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公十日谈 之二

【接上期】

1995年9月3日

《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这一天创刊。时间过得真快，都二十四年了。

从第一期起，作为创刊主编，我努力每期写一篇《编读札记》，而且要写成“美文”的样子，而不是普普通通“编者的话”。其实，心里的标准，就是写成沈昌文“编后絮语”的样子，写成董桥《明月》卷首语的样子。那时我还不认识沈昌文，也不认识董桥。

写了没几期，无锡一位王先生看出了点奥妙，于是给《出版广角》写文章，推荐我的“编读札记”，题为《编辑的美文》。他文中就提到《读书》的编后絮语。我有人海中巧遇知音的欣喜，也有“小把戏”给人看穿的惭愧。

无独有偶，“文化广场”周刊的定位和风格惹来了一种批评，说是太像《读书》了。我一时诚惶诚恐，高呼“这个夸奖不敢当啊不敢当”。

2016年7月，奉李辉之命，我把那几年的“编读札记”编成一本集子，起名为《好在共一城风雨》，加入到“副刊文丛”中印了出来。我在自序中再次认真交代了书中文字的来龙去脉：

本书所收文字，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任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主编时写的“编读札记”。当时年轻气盛，不肯默默无闻为他人做嫁衣，逼着自己学董桥学沈昌文，笔下一心想练出几篇“编辑的美文”来。光阴易过。二十年后，重编重读，顿觉当年虽壮志差可凌云，未免也多情复多事。部分篇目修修改改后曾编入广东人民版《微尘与暗香》中，这次结集，全复旧貌，以存其真，以曝其傻。……彼时的大众传播还没网络什么事，报纸兴旺，副刊风光，编辑常常呼风唤雨，作者往往一纸风行。既打出“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之旗号，“广场”上人多嘴杂，各显神通，你可兴风作浪，他亦拨云弄雨，吵吵嚷嚷，果然热闹。谈文化，谈城市，谈城市文化，谈文化城市，许许多多现在人们还喋喋不休的话题那时我们都谈过了，许许多多当时一起读书喝酒衡文论艺的诗友如今倒成了风雨故人。那样的岁月真好啊！

2019年上海书展《八八沈公》上，王强面对全场回忆他和沈公的前尘往事，沈公则扭头阅读专门为他准备的电脑屏幕。考虑他听力有碍，会议组织者专门请速记现场记录发言者要点，显示在电脑上供沈公“一审”复“一哂”。【夜书房图片】

1992年5月11日

“学董桥学沈昌文”？是的，除了沈公，还有董桥。1980年代董桥编《明月》八年，其间每期卷首都写“编者的话”，且写得更独特，更多姿，更具人文情怀、文化品位和文学品质。“编者文字”的传统尺子早已经无法丈量“董家文字园林”。他的此类文章，三联版《乡愁的理念》和《这一代的事》收了很多。而这两本小册子能在北京三联出版，沈公又是主其事者。

二十多年后沈公在给我的《非日记》写序时，将当年董桥等香港作家北上的“路线图”都勾勒了出来。他写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因出版傅雷著作第一次去香港，得以结识这位文化界名人（指罗孚）。不久，我在北京忽被委以重任：筹备恢复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当年被凌迟处死、名存实亡近三十年，现在忽然要恢复，谈何容易。上面给了我三十万元资金，实在不够用。我知道，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当年最早是在香港合而为一的。现在，因为北京的崇高地位，三十来年后复出的小小的北京的三联书店居然成为“总店”，香港的反而成了“分店”。于是，我这总店的头子多次得以拜访香港分店，十分显赫。可惜，那时已经见不到罗孚先生了——他被控是美国特务，被判刑十年，在内陆坐牢。但是，有一次我在北京意外见到他，他说，那个“罗孚”还在坐牢，他现在名叫“史林安”，是个自由作家。我大喜过望，不管三七二十一，请史先生在《读书》杂志开一专栏。他用“柳苏”为名，专门为文评介海内外文事。第一篇是《你一定要读董桥》，一炮而红。从这以后，我一再去中关村罗孚的“牢房”拜见“史林安”先生，请他为我筹划出版香港和内陆作家的作品。第一本当然是董桥的大作，以后源源不断。他为我张罗的篇幅最大的书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集。我请他写了介绍信，专门去香港拜访金庸先生，自然一谈而成。

我至今记得1989年4月在《读书》杂志上读柳苏《你一定要读董桥》时的明亮感。对，明亮！感觉头顶有片乌云顿时消散，心中每一篇蠢蠢欲动的文字忽然都充满生机，似乎还没问世就有了茁壮成长的未来。董桥竟然这样写文章？中文原来还可以组合出这番面貌？他竟然认为钱锺书的文字太“油”！他说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坏的翻译时同床异梦。他说中年是下午茶，“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读柳苏这篇文章，我的眼睛和嘴巴一会儿张开忘了合上，一会儿合上忘了张开，各种念头，此起彼伏。最终才发现一阵乱读瞎忙，忘了重点：董桥的书呢？去哪里买？

《乡愁的理念》1991年5月出版，沈公的“引董入京”初战告捷，我却是一年之后才买到书，个中奥妙至今不解。前几年我拿这本小册子找董先生签名。他仔细看了我买此书的日期，是1992年5月11日，又见我那日还在书名页写了几句话：“多次寻董桥书不得。是日去导师家修改论文，比预定时间早半小时到目的地，便趁机先去书店，心想也许能见董书。果然。”董先生于是援笔题道：

“洪侠，我们是老朋友了，一九九二年认识的。董桥”

若如此算，我又是哪年认识沈公的？愚钝如我，很晚很晚才知道《读书》杂志的“编后絮语”原来是沈公所写，很长一段时间《读书》的执行主编也是沈公；也是很晚才弄明白，董桥金庸蔡志忠的书，原来都是沈公主政三联时引进的。

藏书家韦力在2019上海书展《八八沈公》分享会上。他现在不仅越来越能写，也越来越能讲了。哈哈。 【夜书房图片】

2003年7月19日

我1994年就认识了上海的陈子善和陆灏。陈子善和陆灏早就认识沈昌文。1996年开始，俞晓群就已开始“搭台”让沈公、陆灏他们唱戏了，我却久久没有机会和沈公与晓群相识。2002年总算见了沈公一面，而要见晓群一面，还需再等9年。想起来这也是怪事一桩。

2003年3月15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复刊，起初每周八大版，规模大胜从前。复刊号的“封面专题”做的是昆德拉，之后陆续又组织了桑塔格、赫拉巴尔、残雪、奥威尔、程抱一、刘家科、陈子善、杨争光、陈思和、哈耶克、《我们仨》等专题。到了7月，“非典”也闹得差不多了，我说，该派人采访沈昌文了。2003年7月19日，复刊后第18期“文化广场”面世，“封面专题”是“阁楼上的沈昌文”。除去一、二版的边栏，我把三个大版面全给了沈公，每个版主稿的标题也都由我操刀。北京的方绪晓（绿茶）去采访了沈公，一篇有侧记有问答的专访稿为此专题奠定了大局。那时《阁楼人语》尚未出版，可是我们已经拿到了沈公专为此书写的后记。

据我所知，就是这次接受绿茶专访时，沈公首次系统讲述了他的编辑“20字诀”。

绿茶问：您当编辑一辈子，有什么好的编辑经验能给我们说说吗？

沈公立刻眉飞色舞起来：“经过这么些年的积累和探索，我总结出来20个字。”然后他就做检讨般流利地说出一串：“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绿茶听至此，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对，心想老头真这样都该抓起来了。

沈公捂嘴而乐，一脸坏笑：听我慢慢给你解释——

先说“吃喝玩乐”。我现在可算是个美食家啦。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我们不能张口就要别人的学术研究，或者和人讨论学术问题。我一般会说，最近某某饭馆的菜不错呀！老兄我们聚一聚吧。我喜欢这种以个人身份请人吃饭。

“谈情说爱”就是指编辑要“有情有爱”地跟作者建立很好的关系。有了“谈情说爱”，编辑跟作者就有了广泛的情感上的交往、知识上的交往，然后，一定能从作者身上组到最好的稿子。很多好选题都是这么发现。你不跟作者“谈情说爱”，怎么能听得懂专家讲话？怎么会发现选题线索？

有了和作者在“吃喝玩乐”的时候“谈情说爱”，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像钱理群先生，每次吃完饭，他会拉着你谈他最新的成果，你从中能探听出他的研究新成果，然后就可以定出版计划了。

最后两点，是针对自己说的。我多年“贪污盗窃”惯了，一点儿孤独不了。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我四处帮闲，不一样的是我现在不用负什么责任。

“坐以待币”就是说我不能陪着钱帮闲，用我的单位需要给我报销应有的费用。

当初稿子上版，女编辑们读至此都哈哈大笑，极力称赞沈公“好玩儿”，又说“沈公来我们这里当主编就好了”。我盯着她们问：“你们什么意思啊？”

“别紧张啊领导，没什么别的意思。”她们挥舞着大样儿边走边说，“我们的意思就是，希望领导向沈公学习，多吃喝玩乐，多谈情说爱。”

1996年6月15日

且说沈公“吃喝玩乐”，“谈情说爱”，去过全国很多地方，知道很多重要的人与事。不过，他不会知道，二十多年前，深圳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聚会。当年我也不知道。

1996年的时候，深圳的读书人还是很愿意“发声”的。他们知道自己栖息的城市是“经济特区”，心里却还是放不下“文化”，脑子里还装着不少他们熟悉的北方“文化符号”。深圳大学的一位老师提议说，6月15日下午，咱们谈谈《读书》杂志吧，《读书》换了帅，我们应该怎么看？教学楼小会议室里讨论一番可也！

那天下午，突然有风有雨，大家还是陆续到了。据目击者后来回忆，先是一位程老师说，1979年，接触到《读书》，觉得生活打开了一个新窗口，非常新鲜。张老师、徐老师等几位都同意，大家说《读书》是读书人召唤出来的，众多作者是这个多难民族中的智者；《读书》又召唤出了整整一代新的读书人。

贺先生说，读高中时我知道有《读书》这么一本好杂志，1982年去北京读大学就跟着《读书》乱翻书，开始精神修炼。有《读书》这样宽容和明慧的灯塔引导，自己才不至于矫情入里，灼伤自己。他说，沈昌文先生上个月刚刚卸任，汪晖先生接手，该有另一番气象吧。

大家开始讨论：目前有没有能够取代《读书》杂志的呢？有人开始说出一些杂志的名字，《二十一世纪》《原道》《东方》，等等。王先生说，《东方》也许会取代《读书》成为学界的旗帜。

贺先生不同意。“对我这样的平民子弟来说，我依然挚爱《读书》。”他说，“《读书》的闲适取向、贵族风格虽然会伤及平民学人的脾胃，但她那一份高明与精神实在难以取代。”

海归博士阮先生把话题引向了“话语权”：《读书》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浸润中国读书届十几年，已握有强势“话语权”，《东方》一复刊也先声夺人，可是这都是“京派色彩”的论坛。全国学术文化擂台上有深圳的选手吗？深圳的学人和刊物在哪里？

是啊是啊，大家说，在深圳能办《读书》这样的杂志吗？深圳若有可能办类似杂志，可以少一些或没有“贵族”味，但一定要有同样的宽容、博大与精深。

诸位正说到兴头儿上，贺先生的一盆凉水伴着窗外的暴雨泼了过来：

“我来到深圳快一年了，至今仍不知何处可购得《读书》。在北京时养成的每月15号去邮局等候《读书》的习惯，只好戒绝了。”

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深圳有过这样一个聚会。与会的几位我也熟悉，如今他们各奔东西，天南海北，若今朝再凑一起，会如何消化当年他们制造的话题？

说起当年在深圳买《读书》，谁又没有一番独特体验？1992年张冠生离开深圳，回北京做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助理。从此，每月上旬，我和姜威等总能收到他在北京寄来的《读书》，如此往复，一寄就是三四年。后来深圳卖《读书》杂志的报刊亭渐渐多了，我们才恳求他万万不必再为此劳心费力。

此刻我想说的是，读《读书》者，各美其美，而深圳这帮人，他们听沈公那番“无能无为、不三不四”的高论，心里只当沈公是“故作轻松”，他们自己心里反而一点都不轻松。他们把沈公和杂志命运、《读书》和城市文化、杂志和学术话语权绑在一起考虑。沈公与《读书》杂志，通过他们创造的读者，进入过多少书房、酒桌、会议室与城市街道，渐渐的，引领时代之后隐入时代，书写历史之后凝成历史。这是多大一件事！沈公貌似嬉皮笑脸传授“二十字诀”时，心里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只可惜很多听者至今也不明白。他们只以为沈公传授的是“技艺”，总结得很好玩儿。

其实，在深圳办一份以《读书》为榜样的杂志我也试过了。当然，以失败告终。我很少对人讲此事，觉得实在汗颜。2002年，网络论坛如火如荼，我忽然兴起，要在一个论坛写“非日记”。我不知道沈公当时已是资深潜水员，我甚至还不知道“潜水员”用在虚拟世界是什么意思。“非日记”写到第八篇时，我想起很多办杂志的事，想起1999年我和姜威接手《风尚》时，二人是何等踌躇满志，全不知杂志世界的天高地厚。那天我把自己为新一期《风尚》写的发刊词读了又读，尤其是其中引述的陈原先生的一段话：

　“办杂志，办一个讲真话的杂志，办一个不讲'官话’的杂志。开垦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不讲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不崇尚毫言壮语，不夸夸其谈，不随风倒，也不凑热闹，保持冷静客观头脑，独立思考。不把自己装扮成为人师表那样的道貌岸然，自然，朴素、平等，完全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拒绝棍子！”

我于是在“发刊词”中高呼：

说得真好，但做起来也真难。我们不是办《读书》一类杂志，但自以为《读书》的风骨、神韵还是应该有的。确定本刊方针及定位时，我们曾说过如下的话：

　　“风尚”是一本反时尚的时尚杂志，强调批评的文化杂志，面向生活的休闲读物；

　　“风尚”不做导师，不当牧师，只求做一个宽宏大量、善解人意的朋友；

　　“风尚”希望雅人在这里说一些俗事，关注一下身边的日常生活；学者在这里展现人文情怀，大胆输出自己的见解；各方高人在这里聊聊天，深深浅浅的都可以说，说点“风花雪月”“吃喝玩乐”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就是不要摆出开“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的架子。

　　“风尚”亦庄亦谐，亦轻亦重；长短兼容，中西并包；新旧皆宜，图文互动。一句话：只要好，那就好。

呵呵。如今再读这些话，也只能“呵呵”了。

且说杂志只办了一期，作者稿费也没能如约奉上。多少年之后，红遍天下的易中天先生来深圳讲演，“文化广场”记者要去采访，问我有何话交待。我说：“问候易老师吧。就说我特致歉意。当年《风尚》杂志还欠他800元稿费呢。”晚上记者回来复命，说：“易老师说了——告诉你们胡大侠，当年说好的稿费不是800，是1000！”

2007年11月8日

深圳一直未能出现一份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的读书杂志，这个责任当然不能由沈公来承担，但也不能说和他一点关系没有。谁让他总是盘踞北京呢？深圳的读书人若要在书刊行业求学问道，还得跑到北京去找他，而且，还未必能找到。他总是往上海跑，往沈阳跑，往郑州跑，为什么就不能常常来深圳呢？当年在《读书》退休后，他若能毅然南下深圳，带几个徒弟（比如我），面授“二十字诀”秘籍之余，毅然振臂一呼，哗啦啦竖起大旗，扎下营盘，招降纳叛，招财进宝，挟《读书》之余威，集特区之资财，引香港之活水，借台北之东风，何愁深圳读书杂志大业不成？教训深刻啊，沈公！

更忍无可忍者，一直到2007年，我竟然还没有机会在深圳接待沈公，当面聆听各路教诲。眼看深圳的小报们也等不及了，老记小编们想：既然在深圳采访不到沈公，那就找人去北京搜集点八卦吧。2004年的5月份，深圳某小报上登出一篇《生错了年代的沈公》，说这老沈，平时背着双肩背包，胸口挂着U盘和MP3，耳朵里听着王菲，踩着单车满北京城跑，落了个“不良老年”的雅号。又说这人活着啊，有一种悲剧是心还没老身体先老了，还有一种是身体没有老心却老了，沈公却是心没老身也没老，别人却说他老了。又说，某次沈公兴之所至，聊起了他和初恋女友不得不说的故事，因为与他签有“保密协定”，所以不便公开云云。

真是有些乱啊！这报纸约稿子编稿子，都没有个前后照应。5月份的文章说“不便公开”，岂不知他们报纸四个月前已经登过记者专访沈公的稿子，那时沈公早已一五一十讲过自己的初恋了，哪里还用得着“保密协定”？关于初恋，沈公如是说——

当了秘书之后，我和社里的一位女士谈朋友。她生性倔强，喜欢艺术，看重灵魂中的美和不美，她认为一个男孩子，如果参加了政治运动，就是不美了。我现在对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没有弄清楚，也许是自幼丧母，却又聪明敏感，自学画画，身体又不好，总带着些病态，后来调去做了美编。她设计的封面好像也带着这些病态美。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参加活动不多，但有次是不得不参加的。党支部反对我交她这样消极的女朋友，所以我再三要求她参加。她勉强同意了，但是提出条件，她必须保持中立。我在会上发表了批判右派的讲话，她事后对我说，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内心美，而我发现你批判别人时候的灵魂是最丑陋的。但她说这样的话，爱情的因素多过批评的因素。

当时不参加阶级斗争，和单位及革命青年就有矛盾。她的性格越来越阴郁，而我却越来越受到重用。1958年她受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单位给了她一个通知，要求她“退职”，就是辞退了她。她没有了生活来源，身体又特别不好。虽然我要她放心养病，说无论如何都会保障她的生活，但她性格太倔强，也不让我去看她。后来竟然郁郁而终。她对我这么好，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位女士……我却……我的所作所为，在名义上是对的、道德的，实际上……在爱情方面，我不懂怎样才讲得很深刻……就不提了吧。

转眼到了2007年，沈公的故事报纸上讲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新书《阁楼人语》已经在深圳各大书城卖成了旧书，他的口述实录原稿未删节本也早已经姜威制作成“非卖本”在朋友间私相流传了，可是，他还是没有在深圳露面。

这一年的11月8日，我决定不等了。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于是，找了个理由，写电邮力邀沈公南下。

“沈公，您好！”我写道，“我是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胡洪侠，呵呵，天涯书话网的OK先生。几年前曾和冠生兄一起在三联购书中心的咖啡厅见过您一面。之后不断见到您的新书，书心大慰。上海书店版您的一本书，还上了我们的月度好书榜”。

这都是实情，不是忽悠。然而接着：

“每年的十一月，是深圳的读书月。今年我们策划了一个活动，评选2007年度十大好书。我想邀一位前辈和一帮朋友来深圳给我们捧捧场。前辈就是您老人家，朋友包括陈子善、陆灏、梁文道、小宝、止庵、刘苏里。目前其他人来深行程均已确定，我才敢邀您。今天六点多打电话，可惜您不在家。现郑重邀请沈公光临深圳。说是开会，其实就是朋友同道南国一聚，聊聊天，过去叫神仙会，现在叫什么就不清楚了。……您老人家的书现在深圳书城有几种，如果愿意，也可以和读者见见面，签售一番。一切都听您安排。”

然后再交待来深圳的任务：

“来深圳之前，我们会发给您一份侯选书目，您只要在其中勾出自己认为的五十种好书即可。到开会时，我们会集中讨论每个人的推选书目，最后决出十大好书和二十种入围好书。不知沈公意下如何？希望得到您的回复，而且是肯定的回复。”

两天之后，是星期六。晚上，沈公的答复来了：

来信收到,谢谢！我很想来深圳,见见老朋友,不过近来健康情况不佳,无法远行,不克前往,为歉！

【未完待续】

郑勇算沈公的徒弟还是徒孙？我一直没搞清。他现在是三联副总，一度出任《读书》主编。2019年上海书展期间他也专门跑到新书分享会现场，说是代表“娘家人”前来拜贺。【夜书房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