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封杰：杨派正韵——京剧名宿汪正华访谈录
由于杨宝森先生中年早逝，令痴迷杨派的汪正华无缘列入杨门。但这并没有打消汪正华继续追求杨派艺术的决心，在经过多年的钻研后终于觅得杨派真谛。2010 年 1 月 15 日，我在上海拜访了汪正华先生。
…… 封杰
封杰：汪老师，您好！上海戏曲学校“正”字辈培养出很多知名京剧演员，您是怎样学的京剧呢?
汪正华：我从小喜欢京剧，小学只上了几年就辍学了。十岁报考了上海戏曲学校“正”字辈，开始学基本功。我们学校的师资很强，有梁连柱、陈斌雨、关盛明、罗文奎等先生。后来从北京来上海演出的名角也被校方邀请来学校给我们说戏，提高我们的表演能力。我学的第一出开锣戏是《徐庶走马荐诸葛》，演绎曹操囚禁徐庶母亲于馆驿，程昱每日派人馈送食物。徐母做柬答谢，程昱模仿笔迹寄信与徐庶，命速来许昌。徐庶得信大为伤感，告别刘备立即启程。刘备送至长亭置酒饯行，依依不舍。徐庶深为感动，去而复返，荐孔明、庞统后，乃拜别而去的故事。之后又学了《马鞍山)、《龙虎斗》《马芳困城》等戏。教我们老生戏的老师是陈斌雨先生，同学有周正荣、程正泰。
我们学校首次集体亮相是在黄金大戏院，当时我只能在戏中跑龙套。直到我学了开锣戏，才有机会在黄金大戏院第一次登台展示，所演剧目就是《徐庶走马荐诸葛》。
封杰：学戏七年，你们毕业了。您和同学们开始了搭班生活。
汪正华：学成后，按理我们应该有一年帮校演出，以示感谢之情。但我们学校属于新型教学模式——“走学”，同学们为了生存就开始了四处搭班唱戏。我和孙正阳搭进了顾正秋同学的班社，孙正阳接应丑行，我承应里子活儿，经常演出于青岛、徐州、南京、蚌埠等地。
1948 年底，我离开顾剧团到厦门演出，也是承应一些戏里的里子活儿。后来通过程正泰同学牵头，把我们一些滞留在厦门的演员带到了香港。我到香港与张君秋见面，在他每周只演一次的剧目中承应里子活儿。后来张君秋又和马连良先生联盟演出，还找我们这十几个人帮忙，并请来了粤剧演员做底围子。像演出《龙凤呈祥》是马连良先生的乔玄，言少朋的刘备，而我来的却是吴国太。有了这次的演出，后来张君秋在香港很偏僻的太平剧场演出《桑园会》，马连良先生又“单点”我饰演秋胡之母。
尤继舜伴奏、汪正华演唱的《梅妃》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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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杰：从那时起，您和马连良先生接触上了。那么,您是怎么拜的马先生？
汪正华：言少朋师哥离开香港后，再演出《龙凤呈祥》我就升格饰演刘备。马连良先生对我是偏爱有加，常常在排戏和演出间隙为我指导加工。他给我指导了《桑园会》中老旦的唱腔技法，我也想在演出中展示一下，不料在唱【嘎调】时没能唱上去，台下一片倒彩。回到后台，我非常羞愧再也敢上台了。马连良先生开导我：“没关系，我过去在台上也出过错。”并强拉我上了台。
当时马连良先生住在香港，我们住在九龙，我每日坐轮渡到他住的皇家公寓去学戏。他的班社里有位唱旦行的老演员朱琴心先生很喜欢我，见连良先生对我比较偏爱，就向马先生提出：“既然你喜欢就收了吧！”我毕业后也没有拜过老师，再者马连良先生又是顶尖级的艺术家，能够得拜马连良先生对我来讲自然是一件幸事。这样，我就在马先生五十大寿当天磕了头，成为他的入室弟子。这一天，我终生难忘 —— 1950 年的正月初十。
虽然我拜了马先生，但我并没有随他学马派戏，只学了些里子活儿，如《四进士》的毛朋。和马先生同台我很紧张，私底下问什么问题，马先生都很耐心地教授。可到了台上，出现一点差错马先生都非常严厉地批评。这样，我随马连良先生学了很多配角的要领和特色。
《文昭关》 汪正华饰伍子胥
封杰：后来，杨宝森到香港演出使您的艺术生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汪正华：1950 年的四五月间，由于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总裁吴性栽先生的儿子吴熹升非常喜欢杨派戏，就把杨宝森先生请到了香港。随行的主要配演有魏莲芳、刘斌昆、刘砚亭、王泉奎等人。吴熹升和我关系很好就告诉他们：“香港有个很好的'里子’，你们就不用带了。”
这样，凡是杨宝森先生演出的戏都由我来里子活儿。《搜孤救孤》饰演公孙杵臼，《文昭关》我饰演东皋公，《四郎探母》我饰演杨延昭，《珠帘寨》我饰演程敬思，《洪羊洞》我饰演魂子（杨继业）。像我演《珠帘寨》中的程敬思，特意征得马连良先生同意，请负责衣箱的师傅起出了一件绿蟒穿上。到了台上，杨宝森先生刚开口唱就把我征服了，实在是太好听了！演出中我唱了一段【流水】也得了个满堂彩。自此，杨宝森先生也开始注意到我。尤其是我傍着杨宝森先生演出《四郎探母》，观众看我们的扮相、音色很相近，都说：“这才像弟兄。”而且第二天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这则消息。
通过多次与杨先生的合作，他也萌发了收我为徒的想法，但碍于马连良先生收我在先，便放弃了。从我而言，也非常想拜杨宝森先生为师。杨先生平日里不太爱讲话，总是用手括着嘴。一天他见到我说：“不错，这些戏都学过？”
我回答：“是的，在戏校学的。”
他说道：“这样，你回到大陆来我团，我带你多演出。”他的意思是到时候再收我为徒就顺理成章了。
从此，我也就开始迷上了杨派。其实，我在戏校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杨派，经常“逃票”看杨宝森先生的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总演里子活儿没有前途，不如利用演出之余在侧幕条听听杨先生的演唱方法。待杨宝森先生离开香港后，我主要听杨先生的录音来寻找杨派的韵味。后来，马连良先生和张君秋回了大陆，我就留下来继续以教戏为生。1956 年，我回大陆探亲。我的亲戚孙正阳言道：“你在香港这么多年，不如回来参加我们上海京剧院吧！”等我到上海京剧院，分别在淮海路和威海路的两个团部一看，的确是好。1957 年，我回到上海，并通过考核，我参加了上海京剧院。当时，我演出了经过浓缩的《失 · 空 · 斩》，是从“大帐”演起，紧接《空城计》，后连“斩谡”，把无关紧要情节都删掉。吴石坚院长和剧团主要演员都坐在台下充当考官。考试通过后，使我这个“散仙”每月可以按时领取薪金，弥补了平常总羡上班人的心。
我第一次正式以上海京剧院演员身份登台献艺是在长江大剧院，剧目是《搜孤救孤》。观众一听，说道：“好，这是杨派，很像嘛！”消息传出后大家就知道我了。可我所会的杨派剧目不多，只好凭听录音来现趸现卖演些开锣戏。我侥幸的是我的音色与杨宝森先生比较接近，再凭着听录音和当年与杨先生的接触来感悟杨派的韵味和特色。加之，我们京剧院也有一批非常酷爱杨派的乐师来帮助我。这样，大家志同道合每天在一起切磋相互提高。
汪正华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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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杰：您在总结杨派唱腔特色方面一定深有体会，请简单讲讲。
汪正华：现在纯杨派已经没有了。我建议大家在学习杨派时，应先进去深人地学习它的真谛，掌握杨派艺术的劲头，不要只唱杨腔。像杨宝森先生演出《四郎探母》，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一个节奏，重点应放在“探”字上。杨延辉“见娘”一场的三拜九叩应在中间，不要再到边上叩拜了。“哎！娘啊！”杨延辉在起锣鼓和行弦中不要马上开口唱“千拜万拜也是折不过儿的罪来”。而且演唱时要先把嗓音压下来再扬起来，这样才有味道。同时，虽然杨延辉是名武将，但在见母亲时还是要有所收敛的，带点文气。在佘太君问讯杨延辉在番邦生活状况时，作为儿子要毕恭毕敬地听母亲问话，切忌这时候杨延辉捋胳膊挽袖子。
这场戏要演出母子分别之情，只有待佘太君问完话后，杨延辉才可低声唱出“儿在番邦”的【二六】唱腔。《四郎探母》在当时对于老生演员是必演剧目，人人都会唱。我们之所以会的多，主要是我们看见的多，并且钻了进去。我真挚地希望专业演员学习杨派要多听听杨宝森先生留下来的录音，通过唱腔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
记住，杨宝森先生非常重视用气,也就是劲头。
《宋江题诗》 汪正华饰宋江
封杰：您虽然没能拜师杨宝森先生，但您却继承和传播了杨派艺术。
汪正华：有一年，我们京剧院的一位琴师到北京拜访杨宝忠先生。杨宝忠先生特意问道：“上海有没有杨派?”这位琴师回答：“有位汪正华唱杨派。”这时，杨宝忠先生说了一句戏言：“真乃谢天谢地，可喜我杨家有了后代！”这位同事回到上海后将这则消息告诉了我。
上海京剧院也曾有意请杨宝忠先生到上海教我学杨派戏，后来因故没能成行。不料 1958 年，杨宝森先生仙逝了。这也可能是我和杨家无缘吧，之后我就自学杨派并逐渐创演了一些新戏，例如《满江红》、《梅妃》、《宋江题诗》。
封杰：《梅妃》是您的代表剧目，在表演和唱腔上融入了您和其他老师的心血。
汪正华：1961 年，我和李玉茹合作演出《梅妃》。鼓师是张森林，琴师是马锦良，唱腔设计由我们京剧院创作组承担。在这出戏的唱法上我略有改变，但基调还是杨派的。如“劝妃子休要埋怨”的唱腔，我是尽可能地将杨派的劲头糅入进去，虽有新意但不离其宗。还有最后一场戏的“思往事不由孤心中酸辛”【二黄慢板】转【散板】转【中三眼】大段唱腔在表演上，首先要目光放远、凝神深思，这样才有戏。演唱时要有点厚重感才能感人。《梅妃》排出来后，剧团人都认为不错，等上演后，观众反响更是强烈。后来，这出戏也被人们淡忘了。它真正再次走红，还是经历了一场“外转内”的过程。
原来，我们这出戏的录音流落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票友都会唱。甚至有票友来电话说：“在我们这里不会唱《梅妃》和《法场换子》不算老生。”当然,这是人家在捧我。另外，像《满江红》的“风波亭”一场，岳飞唱“三十九年不虚度，精忠报国毕我终生”的【二黄慢板】转【快原板】同样具有杨派的劲头。后来，我们这些人还搞出具有杨派风格的《法场换子》。
通过创排这几出新戏，我感到：一味地别出心裁不成，必须遵循艺术规律，得到观众认可才行。自己只想开宗立派、标新立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封杰：“文革”前后的十几年间，您的艺术经历相当坎坷。
汪正华：“文革”前，言少朋师哥由青岛回到上海。青岛京剧团缺少个老生演员，我们京剧院领导就把我“下放”到了青岛。到那里几个月也没能演成戏，这时“文革”运动开始了，就将我定为了“特务嫌疑”分子。后来，我找到领导讲:“我投奔祖国有什么错呀？你干脆把我定成特务得了！”八年演出中，我只好做些拉大幕、打灯光或演群众角色的工作。
1978 年，李世济将我调到北京和她一起创作《刑场上的婚礼》，李世济饰演陈铁军，我饰演周文雍。其间，我也在北京音乐堂演了一场《空城计》，而且被列为大轴戏。
当时，《刑场上的婚礼》的唱腔和服装都成型了。可巧春节之前，北京京剧团进行人员调整。蒋元荣团长问：“你是愿意去中国京剧院还是留在北京京剧团？”
我说：“我考虑考虑，回上海过完春节再定。”
待我回到上海后，上海京剧院的领导就找到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回来。”最后经过权衡，我留在了这块富有杨派生机的地方——上海。
再次走进上海京剧院，我参加了由李丽芳、童祥苓、李炳淑、张南云组织起来的二团，随他们到全国各地巡演。前几年，我参加了京剧“音配像”工程，为杨宝森先生的《杨 · 失 · 伍》剧目进行了配像。
近几年，我反复欣赏杨宝森先生留下的录音，深感杨派艺术高深莫测。尤其是他的《桑园寄子》，嗓音的苍劲是我辈无法模仿的。对于继承者要唱出杨派的韵味，把杨先生的艺术真谛真正传承好。像我收徒非常严格，首先要求学生在音色上接近杨派。
封杰：谢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