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穿越断裂的丛林

《回到福柯》:穿越断裂的丛林

蓝江

福柯的思想和文本是一片丛林，一片无法用单一的直线的光芒所穿透的丛林。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无数的学者名家在其中漫步，大家分别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来穿透这片丛林，但最终大多数人都不停地在这片丛林的外部转圈圈，始终无法深入到这个丛林最深处。当大家仍然将圆形监狱、监控、规训、生命政治、疯癫、凝视、性等作为福柯的标签时，实际上我们尚未获得福柯的理论精髓。因为，一个表面上致力于反形而上学的福柯，在其内核处屹立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才构成了那个玄妙莫测的福柯丛林的特有外表。换句话说，倘若我们不能去触碰那个神秘的精神内核，那个看似飘忽不定，实际上存在某种稳定性特质的内核的话，我们永远会与福柯丛林保持一定的距离。

张一兵教授新著《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是尝试触及福柯的内在精神特质的一种努力。不过，在任何穿越丛林的过程中，我们都不能徒手进入。如果我们不想在其中无功而返，就必须预备好在丛林里披荆斩棘的工具，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手执利器，才能在幽深的丛林深处，让光芒从外部照射进来，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触及到丛林深处的方法。

在张一兵教授之前对马克思、阿尔都塞、阿多诺、拉康、鲍德里亚、海德格尔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分析方式，在这种类似于γ刀式的分析中，尽管不能完全保持各种文本和思想的原貌，但是这种游刃有余式的分析对于理解文本，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正是由于那种完全贴切，彻底一致的理解根本不存在（这种彻底一致理解的观点本来就是福柯反对的东西），所以，更为关键的东西就是在自己特有的分析方法中下，文本和思想向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因为这个思想家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在表象上就是不连贯的，任何试图将思想家的思想强制性的纳入到某一个单一秩序和逻辑之下的努力，从来就是暴力性的构序，而不是对思想家思想原貌的百分百的还原，因为这种还原根本不存在，所能存在的只有我们在自己特有的理论和分析工具的操作下的暴力性的呈现。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计较谁更接近于福柯，当我们使用的工具千差万别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并不拥有一种尺度来衡量我们与福柯之间孰近孰远。

一旦抛弃了这个是否能原本还原出福柯原貌的话题，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必然是，我们是否可以构筑出一个福柯。这种构筑，当然不在远离福柯文本和思想的丛林，从一种形而上学的遐想中，虚幻地构筑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福柯。相反，我们谈论构筑福柯的可能性，唯一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在文本丛林的漫步和披荆斩棘中来实践性地构筑福柯。在这里，张一兵教授的《回到福柯》一书中的“回到”正是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思辨意义上，“回到”和“构型”是一体的，“回到”意味着摒弃了一种既定的在丛林之外的框架，真正的“回到”必然是悬搁，即在我们摒弃了某些庸俗理解之后，用自己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来亲密触动那个神秘的文本，并让自己的分析工具与文本的材质之间充分发生反应，在一个具现化的文本环境中，形成对文本和思想的构造，而这正是福柯意义上的“构型”。

所以，如果让一个丰满的福柯形象，在分析工具和文本的交互作用中浮现出来，我们必须在“回到”基础上来“构型”。福柯最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是话语构型（discursiveformation），其中最深刻的含义也正是需要我们在迷宫般的物化丛林中，用话语来构造出一片天空。与之相对应，张一兵教授也倡导一种构境的方法，尽管张教授的构境与福柯谈到的话语构型在根基和细节上存在着巨大差别，但他们的宗旨是一致的，我们需要在不连续的黑暗丛林中，让构序出来的光芒照亮我们生存的此在空间，并以此为我们在其中漫步前进的指路明灯。

由此看来，张一兵教授选择《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作为最先剖析的入口是其分析方法本身的要求。《回到福柯》一书为我们指明，在福柯那里，我们之所以能对于某些东西可以言说，可以理解，可以观看，正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存在着一种言说和理解的构型，这种构型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话语构型。换言之，在这个话语构型之外的一切，我们既无法言说，也无法理解，甚至无法观看。在法国当代现象学家让-吕克·马里翁那里，在我们观看之前，即相对于可见物而言，必然存在着一个不可见的观看形式的架构，没有这个架构，我们便无法看到任何东西，比如说，我们在观看之前就预定了物体存在的三维架构，我们总是在一个三维的框架中用看的方式来填充这个三维架构，于是，每一个物体在我们的观看中获得了长宽高等属性，而这种属性恰恰是一种我们当下的建构。福柯的话语构型，或者说用他更为成熟的说法，即认识型（épistémè），就是马里翁所说的可见物之前的不可见物。这个认识型直接决定了我们观看、理解、言说的最终的极限。与维特根斯坦的在不可说的东西面前保持沉默的态度不同，福柯从一开始就指向了那些处在认识型之外的不可见、不可说、不可理解的东西，认识型将可见、可说、可理解的东西有序地排列成一个序列，并在暴力性构序中将其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个看不见的非实体性的架构，实质上成为了一种隐性的霸权。不过，无论是福柯本人，还是《回到福柯》中的阐释，都将目光转向了被这种整齐划一的霸权所排斥掉的东西，于是，一个命题出现了，即我们应当如何看见不可见之物。

的确，这一点正是福柯式考古学的核心要义所在，或者说，这一点也正是《回到福柯》一书重点向我们展现的内容。让那些被认识型框架所排斥掉的不可见、不可说、不可理解的东西在某种前提下呈现出来，当然不能依赖于我们在当下所倚靠的认识型，在这个认识型之下，不可见的东西必然是不可见的，不可理解的东西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唯一的方法是一种“僭越”，即超越于当下的认识型之外。不过，在以往的福柯解释中，通常会有一种误解，即对现有认识型的解构和拆解，是实现不可见之物的考古学的前提。正如德勒兹强调一种远离现有树状结构的游牧，一种远离条纹化平面的逃逸线一样，一些后现代主义和福柯的阐释者强调的正是个体化的逃离，在游荡的生命中，超越那认识型和话语构型为我们设定的最终的界限。然而，德勒兹、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远离话语架构的游牧，从来不是田园诗歌式的浪漫和灿烂，相反，飘荡游牧是有代价的，因为游牧不仅意味着逃逸，也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灰飞烟灭。或许德波倒数第二部电影的那个拉丁语回文更能表达出德勒兹式游牧的窘境——《让我们游荡在黑夜里，然后被烈火吞噬》——的确，游牧式逃逸的确存在着瞬间的辉煌，在僭越的那一刻，个体生命终于看到了那个话语构型和认识型之外的世界，但也正在那一瞬间，游荡的生命也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湮灭。我们很难说，福柯拒绝了德勒兹的游牧式态度，恰恰相反，福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这种僭越和游牧的璀璨，最终他自己的生命也在 1984 年落下帷幕。

然而，福柯也警告了我们，或许这种考古学，只有通过另一种认识型来发掘，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认识型来发掘认识型，也唯有如此，一种不以生命为代价的考古学才是可能的。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在认识型内部是无法实现考古学的，但并没有说，原先在某一认识型或话语构型之下不可能被理解，不能被看见的东西，在另一种认识型之下也是不可理解或不可见的。这样，我们需要一种断裂，而不是彻底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碎裂。这种断裂，在福柯和德勒兹那里，都使用的是法语的 disjonc?tion，这个法语词，既表明了前一种认识型与新认识型没有关系，是一种前后的不连贯的断裂，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数学上的析取关系，表明二者在数学上不存在任何共存的可能性。易言之，考古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我们需要在话语上积极创造出一种断裂的析取性的认识型，与之前的认识型形成齐泽克意义上的视差之间，才能让不可见的物成为可见之物。

然而，这种新的认识型不是凭空出现的，无论在福柯那里，还是在张一兵教授的阐释中，都是一种在具体当下生成性的产物。新认识型的出现是一种积极的当下构造，用张一兵教授的话说，它就是一种“构境”，一种基于当下的直接现实的架构与构造。这样来看，“构境”成为我们面对幽深的丛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就如同在丛林中披荆斩棘的勇士一样，在勇于同各种枝蔓斗争的同时，也善于在林中空地上点燃火把，安营扎寨，这个构境式的扎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蚊虫猛兽，也可以让我们在营寨的火光中端详这个幽暗的深林，让深林中从未被发掘的东西在火光中被挖掘出来。

那么，这种断裂性的认识型的重构是如何在现实中发生的，福柯的考古学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张一兵教授在《回到福柯》一书中指出，福柯所冀望的是一种“哲学天目”，唯有那种开天眼的方式，才能让我们实现一种新认识型的考古学。显然，对于张一兵教授手上的那把历史唯物主义的γ刀而言，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充分的。张一兵教授在书中指出，福柯在《词与物》《认识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等作品中所指向的认识型断裂的时期都是十七世纪的欧洲，而张一兵教授很敏锐地看到，十七世纪的欧洲正是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欧洲冉冉升起的时期，即在那个时期，诞生了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谓的现代认识型，这种认识型的典型特征正是用理性推理的知识取代了之前的以相似性和类比为根基的知识，而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断裂。张一兵教授正是试图将开天眼的福柯降临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上来，让生产性实践构序，从现实的市民社会的实践中，实现了从传统认识型向现代认识型的转变。

不过，即便我们依照张一兵教授的逻辑，需要将认识型的断裂和转变视为一种生产性实践构序的对应物来理解，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一点，并不足以证伪福柯的指认，即福柯认为，是话语构型构造了马克思的生产性实践而不是相反，这样，所谓的生产性的物质力量，被消化在福柯流动的话语构型活动之中，这样，当话语构型本身就构成为一种实质性的生产实践的时候，我们的很难将其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列举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或许，在我看来，巴迪欧的事件概念是打破这个玄机的唯一途径，因为历史上的真实，即作为不可预测的事件在真实层面的凸现，能够通过一种物质性的力量撕破认识型的架构，从而让另一种认识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物质生产的实践本身不一定能为认识型的裂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相反，只有真实的事件，一种无法在原先认识型中理解和解释的事件，才能为认识型的断裂和变革提供最真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