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汀：自从孩子出生，我们就对这世界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

　　采访者：刘雅麒

　　被访者：刘汀

　　简历

　　刘汀，1981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 现居北京，《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青春简史》，短篇小说集《中国奇谭》，散文随笔集《别人的生活》、《老家》。最新散文集《暖暖：父与女的故事》2018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记者：你的新作《暖暖：父与女的故事》中记录了你与女儿101个妙趣横生的生活点滴。这本书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写这本书是一种本能，作为一个写作者，不可能对自己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那些奇妙而有趣的事无动于衷。从女儿萌发自我意识开始，我一直在记录她的很多行为和语言，但这绝不是一本儿童书，相反，我倒觉得它非常成人化。虽然每一篇小故事的触发点都是孩子的行为和语言，但它们像一面面镜子，反照出我们的形象。写这本书还有另一个冲动，那就是我对于自己童年的深切好奇。我不止一次地想，我究竟是如何从一个懵懂的婴儿成为此刻的我的？这其中有哪些事情或经历，是塑造我之为我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我借助女儿和这本书，以一种“旁观的在场”重新经历了童年。

　　记者：女儿暖暖是这本书的第一读者吗？她对本书有什么评价？）

　　暖暖应该不算是第一读者，她现在还不识字，她只能通过我们的讲述知晓这本书的情况。我最初的读者除了自己，就是暖暖妈妈，后来我不定期在个人公号上更新这些小故事。因为书的内容是写她的，也因为书里用了一些她的简笔画做插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暖暖也会把它认定为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拿到样书时，暖暖抱着说：爸爸，好漂亮啊。她因此也会想着要送书给幼儿园的老师和小伙伴，她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她的心血和情谊，是一份特别的礼物。

　　记者：成为父亲后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这其实是我这本书在叙述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最开始，我还想过写一篇《暖暖改变的一百件事》作为这本书的序言，只是后来写到三十多个放下了，没有写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回到这个问题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成为，这个词在生活语境里具有哲学性，因为它涉及到命名。或者说，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父亲，是因为有一个人出生，把我“命名”为父亲。也因此，成为一个父亲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事件、伦理事件，也是一个哲学事件。就拿我们最通俗的所谓“三观”来说，有了一个孩子，它们会在一瞬间发生调整。我在送给朋友的书里写了一句话，意思是说：自从孩子出生，我们就对这世界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

　　记者：你是一位慈父还是严父？你对女儿有什么样的期望？）

　　如果自我评价一下，我大概是一个从慈父往宽严相济上走的父亲。我有一种想法，就是在小孩子自我意识没有完全建立之前，我愿意倾尽所有给她最好的东西，因为这个阶段她没有选择权。但随着她一点点长大，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逐渐累积、完整，我对她的要求会更明确而坚决。有一些原则，是绝对不能违反的，否则就要接受惩罚。当然，在有关她的任何事情上，我们都会征求她的意见，一旦她做出了选择，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必须承担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结果。

　　说到对女儿的期望，这简直是一个天问，并不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而是这个答案是跟她一起生长、变动不居的，何况这个世界也在日新月异地变化，因此任何有关她未来的具体想象都是一厢情愿。但没有哪个父亲会没有这种冲动，我也不例外，我所能设想的将来的她，最基本的是“平安，健康，快乐”，我希望她成为一个有真正的自我意识、有独立的内心生活、能够面对变化的世界保持自己的笃定的人。

　　记者：你的文学启蒙来自于哪里？

　　此刻回想起走上写作的道路，可以回溯性地找到几个启蒙点：一个是我小时候从家人那里听到的各种民间故事，它们帮我抵御了北中国乡村漆黑的夜晚，让我在所见即所得的乡村世界里，感受到虚构带来的快乐。第二个是我高中阶段阅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我看遍了整个小镇的所有租书亭，它们给了我最基本的文学套路训练，也让我知道了想象力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与其说是对写作产生兴趣，不如说是对“讲故事”产生兴趣，最初的创作冲动的萌发，与文学启蒙和个人成长交织在一起。初中时我们住校，南北两铺炕上睡着二十个孩子，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不知因何而起，我开始扮演说书人，给大家讲故事。当我听过的故事讲完了，虚荣心又驱使我去把那些故事改头换面再讲一遍，再然后就只能自己去虚构故事。这是我文学创作的三步走：复述——改编——虚构，我以为这也是绝大部分作家的写作路径。

　　记者：你写散文、小说，也创作诗歌，你最偏爱哪种体裁？哪种文学体裁让你感到在创作上最为自由？

　　的确，这三种文体我都在写，而且都积累了一定的量，就现在来看，我应该都会坚持写下去。如果一定要从中做出选择，我自己最看重的还是小说，因为它具有更大的公共性和更大的创作、阐释空间，小说能最大限度地承载我的情感和对这个世界的思考，而散文和诗更多是为了解决内心问题才写。说到创作的自由度，我其实想说的是它们都不够自由，一个写作者成熟之后，文体将作为枷锁而存在，作家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解放出来但又不打碎这个枷锁。

　　记者：你的创作灵感通常来源于？

　　面对同一个问题，几年前我曾说过一句话：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需要费力地去发现什么，只要敞开胸怀，生活会汹涌地扑向你。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灵感来自于这个世界每天流动的所有信息，比如我的一篇小说《黑白记》，写的是一个夜班公交司机。最初我在晚上看到一篇有关这个职业的报道，觉得太有意思了，可以以此为题材写一个小说，但始终没有找到进入的门口。直到几年后的某一天，无意中在微信里看到另一篇美国公交司机的报道，说这个工作了几十年的司机，突然有一天毫无缘由地开着公交车跑到了另外一个州。两个司机相遇了，一篇小说诞生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创作要比这复杂和多样得多。素材遍地都是，但只有有效的思考和创作，才能把它们变成作品。

　　记者：你的创作风格受到哪些作家作品的深刻影响？有哪些作家是你写作上的榜样？

　　我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我所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应该是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一个古典主义作家，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但是我从这两位大师那里学到的绝不仅仅是写作方式，而是思考方式和理解方式，不是方法，而是方法论。我从托尔斯泰那里感受到一颗伟大的心灵如何与人和世界通感，而卡夫卡帮我戴上了一幅透视镜，让我看出人的精神本体和世界的肌理。其实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和创作的深入，它们还会发生变动，很多过去我毫无感觉的作家，忽然间就成了心头好。所以，我更愿意承认一种文学本身对作家的塑造，而不仅仅是一两个前辈。

　　记者：你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本科读到硕士，后来又拿到了文学博士的学位。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求学生涯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发现自己，成为自己。我在师大前前后后读了十年书，硕士毕业到读博士期间工作那几年，师大也依然是我的生活重心之一，所以可以说，正是北师大的求学生涯把我从茫茫人海中拓印了出来，成为了现在意义上的我。而且，这种影响仍然在持续发生作用。

　　记者：你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身为编辑，你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有哪些？身为读者，你比较偏爱哪些类型的作品？

　　我很少以编辑的身份来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而且一部作品最好被“历史地”看待才能了解它是否有价值，所以我也很难给出好作品的定义。但我愿意说，一部作品必须首先在基本层面达标，才能去谈它是否好，然后才是哪里好。

　　我的阅读口味还是比较杂的，个人偏爱那种把想象力与现实感、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结合得完美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比如卡夫卡的作品，还有就是那种在单纯中具有复杂性，并且从最直接的层面打动人心的作品，比如契诃夫的戏剧和小说。

　　记者：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阅读史吗？你重读次数最多的作家作品？

　　我的阅读史，在之前是很清晰的，小学时就是小学生作文选，中学时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大学时读世界名著，研究生主要看学术著作，最近这几年除了工作必读的书，剩下一部分是师友们的赠书，然后就会回头重读那些老作品。我重读次数最多的作家就是刚才列的托尔斯泰、卡夫卡、契诃夫，但其实也就两三遍，因为永远有更多的书需要读。

　　记者：你说自己对“老家”和“故乡”的认知是不同的，可以具体谈谈吗？

　　我写了一本书《老家》，试图把老家和故乡做一点区别，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去乡愁化。在我看来，老家更多指向具体的生活层面，车马牛羊、婚丧嫁娶，而故乡早已成为一个负载过重的文化概念，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清楚自己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记者：你通常多长时间回一次老家赤峰？最近一次回家发现老家有哪些变化？）

　　老家平均一年回一次吧，我其实愿意多回去一下，但时间和路途总是有所限制。最近一次就是去年春节回家，最明显的变化是有了一条水泥路通到村里，接到了每家每户门口，再也不是几十年的泥泞土路了。但这只是能看见的变化，看不见的变化是田园将芜，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这些年媒体也在不断地感叹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又有什么权利阻止人们奔赴更好的生活呢？

　　记者：身为内蒙古人，你对草原有怎样的情结？）

　　虽然是内蒙古人，但我祖籍是山东，出生地也并不是纯粹的牧区，而是半农半牧区。所以草原对我来说，既不像蒙古人那样近，又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远，我们保持着一种暧昧的距离。我很喜欢这种距离感。

　　记者：父母对你有哪些重要影响？

　　生养我，并且给了我他们的基因。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子女和父母之间犹如人和影子，影子时高时低，有时消失不见，有时夸张变形，但只要被一束光照耀，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从你身体里生出来。这个影子到底影响了我什么呢？似乎可以举出无数具体的例子，但更重要的，也仍然是影子和你自身的这种奇妙关系。

　　记者：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村长”是你在朋友中的绰号吗？这个别名是怎么来的？

　　我喜欢真诚靠谱的人，有分寸感的人，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如此。朋友们对我的评价，我还真没有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应该也是真诚、靠谱、有分寸感吧。我很看重靠谱，而且我觉得靠谱更多的是一种天分。村长的绰号是因为我微博名叫“刘村长”，后来大家就这么叫了。我觉得很好，经常有人觉得直呼其名稍显不妥，叫老师之类的又有点虚，我就让他们叫刘村长好了。反正……村长现在已经是一个“非法”词汇了，真正的村官叫村主任。

　　记者：你认为什么是人性中最宝贵的品质？

　　人性实在太复杂，如果非要挑一种来定义为最宝贵，我以为是“善”，把自己当人看，也把别人当人看。

　　记者：你做过的最为艰难或最为自豪的决定或选择是？

　　我最艰难也最自豪的决定，应该就是2000年从大连的一所税务学校退学回家，务农几个月之后又回高中开始第三次复读。这完全是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定，所幸我闯过来了。

　　记者：理想的一天会怎样度过？请描述几个你生活中感到幸福快乐的时刻/场景。

　　起床，叫女儿起床，送她去幼儿园，然后去咖啡馆写东西看书，中午吃个简餐，下午去买菜，回家做饭，然后看着家人把它们吃完，聊聊彼此遇到的事。这一天就堪称完美。

　　生活中最幸福的场景都很简单，比如今年暑假我带着父母和妻子女儿去旅游，看着他们在路灯下慢慢走回宾馆。比如每次幼儿园放学，我和妻子站在门口，等着女儿笑着跑过来。或者我在《暖暖》那本书里写到的场景，都算是幸福快乐的时刻。当然，我也愿意说当写出一篇满意的文章时，也是幸福的。

　　记者：通常如何排解压力？喜欢的运动方式？

　　写作，特别是写诗，是我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一种方式。这有点像把那些负面情绪、压力装在一个诗歌的瓶子里，然后放置到文件夹中。它们没有消失，但可以暂时被保存于内心之外。

　　我比较喜欢的运动是篮球和游泳，前者是集体运动，后者是一个人的运动。

　　记者：你最喜欢的美食？

　　面、饺子。作为北方人，我还是比较喜欢面食。各种面应该是我最愿意经常吃而不觉得腻的。

　　记者：你觉得看过的书籍或影视作品中最有代入感的形象是？

　　看到安娜·卡列尼娜卧轨的前一刻，我觉得我就是感同身受她的绝望；土地测量员K面对城堡的无奈和荒诞，我也同样可以感知，虽然我们不可能去证实我所感受的与作家所写是否贴近。

　　记者：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未来三到五年的创作规划？

　　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还不错，只是也偶尔觉得精力和时间不够，太多想写的东西了。虽然朋友们经常说我勤奋，但比起我的野心和我要做的事来说，我还是有很强的惰性。我的阅读和写作是随时吧，只要没有忙其他事，都可以进入阅读或对写作的思考状态。所谓写作的野心，更多是针对自己而说的，也就是写出一部不管外界评价如何，但自己会看成是特别牛的作品。未来三五年的计划是，每年能写一部十多万字的中短篇集子，两年能写一部十万字左右的散文，每年能写几十首满意的诗吧，或者这些都减量，然后能在四十岁之前把那部长篇写出来。

　　记者：当下比较关注的社会话题？

　　较为关注的话题大部分都和孩子有关，比如假疫苗的事件、幼儿园的安全、教育问题等等。其他社会事件也有所关注。就像我前面说的，自从有了孩子，我们对全世界都负有责任。

　　2018年9月7日

　　（编辑：王怡婷）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