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 清仁宗与拿破仑

相传拿破仑曾警告欧洲人，说中国是一头“睡狮”，最好不要去惊扰它。恕我寡闻，迄今没能从中外相关史著见到这则名喻的确切出处，不过我相信拿破仑是说过的。佐证有二：其一是与拿破仑同时代的法国外交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 1768-1848），在他的《墓畔回忆录》里，记载拿破仑晚年在被流放至死（1816）的圣赫勒拿岛上，身边的忠实仆从竟是几名中国人。这透露拿破仑对遥远的中华帝国确有某种了解；其二呢？就是晚清外交名臣曾纪泽（1839-1890），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结束出使英法大臣的旅欧八年生涯，离伦敦回国以前，得使馆参赞马格里的协助，用英文写成《中国先睡后醒论》。这篇在次年初春发表于英国《亚洲每季评论》和香港《德臣西字报》的著名政论，灵感显然来自拿破仑，旨在论证中国正由“睡狮”变成“醒狮”。

曾纪泽追述“沉睡的中国”的前史，特别指出始于满清朝廷“垂拱无为”，无疑是指清史论者所谓的“嘉道守成”。他的历史判断，容另文讨论。但他既以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史，作为批评同时期满清君主“沉酣入梦”的参照系，也就使我对当年清仁宗与拿破仑的横向比较，感到好奇。

这样的比较，在清末崇拜“华（盛顿）、拿（破仑）二圣”的排满革命论者如章太炎及《国粹学报》作者群中，其实已有发端。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文讨论“从乾隆到嘉庆”的转折过程，尝试对清仁宗和拿破仑进行横向比较（请参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初版， 148-150页）时曾说：“当被拿破仑战争搞得筋疲力竭的欧洲列强，终于把拿破仑放逐到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上，并缓过气来掉头东顾的时候，它们却发现拿破仑形容的那头东方'睡狮'，不仅没有利用这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振作起来，而且变得更虚弱了。因为一种叫鸦片的毒品正在迅速地麻醉着这头'睡狮'的肌体。”

科西嘉平民出身的拿破仑，于1795年得法国国民公会赏识而崭露头角，同年乾隆帝立第十五子为储君。次年拿破仑成为捍卫法国革命的将军，而满清君位“内禅”，继乾隆而立的满清五世皇帝，改年号嘉庆。1799年，满清的太上皇乾隆帝死了，嘉庆帝亲政，迅即发动政变，以反贪腐名义打掉专权的和珅集团；同年拿破仑在法国成为第一执政。吊诡的是，亲政后的嘉庆帝，握有全球最大最富的帝国全权，却旋即将“咸与维新”的许诺，化作以我为核心的掩饰。而地球那一面的法兰西，拿破仑虽也追求独裁，却一直诉诸民意。1802年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两年后又成为皇帝，都通过公民投票，就是说他改共和国为帝国，本人成为帝国君主，仍然尊重共和国的民意。

正因如此，拿破仑在法国实行君主制“复辟”，似乎回到十八世纪路易王朝的局面。其实呢，拿破仑开创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传统，即国家元首叫作皇帝、总统或元首等，无非都是名义。“名者实之宾也”，真正重要的是体制。拿破仑追求独裁，个人动机是卑劣的，但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不自觉地充当欧洲史上空前的民主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即使走向君主独裁，仍然不断诉诸民意。较诸满清帝国的嘉庆皇帝，君权至高无上，财权由朝廷垄断，文官体制早由皇帝及其代理人说了算，而支持满洲征服地位的军权，尽管早因八旗腐败而丧失作用，仍不许“汉儿”，特别是南国士绅染指。

用不着重申满清帝国在嘉庆、道光间仍是全球首富。但国富未必兵强，养兵的数量未必等于质量。十八世纪的雍正、乾隆二朝，国富程度达到全球极致。在总将国力等同于国家财富及其相应的养兵能力的拿破仑看来，那个高度集权并垄断国家财富的中华帝国的“沉睡”状态，当然有利于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崛起并称霸世界的取向。他说最好不要惊扰中华帝国这头“睡狮”，或出于对中国潜力的畏惧。但由其侄拿破仑三世，居然敢在法国与普鲁士争夺欧洲霸权之际，同清朝争夺印度支那，进而侵略中国闽浙沿海，可知那个帝国，早就存心侮弄东方“睡狮”，只是希望这头“睡狮”被剥皮而仍不觉醒而已。

年号嘉庆的满洲五世大君，于君临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死了。他比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惨败之后，统治多过五年，而且在表象上稳定——虽曾两度遭遇刺杀或夺宫，却都有惊无险，较诸拿破仑大起大落的生涯，可谓运气好极。但他们在东西两半球留下的历史遗产呢？恰好相反。单说拿破仑法典，就开创了普世性法治社会体制。而嘉庆帝的统治，却使富甲全球的中国，“内囊里将尽”，以致在他死后，庙号为“仁”，只是对所谓孔孟“仁术”的最大讽刺，因为不到二十年，中国民众便成为满洲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不断赔款割地的直接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