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曲笔写胸臆 倚声之能事尽 ——苏轼词【定风波】略评
肖旭/文
熙宁四年(1071)冬，北宋伟大诗人苏轼(1036 -1101)因对新法持不同意见，自请外调。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朝廷里几个御史抓住了苏轼所写的诗歌里有讽刺新法的语句，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于是皇帝下令将苏轼拘捕入狱，严加审问，一时间亲友竟疏，家人愤哭。苏轼甚至做了死的准备。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后又经许多大臣和其弟苏辙的多方营救，才免于死罪，结案出狱。在这一年十二月，以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现湖北黄岗市）。这次文字狱之祸，是苏轼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是他进入政治上失意的时期。锐气渐逝，苦闷难遣，只得更多的从佛老思想里寻求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他在黄州谪居了四年多，名为团练副使，实际形同囚犯，生活艰难，行动受到监视。后来他在一首诗里自述这段生活，“我在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雨。故人不问痛愤信，疾病饥饿已死矣。”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有一次苏轼与客人在江上游，夜归住所，看到江面际天风露浩然，触动了他的心绪，写了一首歌词【临江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到处传说苏轼写了这首词之后，将衣冠丢在江边，乘了小船长啸而去。黄州知州徐君猷听说这件事又惊又怕，以为让一个朝廷罪人逃走，惹了大祸，急忙到江边去寻找，才发现苏轼躺在江边鼻鼾声如雷，正呼呼大睡。这件事虽出于传闻未必可靠，但仍可看出苏轼的处境。在他离开黄州的时候，回忆起这段经历还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惊魂未定，梦游之中，只影自怜，命系江湖之上。意思是每天担惊受怕，做梦也好像在监狱之中，孤单无人同情，一条微命只能寄托于江湖之上。这一时期，苏轼用来自我排遣的主要手段是以自然山水为媒，寻求心灵的片刻安宁和快乐。
【定风波】词，就是他元丰五年(1082)春在黄州之作。
英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题下短序简介了写作此词的动机：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复晴，故作此(据傅幹本次“次”下有“词”字）。
沙湖在黄州东南三十里。苏轼游沙湖，是为了“相（视）田。”此事在《志林》中曾有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名螺师店，予买田其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引作“予将置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卷一《游沙湖》）可见“相田”的目的，是为了“买田”。这是苏轼到黄不久就有的打箅。元丰三年(1080)五月，他游西山寺的诗里有“买田吾已决”（《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之句，便是实例。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到黄后，最初“寓居定惠院”,后来“迁居临皋亭”追随他有“二十年”之久的“故人马正卿”，因他“困匮”“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加以“垦辟”，名目东坡。他虽“得躬耕其中”，但决定“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东坡八首》并叙）可是很久未能实现。当时心情他在诗里曾有反映。如元丰五年次韵孔毅父的诗作，就叹息“我家无田”，并对前些日子因新遭诗案，创作的路子一时未能打开而甚感苦闷：“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次韵孔毅父久早，已而甚雨，三首》），便是证明。但一年之后，当孔毅父在赠诗中“问”到“买田”的事时，他却作了如下回答：“我田方寸耕不尽，何用百顷糜千金”(《孔毅父以诗戒饮酒，问买田，因乞墨竹，次其韵》)。大约这时苏轼在创作领域开拓了新天地，对求田问舍的事，兴趣已不那么大，因而就不急于“买”得了。
苏轼写此词时，已在黄州谪居了两年零一个月。对自己政治上遭到的打击，他已经能够冷静对待。在东坡的“躬耕”生活，又使他真切体验到了生产劳动的欢乐。他已不像初到黄州时那样“忧患已空犹梦怕”（《次韵前篇》）而一味的“默归毋多谈”（《安国寺浴》）。相反，元丰四年(1072)十二月，在《闻洮西捷》的诗作中，就已写出了“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的关心国事的豪言壮语，而“杭州故人”来“信”“相期结书社，”更使他的胆气壮了起来，作出了“未怕供诗帐”（《杭州故人信至齐安》）的表态。正由于苏轼这时的心情颇为开朗，态度比较乐观，在创作生活中才出现了一个新的丰产时期。这首词就正是苏轼这一时期的创作激情的生动体现。
此词上片着重描写了游沙湖时途中“遇雨”的情景。一阵风“穿林”而来，接着便是点点滴滴的不住“打叶”的雨“声”。仆从们带着“雨具先去”了，“同行”的人，一个个“狼狈”万分，唯“独”苏轼从容不迫，顶“风”冒“雨”，“吟啸”'徐行”，别是一种情趣。在“吟啸”“徐行”之前，添上“何妨”二字，既展示出苏轼对变化无定的自然现象毫不在意的情怀，也反映出他处理现实人生豪迈洒脱的意态。但苏轼并不以这样的抒怀写意为满足。他进一步发挥想象，先是出人意料地把“竹杖芒鞋”的信步而行，同“轻”鞍快“马”作比，表明前者要“胜”过后者；继又提出了“谁”去“怕”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诗人成功地刻画了他的自我形象。苏轼很以“平生”饱经沧桑自负。在他看来，即使穷到只剩下“一”领“蓑”衣，碰到难以估计的困境，他都能泰然处之。这就是苏轼的处世哲学。苏轼在这里已经把晚春时节里的气候变化和政治舞台上的成败得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给人以含蓄有味的启示。它透过山村晚春景物的描绘，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向读者暗示出来，是富有启发意味的。
下片则着重描写了雨后天晴的另一种情况。游沙湖时，苏轼少不了和“同行”的人，打过尖，喝过酒。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当然不必写入词篇。不过这时“春风”“料峭”寒气侵肌，不但“吹”“醒”了“酒”后的宿酲，还使他“微微”有了“冷”的感觉。好在天公做美，“山头”的“斜照”却赶忙出来“相迎”，于是苏轼身上，顿时有了暖意。这时苏轼已经在“归去”的路上。“回首”来时“遇雨”的地方，不久前还是一派“萧瑟”之声，现在却“风”恬雨“霁”，“斜照”归“山”，看看天色近晚了。苏轼以“也无风雨也无晴”七字作结，意在说明：自然界的风雨晴阴，虽然随时都可能发生，但它们也有矛盾统一之时。自然界如此，社会人生也是这样。苏轼在这里再一次把自然现象和政治气候有机地结合起来，无异乎是深化了他要宣传的人生哲理。
元丰五年，是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创作上获得丰收的一年。继此词之后，苏轼写出了一系列著名词篇。其中《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脍炙人口的绝唱，豪放词派的一块重要艺术丰碑。这和苏轼这一时期开朗豪迈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正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感情，苏轼得以发挥他在艺术上的盖代才华，并且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空前卓越的地位。由于这样，诗人在这首诃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就特别值得注意。
这首词的最大特点在于：苏轼通过风雨之后，天气转晴的景物描写，进一步传达出他“任天而动”的“坦荡之怀”（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引自龙榆生《东坡乐府笺》）。虽然身处逆境，却具有不“怕”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精神状态。从日常生活中的风雨晴阴到政治生话上的升沉荣辱，苏轼都有不少体验。但自然条件的改变，政治打击的加身，并没有影响他自得其乐的思想境界。他极为追求的是一种解脱精神桎梏的人生理想。千百年后，这首词作还能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得到人们广泛的同情，是毫不奇怪的。
苏轼这种思想境界，在同月的【西江月】（“照野沵沵浅浪”）和本年冬所写的【临江仙·夜归临皋】中，都能找到共同之点。如果说“可惜——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西江月】)是用象征的手法表露出苏轼对美好事物的爱护与珍惜的感情；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则集中地凸现了苏轼对尔虞我诈盼官场丑态的极端憎恶和去之唯恐不远的内心世界。这些分明都是苏轼这一时期对生活冷静敏锐观察的心得在词作中的体现。
这首词的另一特点在于：苏轼善于形象地、精辟地回答社会人生中的问题，并通过带哲理性的语言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苏轼词作中提出的问题，是从日常生话中发掘出来的。它是人们习见的自然现象，又是饶有诗意的生活素描，它探索到了人生中的某种底蕴；因而上升到了哲理的高度。
和此词十分近似的，还有同月写的【浣溪沙】一词。我们只要把其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所寄寓的苏轼向往光明美好的未来的顽强意志和此词“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苏轼为了克服逆境，常能从生活中吸取精神力量的特点。
苏轼这一创作经验，在他的诗作中也有反映。六年前他在密州写的《霜筠亭》（《和文与可详川园池三十首》之一)，两年后他游庐山时写的《题西林壁》，都属于这方面的名篇。前者的“要看凛凛霜前意，须待秋风粉落时”，是说任何事物都必须经受严峻的考验，才能充分显现它的特点。后者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说人的认识总是有相对性的，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这些都是带有深刻的哲理性的格言。
晚清词学家郑文焯评论此词时，认为它采取了“以曲笔写胸臆”的技法，达到了“倚声之能事尽之矣”的艺术高度。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苏轼在这首词中所写的都是“眼前景”，他虽然讲究雕“琢”，词“句”，却以“瘦逸”取胜。它兼有瘦劲与俊逸的特色。这是一种经过苏轼精心提炼而结晶成的禅学家机锋般的语言。在这首仅有十来句的短词中，这种语言随处可以见到。例如“穿林打叶”的风雨“声”，未带“雨具”的行人是讨厌“听”到的；对“吟啸”“徐行”的侍人也会有“妨”碍的。但苏轼一则说“莫听”，再则说“何妨”，他显然持有相反的观点。再如“竹杖芒鞋”在“风雨”中步行，是并不轻松愉快的，但诗人却说“轻”快有“胜”于“马”，并且还补充提出了“谁怕”的问题。下面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更进而表明自己出没“烟雨”之中，“任”其自然的一贯观点。再如“料峭春风”虽然“微”感寒“冷”，“山头斜照”却带来暖意。在人生道路上，往往会有苦尽甘来，绝处逢生的可能性。这正表现了苏轼积极乐观的精神。又如“来”时“风雨”“萧瑟”都无所惧“怕”，“归去”“无风”无“雨也无晴”，就更能适应。这又是他有坚定的自信心的标志。这些语言都是既富有生活气息，又饱含哲学趣味的。
在一首景物词中能表现出作家的开朗胸怀与精神境界，这已经不太容易；何况在就社会人生中的问题作出回答时，又能通过具有“瘦逸”特色的语言，表达深永有味的哲理，就更为难得。而这些恰好就是此词在思想与艺术上的突出贡献。对这样的词中杰作，我们理所当然地是应该向它的艺术经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