自谁氏渺无可知，而此书为何人襞绩而成益无由取证矣。”该藏印表明该本被季振宜、徐乾学和叶裕先后收藏过。尚氏持此论，但未细论原由，笔者简介其生平。
季振宜（1630—？），字诜兮，号沧苇，明末清初泰兴县季家市（今江苏靖江市季市镇）人，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其离世后所藏书分别归徐乾学和清内府。该本之“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习古”即其藏印，季氏确实收藏过该刻本。
徐乾学（1631—1694），江苏昆山人，进士，字原一、幼慧，号健菴，清大臣、藏书家，藏书楼“传是楼”乃中国藏书史上著名藏书楼。该本之“乾学之印”“健菴”即其藏印，徐氏得季氏大部分藏书，该本即从季氏而来。
叶裕（1635—1959），江南吴县人，进士，字祖仁，因右手骈指，自称枝指生，明末藏书家叶奕（1605—1665）之子。亦喜藏书，并建藏书楼“获墅楼”，收藏元刻、宋钤多种，刻书章多枚，如“东吴叶裕图章”等。该本之“云裳”“祖仁”“东吴叶裕祖仁藏书”“宋少保石林公二十一世孙裕”“获墅堂”即其部分藏印。[36]
《题记》“宋刊各卷以传是楼、延令室两家残本集成”，而《季沧苇藏书目》“《乐府诗集》百卷，元板”[37]和《传是楼宋元版书目》天字下格“《乐府诗集》百卷，八本，元版”[38]，未见宋版著录，尚氏认为“此本应是在徐乾学、季振宜和叶裕三家藏书散出之后，即康熙末年以后，方才配补成书”故不见于二人著录，应该是正确的推断，笔者亦持此论断。
另外，笔者又考得藏家之阎敬铭及其生平。《书目》该本“原阎文介家藏，乡人白坚持来求售，遂以重值收之”，《题记》“此阎文介藏书，其子成书方索高价。……此书遂如余箧”。阎文介即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晚年自号“无不悔翁”，谥号“文介”，陕西朝邑（今大荔）人，清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清史稿》卷四三八有传。阎敬铭藏过该书，傅增湘于1918年购得，这是迄今递藏的最早文字记录。
至今，傅宋本递藏为季振宜→徐乾学→叶裕→阎敬铭→傅增湘→国家图书馆。先后被名家所藏，影响很大，故尚氏“从清代到当代，《乐府诗集》的通行诸版中，傅本出现最晚，但目前影响最大。”
二、皖西学院藏元刻残本
宋刻本至元，传本已稀并残损严重，于是有了元至正元年集庆路儒学刻本的问世。该本之周慧孙和李孝光《序》，介绍了来源与刊刻情况。
（一）该本之版本
皖西学院所藏一部二十八卷十册的元刻残本，《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为“元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刻明修本”[39]。
元刻本存世较少，皖西学院中文系教师黄任轲和该馆馆员邹泉涛依据版式和字体等认定该本为元刻残本。
以笔者研究，该残本系元刻元本而非元刻明修本，并从元末至今为诸多名家所藏，价值很大。
第一、版式。“十一行二十字，上下小黑口，左右双栏，双鱼尾，版心上方记字数，中间刻有书名、卷数、页码，版面行字疏朗”。
第二、字体。“仿赵孟頫字体，简体字使用较多”“墨香纸润，古味盎然”。
以上为该本之遗存状况，显系元刻本之特征。
第三、藏印。“每册首页上均有……'城南草堂鉴藏图书记’”[40]。笔者据此认为该本收藏之主人为元末明初之何彦文。
首先，舒和新据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考“城南草堂”为明朝何彦文室名[41]，但对何氏生平无考。笔者认为：何彦文（生卒年不详），元末明初人，约与高启同时，江苏东海人。与高启、盛彧等友善，善音律，兼通医术，声名远播而终生落拓。其行迹见于高启、盛彧、王褒等人的诗集，资料较少，故详录如下。
高启（1336-1374）《高太史〈凫藻集〉》卷五《城南草堂疏》：“心远道人何彦文，年老未有居室，筑草堂练圻城南，求好事者捐己金，以相其役。疏曰：……何彦文者，伎通声律，名著江湖，早年为落魄之游，晚未得栖迟之所。”[42]“练圻”即练祁河。“练圻”即练祁河。“练水：即练祁河，又称练圻……横穿嘉定城，是嘉定境内重要的干流。”[43]可知何氏善音律，才高名大，一生落拓，晚年凄凉，在别人捐助下于练圻城（今上海嘉定）筑草堂，高启为之作《疏》。
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卷十九“盛彧”条、《娄东诗派》卷一“盛彧”条、《四朝诗》《娄东诗派》等皆有盛彧为何彦文赠别而作的《送何彦文归埬水》：“东海何郎雪满头，新声一曲擅风流。酒边苏小西湖路，梦里扬州明月楼。片片桃花吹画茜，行行柳色乱春鸥。可怜冠盖皆尘土，莫倚清尊说旧游。”[44]盛彧（笔者按？—1382），字季文，江苏常熟人，元人。元时东南巨族，元末战乱迁昆山，与杨维祯、郑东、秦约等人唱和，有《归胡冈集》。[45]“东海”，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即指何氏家乡。盛彧在杭州为即将返回埬水的何氏践行，何郎已老，但吹奏“新声一曲”却风采依旧。何氏为善音律之人。
明王褒《王养静先生集》卷五“七言律诗”条有何氏医治其幼子的《送婴医何彦文》一诗，其中“越人旧做小儿医”，“越人”即东海王彦文，“婴医”即通医术。
质言之，元末明初何彦文收藏过该本，说明该本最晚在明初就已出现。
其次，明黄佐（1490-1566）《南雍志》（成书于嘉靖二十二年，即1544年）载，明初至嘉靖初年修补活动有洪武、嘉靖两朝的御诏修板，清点整理书板工作有成化、嘉靖间各一次。据尚氏考证，“洪武十五年（1382），新太学在南京落成，改称国子监。南京国子监成立之后，首先将元代西湖书院及九路儒学的许多图籍旧版移入监藏”[46]。尚氏另据《南雍志》考得洪武年间对元版进行的第一次补版：“洪武十五年(1382)壬戌冬十一月，上命礼部官修治国子监旧藏书板。”[47]故笔者认为入明后若该板亦在此次修补之列，则明修本最早的应为洪武十五年修本。
再次，元至正元年（1341），距离元亡仅有二十七年，而从高启、盛彧有关何氏的记载中，何氏最晚于1374年（高启卒年）已是暮年，在之前，何氏有可能已藏有元刻本，且何氏通音律，收藏该本亦合情理。明洪武初年为1368年，与城南草堂构筑的最晚1374年，仅有六年时间，即使明朝建立后，印版立刻入南监刊印，从刊刻到告罄，亦需时日，而由官刻传到身份低微的何氏手中则更久。故何氏所藏为元刻本无疑。
最后，现存最早的明修本为傅氏考证的“元刻初印，无一补版”“桑皮纸，坚洁如新，与后来补版重印者美恶相去悬绝”未入南雍的藏元本，而被台湾“中央图书馆”（现藏地）《“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明初修补本。尚氏据清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五载“《乐府诗集》十五册，通百卷。南京太常寺卿臣俊士英所赠者。士英，予同年进士也。成化戊子正月”[48]，认为明修本“最早收藏时间是成化五年（1469）”[49]，更说明何氏所藏并非明修本。
总之，由何彦文生活的时代与明国子监补版《乐府诗集》和现存的最早明修本来看，何氏所藏确为元刻本，而非元刻明修本。
（二）该本之递藏
依该本之题字和藏印主人所处年代[50]，考证如下：
第一，笔者认为“城南草堂鉴藏图书记”印章主人为元末明初人何彦文。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收藏人。
第二，笔者认为“长啸一声天地宽”印为清康雍间曹瑛曾藏印。舒和新据曹氏“长啸轩”室名判断可能为曹氏之印，然不确定。笔者认为，曹瑛曾（1664—1730），又作焕曾、映曾、应曾，曹垂璨从子、曹煜曾弟，字祖望，号春浦，上海人；康熙末贡生，官理藩院知事。与兄曹煜曾、曹炳曾等以诗名，而瑛曾尤工琢句；著有《长啸轩诗集》《长啸轩词》。[51]
“长啸”，《汉语大字典》：“撮口发出悠长清越的声音。古人常以此述志。三国魏曹植《美女篇》：'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唐牛僧孺《玄怪录·张左》：'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顾接清论。’宋苏轼《和林子中待制》：'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群音类选·四节记·复游赤壁》：'长啸若情况，振山林谷应如璜。’”[52]可见，“长啸”即今之“吟诵”，乃古代文人读书方式之一，亦为自我志向的表达方式，是文人自我气韵、姿态，“长啸一声天地宽”亦诗人以清音之激越得心态之自闲、不与流俗同类的表现。曹瑛曾工诗文，尤擅琢句，记其室名为“长啸”、诗词集皆取“长啸”为斟酌、慎思而得，亦为其情志表达方式之一种。
故笔者认为该印主人即为曹瑛曾。
第三，笔者认为“堇斋收藏印”“堇斋图书”印为清康雍间富察昌龄藏印。对该印，舒和新未考得任何信息。笔者认为，富察昌龄（生卒年不详），清藏书家；姓富察氏，一作傅昌龄，字敷槎，一字晋衡，号堇斋；蒙古镶白旗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富察傅鼐之子，曹寅之婿。昌龄继承遗书外，多有购藏，建藏书堂为“谦益堂”等。[53]
昌龄为著名藏书家，所藏元本，或从曹寅处来，或从他处来。该刻本每一册上均有其印，说明当时他至少藏有今日所见的十册。其所藏皆精本名椠，故笔者认为该本的价值之大为同类刻本所不及。
第四，笔者认为该本上“残郭乐府十册”题字之主人，为清咸丰、同治间袁芳瑛。舒和新据此考得印章主人为袁芳瑛，但对袁氏生平言之不详。笔者认为，袁芳瑛（约1811—1859），清著名藏书家，字漱六，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四年（1854）官至苏州知府，七年迁任松江知府；极嗜藏书，于长沙崎头湾筑藏书楼“漱蠹圃”“卧雪庐”（又称“卧雪楼”），著《蠹圃书目》二十卷。[54]
“卧雪楼”在湖南，与秦更年“曩客湘中所得”题字吻合，秦氏以江苏人居长沙故自称“客”。此书可能属光绪初年散出之列。故笔者认为袁氏阅读或校勘过该本，且当时亦只存十册，其来源或为孙星衍“孙氏祠堂”，或是洪亮吉等旧藏不得而知。
第五，笔者认为“驾天风以放荡，击溟水而逍遥”印为清末江苏嘉定人周文禾藏印。舒和新据该藏印与周氏之室名判断为周氏所藏，但尚不确定，主要在于该藏印为一首诗而非字、号之类，存在多种解说的可能。笔者认为，周文禾，清末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戏曲家，字菽米，号实君，晚号江左老米、青雪老人，室名驾云螭室；诸生，善赋诗；辑《驾云螭室诗录》六卷，另著有《南宋百一乐府》《云螭室诗话》等。[55]
“螭”，据《汉语大字典》：“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古代建筑中或工艺品上常用它的形状做装饰。《说文·虫部》：'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或云无角曰螭。’《楚辞·九歌·河伯》：'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驂螭。’王逸注：'言河伯以水为车，驂驾螭龙而戏游也。’《后汉书·张衡传》：'伏灵龟以负坻兮，亘螭龙之飞梁。’李贤注：'《广韵》曰：无角曰螭龙也。’唐柳宗元《愬螭文》：'阴幽洞室，畜生怪螭兮，胡濯兹热，卒无归兮。’”[56]故“螭”为蛟龙之属，头上无角，呈黄色，“驾天”即“驾螭”，“溟”为大海，故笔者认为“驾天风以放荡，击溟水而逍遥”意为才高自诩而又追求心性的自由，显然系表达志趣的印章。
第六，笔者认为“更年长寿”印之主人，即题字的“婴闇居士”，为近人秦更年。舒和新依据陈德芸《古今人物笔名索引》得知“婴闇居士”为秦氏笔名，又据“更年长寿”印确定为秦氏，然对其生平未考。笔者认为，秦更年（1885—1956），江苏江都人，近现代藏书家，字曼倩，号婴闇，别号东轩；中年寓居长沙，晚年居上海；目录学题跋有《婴闇题跋》《婴闇书跋》；藏书印有“婴闇秦氏藏书”“曾在秦婴闇处”等，著《婴闇杂著》《婴阉诗存》等。[57]
笔者据其藏书处“学福寿斋”“寿石斋”可推断“更年长寿”为其藏印无疑。其字号、题跋和诗集名皆为“婴闇”，自称“婴闇居士”则为常情。秦氏“湘中所得”，应是中年居长沙时得之，“墨香纸润，古味盎然，勿以残本而易视之也”，应甚为珍爱。晚年居上海，此本亦随之，后不知何故出现在上海古旧书店。后皖西学院建校初购得（编号为105269），并录入该馆善本名录。
综上，笔者认为虽“文□我师”“麋鹿游”“疑是故人来”等四枚印章俟考，其余印章皆可揭示其递藏和价值。自元末至今皆为名家所藏：何彦文→曹瑛曾→富察昌龄→袁芳瑛→周文禾→秦更年→皖西学院图书馆，可能在上海嘉定与湖南长沙等地长期辗转，最终栖身安徽六安。
其价值，如秦氏所言“勿以残本而易视之也”，几百年以来，被诸多著名的藏书家，如曹瑛曾、富察昌龄、秦更年等收藏，他们或为诗文大家、或为文献大家，都说明了该元刻本，而非明修本，并且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三、钱校本
据尚氏考证钱校本，即钱孙保校元本[58]。“十二月十一日，又借钱求赤校本订过。”清康熙六年（1667）陆贻典二校《乐府》时曾借阅。陆校保留了十几条钱校。
该本后被清陆心源[59]收藏，见《仪顾堂续跋》卷十四《元椠郭茂倩乐府跋》[60]。
该跋中“彭城”“钱孙保一字求赤”“孙保”“钱氏校本”“天启甲子”（生年）为钱孙保藏印。而“秀水盛柚堂”“盛百二”为盛百二的藏印。尚氏虽辨出盛氏，但未考得其生平。（按：其简介见后）
陆氏卒后，其子树藩将所藏书全部售于日本岩崎氏，岩崎氏据以建成东京静嘉堂文库[61]，该本即随之入文库。《静嘉堂秘籍志》卷十二：
有“钱孙保一字容保”白文方印、“彭城”朱文椭圆印、“钱孙保字求赤”白文方印、“孙保”朱文方印、“钱氏校本”朱文方印、“天启甲子”朱文方印、又有“钱兴祖印”白文方印。[62]
“钱兴祖印”，即钱兴祖藏印。钱兴祖，一名纯，字孝修，号曼亭，钱孙保从子，钱谦贞族孙。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引《海虞诗苑》“久馆京师，晚历边檄。年逾五十，以客死。”[63]其余皆为钱孙保印章。
笔者据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考得新递藏。
严氏按：“有'钱孙保一名容保’'钱孙保字求赤’'孙保’'钱氏校本’'彭城’'天启甲子’'钱兴祖印’'春草堂’'秦川’'相舒一字秦川’'秀水盛氏柚堂图书’'胆大心小知圆行方’'风兴堂藏书记’'盛百二’'臣百二’'盛氏图书’'罗浮山人’'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等印章。”[64]
“盛百二”“秀水盛氏柚堂图书”为盛百二藏印，而笔者认为“春草堂”“秦川”“相舒一字秦川”“胆大心小知圆行方”“风兴堂藏书记”“臣百二”“盛氏图书”“罗浮山人”亦为其藏印。今笔者考得其生平：
盛百二（生卒年不详），字秦川，又字相舒，号柚堂，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举人，官至山东淄川知县。晚居齐鲁间，主讲山枣、稿诚书院十数年，多所造就。精研经学，工诗，学朱彝尊，诗风清秀，著《柚堂文存》四卷等。藏书处有“春草堂”等。藏书印有“罗浮山人”“秦川”“秀水盛氏柚堂藏书”等。[65]
“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印为陆心源第三子陆树声印章。陆氏与其兄陆树藩等将皕宋楼藏书全部售于岛崎氏。
其余皆为钱孙保印章。
质言之，钱校本之递藏：钱孙保→钱兴祖→盛百二→陆心源→陆树声→静嘉堂；地域流传：江苏常熟→浙江嘉兴→浙江归安（吴兴）→日本东京。
综上，傅宋本，从版式、避讳字、刊工到字体结构都体现了南宋绍兴年间浙刻本的特征。笔者考证五十七刻工活动时期说明该本确如傅增湘所论，是南宋绍兴间杭州官刻本，且在光宗前后有修补。皖西学院藏元刻本，从版式到字体都体现了元刻本的版本特征，该本之题字和藏印，尤其是藏书印主人何彦文的元末明初的身份，说明该刻本在元代，至少是明初以前便已刊刻流传，是元刻残本而非元刻明修本，后为诸多名家所藏，充分说明其“毋以残本而轻视之也”的价值。明钱校本仅保留十几条，但理清其传入日本后之递藏，可为我们研究《乐府诗集》提供版本基础。
[①]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446页。
[②] 尚丽新：《〈乐府诗集〉的刊刻和流传》，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第1-223页。尚氏修改后分篇发表，与《乐府诗集》版本相关的有《宋本〈乐府诗集〉考》《元本〈乐府诗集〉考》《〈乐府诗集〉明清校本述评》《〈乐府诗集〉版本述略》。本篇引文出自该四篇。尚丽新：《宋本〈乐府诗集〉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第59-64页；尚丽新：《元本〈乐府诗集〉考》，《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38-359页；尚丽新：《〈乐府诗集〉明清校本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第42-52页。尚丽新：《〈乐府诗集〉版本述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6-19页。
[③] 孙尚勇：《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编辑背景与刊刻及校理》，《乐府学》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09，第112-129页。
[④]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著名藏书家。四川江安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傅氏一生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种，四千六百余卷；元刻本善本数十种，三千七百余卷；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二十万卷以上，是晚清以来又一大家。在藏书、校书方面，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堪称一代宗主。
[⑤]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910-917页。
[⑥]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四），中华书局，2009，第1523-1524页。
[⑦]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四），中华书局，2009，第1242-1243页。
[⑧]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910-917页。按：胡杏，《经眼录》作“胡吉”，误写，经考二人为同一人；周颜，《经眼录》作“周彦”；雷昇，瞿本作“雷升”；骆成，亦“骆晟”，二者为简写形式。即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2009年初版《序言》所说“刻工姓名用同音字代替，大约因为刻工署名，只是在于计算所刻字数以便计算工资，以便于正文的质量检查，所以署名往往不甚介意，而随便用同音字代替。”（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1-2页）《经眼录》：“补版有包端、高彦、程亨、张圭、潘民四人。”（笔者按：应为五人）
[⑨] 主要对照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省称王本）和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省称瞿本）等书。（《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⑩]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910-917页，。
[11] 尚丽新误为傅氏考证十八人，见《宋本〈乐府诗集〉考》。以下傅宋本所引尚氏论点皆出于该篇，不再赘述。（清）王文进撰，柳向春标点《文禄堂访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380页。
[12] 尚丽新：《宋本〈乐府诗集〉考》，第59页。
[13] 另据王本考得洪茂一人，但瞿本、《历代工艺名家》《浙江印刷史》等皆否认此人刊刻过《乐府诗集》，今笔者从瞿说。田自秉、华觉明主编《历代工艺名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第87页；王东、钟甦著《浙江印刷史》，杭州出版社,2013，第417页。
[14] 转引自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397页。（日）长泽规矩也著《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邓衍林译，《图书馆学季刊》，1934。长泽规矩也（1902-1983），字士伦，号静庵，神奈川人，日本汉学研究家、著名文献学家、版本学家和中国文学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曾长期担任静嘉堂文库嘱托；著有《和汉书的印刷和它的历史》（1952年）、《书志学序说》（1960年）、《版本的鉴定》（1960年）、《和刻本文选》（1974年）等。
[15] 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下），中华书局，2007，第2031页。
[16]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39页。
[17] 瞿本另有明代同名刻工。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44页。
[18] 瞿本另有同名的元至正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乐府诗集》(集庆路儒学本)，《国朝文类》(西湖书院本)。”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346页。
[19]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236页。
[20]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22页。
[21]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60页。
[22]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296-297页。
[23] 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867、589页。
[24] 曹之编著：《中国古籍版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464页。
[25] 王本作“徐昇”，瞿本作“徐昇”和“徐升”。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127页；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713、719、705、485页。
[26] 戴金，瞿本1999年版为“戴全”，2009年版改为“戴金”。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958页。
[27]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144页。
[28] 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943页。
[29]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113页。
[30] 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857页。
[31]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113页。
[32] 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432页。
[33]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116-117页。
[34]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6页。
[35] 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735页。
[36] 以上徐乾学、季振宜和叶裕等资料，源于《中国藏书家通典》。李玉安、黄正雨编著《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第335-336、332-333、302-303页。
[37] （明）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中华书局，1985，第50页。
[38] （清）徐乾学撰，仪征、吴丙湘点校《传是楼宋元版书目》，光绪十一年孱守山庄板。
[39]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40页。
[40] 舒和新：《皖西学院馆藏之元刻〈乐府诗集〉残本》，《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8期，第50-52页。
[41] 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中华书局，1957，第458页。
[42]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高太史〈凫藻集〉附〈扣舷集〉》，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江南图书馆藏明正统刊本，第59页。
[43] 张建华、陶继明主编，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嘉定博物馆编《嘉定碑刻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65页。
[44] 钱谦益辑：《列朝诗集》（一），《传世藏书·集库·总集》（十八），海南国际新闻出版，1995，第556页。
[45] 钱谦益撰，（清）钱陆灿编《明代传记丛刊》（七），《列朝诗集小传》，（台北）明文书局，1991，第170页。钱熙彦编次《〈元诗选〉补遗》，中华书局，2002，第622页。
[46] 尚丽新：《元本〈乐府诗集〉考》，第352页。
[47] 尚丽新：《元本〈乐府诗集〉考》，第352页。
[48] 王文进撰，柳向春标点《文禄堂访书记》第34页。
[49] 尚丽新：《元本〈乐府诗集〉考》，第352页。
[50] 舒和新：《皖西学院馆藏之元刻〈乐府诗集〉残本》，第50-52页。
[51] 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上册），三联书店，2013，第400页。
[52]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著《汉语大字典》第十一卷，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第15965页。
[53] 李玉安、黄正雨编著《中国藏书家通典》，第396页；范凤书：《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大象出版社，2013，第147页。
[54] 李玉安、黄正雨编著：《中国藏书家通典》，第594页。周文骏主编《图书馆学情报学词典》，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第537页。
[55] 吴成平主编《上海名人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第329页。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中华书局，1957，第295页。邓绍基《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038页。
[56]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著《汉语大字典》第一卷，第3076页。
[57] 李玉安、黄正雨编著中国藏书家通典》，第872页。
[58] 钱孙保（1624—？）明末清初藏书家，字求赤，一字容保，号匪庵，别署木讷野人，江苏常熟人，钱谦益从弟钱谦贞长子。精于校雠，富于藏书，乐于刻书，其父已有藏书万卷，并刊刻图书多种，刊印版本精良，有藏书楼为“怀古堂”“竹深堂”“未学庵”。藏书满架，储书数万卷，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引周星诒语：“求赤校雠精审，日读书，夜必记于卷尾曰：'某日，读若干页。’”藏书印有“钱求赤读书记”“钱氏校本”“天启甲子”（笔者按：明熹宗天启四年，即1624年，钱孙保生年）“彭城匪庵”等。
[59] 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一作刚夫、刚父，一字潜园，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以知府分发广东，十一年（1861）官至福建盐运使。生平嗜书，志欲尽读天下书，购书于大江南北，其书堂曰“仪顾堂”；又建“皕宋楼”，专贮宋元旧椠及名人精抄、手校本，自称有宋本二百种；另建“十万卷楼”，贮藏明以后秘刻及精抄精校；著有《金石学补录》《穰梨馆过眼录》《仪顾堂文集》《宋史翼》《金石粹编续》《潜园总集》等。
[60] 陆心源：《仪顾堂续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本，第41页。
[61] 其经过有日人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岛田彦桢《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记录。傅增湘于1929年至日本访书，撰《静嘉堂文库观书记》，有宋元刊本四千余册。
[62] []日河田罴：《静嘉堂秘籍志》，日本大正六年（1917年）日本静嘉堂铅印本。
[63] 叶昌炽著，王锷、伏亚鹏点校：《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第273页。
[64] 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下，第2031页。
[65] 阮元、罗士琳、华世芳、诸可宝、黄钟骏等撰，冯立昇、邓亮、张俊峰校注：《畴人传合编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第377页。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编著：《浙江人物志》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第321页。李玉安、黄正雨编著：《中国藏书家通典》，第431页。另，清谢堃室名亦为“春草堂”，并有《春草堂诗话》八卷、《春草堂四种曲》，但并未收藏过《乐府诗集》。谢堃（1784-1844），清代戏曲作家，字佩禾，号春草词人，扬州（今属江苏）人，国子监生。一生困顿，寄食四方。《清史稿》“志”卷一百三十《艺文志》四有《春草堂诗话》八卷。著有《春草堂集》三十六卷。所撰传奇四种，《黄河远》、《十二金钱》、《绣帕记》、《血梅记》，合刻为《春草堂四种曲》，今存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春草堂集》所收本。（赵传仁、鲍延毅、葛增福主编：《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第736页。）
注：本文发表于《乐府学》2017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
注：本文发表于《乐府学》2017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连秀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