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子说“上善若水”?到底什么是“上善”?

老子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这句话几乎人人都知道,可谓是老子最经典的名言。

自古人们都非常推崇水的品行。

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逝者如斯夫”,暗喻水虽滚滚而去,但依然锲而不舍,勇往直前。

孔子、孟子等一代代儒者们正是效法水的这种品行,毕生在为了实现天下大同、百姓安居而奔走。

老子同样喜欢水,但他看待水的角度与孔子不同,他讲“上善若水”,“上善”就是最高明、伟大的“善”。

水在山的高处是自然而然流动,到了低洼谷底依然是自然而然流动,而且水的品行是自甘下流,哪怕居于高位也会主动向下流动,不管流到哪里随处滋养着万物,这种品行就是“上善”。

老子倡导我们人应当效法水的这种德性,无论身处何处,居于何位,不去计较个人的处境,默默付出而不自我标榜。

可正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让老子把“上善”的概念用水借喻出来,恰恰说明现实中人们不具备这种品行。

现实来看,水处处下流,而人人却在处处力争上游,时时追求高位。

水所到之处无不滋养万物,而我们人呢?

帮助他人之前首先得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损,如果愿意损失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也往往是在适逢得意的时候,做做顺水人情而已。

然后自己心里再洋洋得意一下,觉得自己修养不错,是个“善人”。

有这一种心理,便已是“假善”,真正地“上善”,是要在自己失意落魄的时候,哪怕只剩一个馒头,还愿意分半个给别人,并且心中没有半点怨念。

甚至依照佛家大乘菩萨道来讲,自己只剩下一个馒头,只分给别人半个,都不是真慈悲。

真慈悲别说一个馒头,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布施出去,甚至自己的身体都可以舍去。

所以,只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只有如同大海一般,能够承载一切好与坏、善与恶、肮脏与美好,却没有任何多余的念头,才能真正接近“道”。

心里若总惦记着自己的那点得失,就早已背道而驰了。

之后老子结合水的这种特性给我们归纳出了“上善”为人的最高标准: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居善地”,水的自处之道永远自然而然,高亦可,低亦可,且自甘下流;

“心善渊”,“渊”即广大而深沉,如大海一般包容万物;

“与善仁”,“仁”即爱心,水流过之处无论土地还是草木,甚至沿途的动物,都能得到水无差别的滋养,这是博大的爱心;

“言善信”,潮起潮落,永远准时准点,是绝对的诚信;

“正善治”,水平等对待万物,永远公正平和;

“事善能”,水看似柔弱,缓可滋养万物,动可摧枯拉朽,近乎无所不能;

“动善时”,水遇冷而结,遇热而发,遇险而绕,永远顺势而动。

这几点品行人不必全部掌握,能够真正把握其中一两点便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物了。

纵观历史,实难有人完全达到这种“上善”之境,但若相较来看,却也确有人能够勉强触到。

比如汉代文帝刘恒,历史上只知“文景之治”之功,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汉文帝成就“文景之治”用的其实就是老子的这套思想。

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当时刘恒以代王身份躲在边关,甚至吕后让其迁徙去当赵王,他都借故拒绝。

虽条件艰苦,但其却避开了朝廷核心权力的斗争,保全了自身,这正应了老子的“居善地”。

吕后死后,朝廷清除了吕氏势力,准备迎刘恒回去继承帝位。

刘恒深知自己是被迫上位,根基不稳,所以他回去之后没有急于登基,更没有直接入宫,而是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避免与太尉周勃等老臣单独私会,以免众臣心生猜忌。

第二“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不以君臣之礼待群臣,而是施以宾客之礼,态度非常谦卑。

意思就是告诉群臣我不是自己想当皇帝,我在边关呆得好好的,是你们这些元老重臣非让我当的。

既然你们非让我当,那我只能当了,让我当那你们就好好配合我。

如此一来,不给群臣再反对自己的理由,不落把柄。

第三不入未央宫,暂住在偏殿默默观察时局,收集情报,了解朝廷各机构和官员的情况。

不得不说,经过刘恒这一顿华丽的政治舞台剧,折服了所有人,为平稳登上帝王之位打下了根基。

而之后刘恒推行的一系列政令也颇具老子道家色彩。

比如,刘恒取消连坐制度,不再一人犯罪全家连坐。

其次他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复来献。”不再接受献礼,以身作则开启勤俭之风。

而且面对常年战乱的天下,刘恒要求“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以帝王之尊亲自开垦田地,且田租减半,极大鼓舞了百姓开荒种地的积极性。

再有当时,百越之地的赵佗自立为王,对大汉威胁很大。

刘恒继位后没有选择征讨,而是放低姿态,以晚辈的口吻非常诚恳地给赵佗写了一封信。

信中不仅消除了赵佗对大汉的提防之心以及顾虑,更是让赵佗深受感动,当下便回信决定称臣。

可谓不费一兵一卒便解决了南部的外忧。

刘恒这些政治手段,刚柔并进,用的全是巧劲,正如同老子总结的水的特性一样,动静收放全都恰到好处,实乃是运用道家思想治理天下之典范。

汉文帝刘恒的这一系列作为,直接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奠定了基础,这也正应了老子最后总结的“夫唯不争,故无尤”了。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