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史上是否有南梁游击队？老红军意见不同，史学界观点不同
一、目标转向南梁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兵运工作中，但通过什么样的途经，在什么地方建立革命军队，还在探索之中。陕甘边境地区的境内山川纵横交错，梢林密布，交通闭塞；人口稀少，居住分散，没有产业工人；这里的土地80%以上集中在地主手中，加之1928年-1929年持续旱灾，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纷纷聚众起事。当时的陕甘边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条枪就可以占山为王，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这里聚义，封建社团哥老会也在这里占有地盘。
南梁，位于甘肃陇东庆阳、合水和陕北的保安、甘泉县边界的桥山山脉中段，因为这里中心山梁上有一座清末修筑的堡子——南梁堡，故而得名南梁。当时，在桥山山脉中段子午岭的密林中聚集了一大批绿林武装。这些人当中，确有一些浪迹江湖、打家劫舍的土匪，但更多的是不堪反动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被逼上梁山的贫苦农民。
面对陕甘边界极为复杂的社会情况，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革命的发展至关重要。西北的中共党组织针对哥老会、土匪对革命的态度不同采取了区别对待、争取与打击相结合的办法，较成功地解决了会、匪为害问题，扩大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
1929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加强对陕甘边界南梁地区饥民斗争的领导，建立农民联合会，发展共产党员，创建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甘党目前的主要任务在加强兵运工作的同时，“打入农村中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如民团、红枪会、土匪哥老会等)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自己的武装力量。”
民团是地主武装，土匪是流氓的武装，这两者在陕甘边界以及南方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有相当大的存在。民团土匪的基层人员既有与贫苦农民相联系的一面，又有欺压工农群众的一面。前者是可以对之争取改造的基础，后者是必须对其进行改造的理由。因此，争取、改造民团土匪的武装，成为党面临的一项重要的统战工作。
如何认识和对待此类武装呢？早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在和陕西省委组织委员李子洲的谈话中认为：“土匪亦多是穷苦农民，他是可以帮助土地革命的，我们不要视土匪为敌人，也不可取利用方式。我们对他取弟兄的态度，则他们一定能为我们的力量。”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农民斗争决议案》指出，“对土匪，不要害怕他们，而要积极地去联络他们……要把他们看做农民的兄弟，一般地拉在同一战线上去”，这次会议同时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也指出：“土匪原来多是破产的农民，被乡村封建阶级不断的经济压迫，不得已而才上山的。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的确是贫农的好朋友，是农村阶级斗争中别动的生力军。应择其可以引上革命途径的诚恳地与之联络。打进去后即积极地改变他们的心理，使之于劫富济贫的口号之下，积极地帮助贫农，扫除乡村中的封建阶级的势力。”
二、哥老会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公司出版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世界介绍了刘志丹。书中写道：“远在西北的群山里，另一位黄埔军校学员刘志丹为陕甘宁苏区打下了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的罗宾汉，怀有山里人对富人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他又是天上的神鞭……”
根据陕甘边界的社会特点，刘志丹提出了“占山头闹革命”的口号。他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里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难道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在山上站住脚。他在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同时，深入陕甘边界地区的绿林武装和哥老会以及民团，建立联系，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争取和改造工作，积极为建立革命武装做准备。
哥老会是当时在陕甘一带兴盛的民间帮会组织，“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具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考虑到哥老会的双重性，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对争取改造哥老会寄予很大希望。1930年，刘志丹在保安县永宁乡的王庄，由码头山“龙头大爷”马海旺等人介绍加入了哥老会，称“西北堂”刘大爷。刘志丹加入哥老会后，利用“大爷”的身份，先争取“大爷”，后争取“兄弟”，把一批哥老会成员逐步引向革命道路。后来，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赞扬说：“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1929年，陕、甘两省大旱，颗粒无收，饿俘遍野，陕北爆发了由陕北特委发动的饥民斗争。这场斗争，很快波及到了南梁地区。赵连璧和杨培盛等人，在南梁梢山拉起了饥民武装，打富济贫，开仓分粮。广大贫苦农民组织“红枪会”、“口袋队”，抗租抗税抗捐，“吃大户”，自发的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刘志丹即派中共党员霍维德等，以“皮货商”(当地人叫皮客)的身份为掩护，到南梁一带串连贫苦农民，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1930年2月，刘志丹再次来到南梁，串连张殿成、王殿斌等5名长工，以给宁夏军阀苏雨生招兵的名义，进入甘泉冯会仲民团盘踞的刘老庄，缴了民团的4枝枪，给了杨培盛，支持他们发展队伍。
三、南梁游击队成立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1年9月，刘志丹兵运工作失败后，偕马锡五到甘肃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召集活动在合水、庆阳的赵连璧、杨培盛两支绿林武装和合水县高嘴铺贾生财民团，进行整编，组建了陕甘边第一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即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下辖3个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2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武；第3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全队300余人。南梁游击队成立后，挥戈北上，在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的一个骑兵连，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游击队旗开得胜，士气高涨。此后，游击队在南梁、西华池一带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积极开展打击反动民团的斗争。刘志丹数年奔走陕甘各地，历尽艰辛，终于创建了一支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关于西北革命斗争历史上是否有南梁游击队，在原西北红军老同志之间有不同的认识，史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
1994年9月6日，吴岱峰在给王世泰的信中，就王世泰著的《回忆我的红军生涯》关于南梁游击队一事提出质疑。他说：“ 1931年农历9月下旬，红军晋西游击队转战到南梁地区打听到志丹同志的消息，即派经济主任马云泽同志，将志丹同志接到晋西游击队驻地阎家边，受到阎红彦队长和杨重远政委等同志的热烈欢迎。红彦同志还将一支最心爱的驳壳枪赠给志丹同志。当时我是晋西游击队副队长也在场，在这期间志丹同志始终未提过什么'南梁游击队’的事，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南梁游击队’的实体，在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之前，有几股民
间武装，活动在乔山地区，杨培盛领导的武装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子长县党史办访问杨培盛时，杨说：1931年下半年我手下有几十人，赵二娃(即赵连璧)手下也有几十人，我们所带的人各是各的，根本没有'南梁游击队’的名字。访问的录音带存在子长县党史办。1982年4月，我在延安访问过杨培盛，他同样说：1931年他带的人'没有南梁游击队这个名字’。”
然而，从现有资料分析，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会合时，的确有一支武装存在。只不过刘志丹在南梁活动期间组织的武装，可能没有接受上级党组织授予番号的指示，南梁游击队只是人们对刘志丹领导的游击武装的一种习惯称谓，如西北红军一样，不是上级组织授予的正式番号。因刘志丹领导的这支革命武装活动在南梁地区，故被人们称为南梁游击队。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叫起，现已无法考证。抛开称谓不谈，可以认为作为一个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武装实体应该是存在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据时任晋西游击队队长的阎红彦回忆："1931年10月间，我们终于在南梁堡的林锦庙和志丹同志会合了……志丹同志因为人地很熟，他很快就号召起一批人，成立了一支队伍。”此外，晋西游击队在南沟岔活动时，由党组织介绍参加晋西游击队，建国后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维钧回忆：“10月，晋西游击队来到南梁一带活动，找到了刘志丹。当时刘志丹领导的部队有200多人，编为三个队。”另据陕西省咸阳市党史办访问杨培盛的材料中，杨的回忆与子长县党史办访问材料他时的说法自相矛盾。在这份材料中杨说："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来到南梁找刘志丹……，我们南梁游击队总指挥是刘志丹，下设3个营，共四五百人，300多支枪。一营长是赵二娃；二营长是杨培盛；三营长是贾生财。这两支游击队于1931年10月下旬，在陕甘边界地区的林锦庙会合，经过整顿，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这里杨培盛明确说明了存在南梁游击队的事实。
其二，查历史文献。1932年6月2日，在中共临时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杜衡以陕西代表团的名义就陕甘游击队情况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游击队是由3部分组成的”，其中“刘志丹部在保安一带，人100余，枪六七十枝。”
其三，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时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其中第2支队由刘志丹兼任队长，辖3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任3个大队长，这在历史上无大的争议。如果不承认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前有一个在南梁活动的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如何组成就不好解释。
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其中对包括南梁游击队问题在内，参加座谈会的西北红军干部即统一了认识，指出：“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农民武装，经过一年多的游击活动，到1931年下半年发展到300余人，在陕甘边的南梁地区组成南梁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后来它们都是组成西北红军的基础……都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通知还要求，“今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