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世界，世界在身边。第161，向阳村野三官堂
颛桥野三官堂，位于向阳村东淡水河中的一个小岛上。从沪闵路往南，过了颛桥镇，到向阳路往东，到淡水河桥西堍，有一条向南的小路，略往里骑（走）一段，能看到弯弯曲曲的木栈道，远远望过去，栈道的尽头是一小片建筑。
走近了发现，那（居然）是一个小岛，环境真不错，一时之间有走进桃花源的感觉，只是现在冬天，没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那就是野三官堂。
《上海市古树名木清单》编号0056，是一棵古银杏，树龄500年，位于“颛桥镇向阳十一组（野三官堂）”。
华师大的雷伟平在其2013年的博士论文《上海三官神话与信仰研究》，引1988版《颛桥志》：“野三官堂在向阳村二队境内”，判断“该堂的地点就在闵行区的西南， 颛桥的向阳村。”并在地图上将其标注在莘庄镇的正南方、颛桥镇之西，可能有点偏差，看来是“向阳村二队”这个地址误导了她。她可能没有见过这棵古银杏。
中国古今的三官信仰，一定是个很偏门的课题，在拜读雷博士的文章之前，我没想过竟然有人专门去研究这个，原因很简单，我们从小就极少遇到或者听说三官神话和信仰，雷博士的文章和相关研究，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门是关的
雷博士云：
三官神话与信仰是我国古代信仰文化的代表之一，历经发生、发展、繁荣、衰败、消退与复兴六大时期，形成了多形态的三官文化模式：自然神天地水三官、唐宏葛雍周武三官、陈子椿与龙女所生的三个儿子三官、尧舜禹三官。
三官神话源于东汉张鲁的“三官手书”，在唐宋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到元朝至元年间（约1279年）传入上海，但仅有关于三官堂位置的零星记载。当时有两座庙堂为证，一是周浦镇的三官堂，二是新场镇的三官堂。
元代，周浦镇与新场镇因盐业而繁荣，可见三官神话起于盐场，是随着盐场的发展而变迁。可以说盐业的发展与三官神话的发展紧密相联。
（上海地区）三官神话的具体叙事是从明朝成化时期（约1485年）以后才逐渐展开，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类型。
明朝的三官神话共有4则，先后分布在漕泾镇、嘉定镇、朱家角镇、颛桥镇。漕泾镇依然是盐业重镇，明朝中后期，随着漕泾镇盐业的衰败，经济中心向内陆移动，三官神话也随之发生变化。嘉定的三官与徽商有关，朱家角的三元与棉布业相关，颛桥的三官与洞庭商人有关。
与颛桥镇相关的神话记录在《颛桥志》：
“明崇祯十二年，翁南屏运粮何家浜，至庙北蟠龙桥口，忽见儒巾道服者三人，麾令速过，以免覆压，舟过未及半丈，桥果倾，三人亦杳见，南有野庙将坍，即就基翻建扩于其旧，雕三大木像供其中，曰三官大帝，自是人称野三官堂。”
明朝时期洞庭商人翁氏的活动遍及江南大部，神话中的翁南屏很可能是洞庭商人翁氏家族中的一员。这座三官庙是外来者所建，与当地的三官信仰不同而被称为“野三官堂”，显示本地人对来自外地三官的不认同。
当时吴会一带信仰的是天地水三官，塘湾一带信仰的是唐葛周三官，向阳村的野三官堂距离（吴泾）塘湾3公里，距离（马桥）吴会7公里。看起来洞庭翁氏带来的三官是后者：唐葛周三官。
继明朝翁南屏的建庙神话，清朝又出现一则治病神话：
“乾隆二十七年，南汇人毛鸣冈母病，医祷罔效，梦三官神告以大树庵中银杏树根间，穴内有水可取以饮，母如言，果愈，遂修葺是庙。鸣冈事有扁记”。毛鸣冈当过巡按级官员，就是监察御史，正三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
大树庵就是野三官堂，这则神话体现了野三官堂中三官神的灵验性。清朝自嘉庆以后，颛桥成为重要的棉粮产区，随着洞庭商人在此买卖粮棉的实力增强，也带动了他们自己三官信仰的发展，周边的老百姓都来拜这里的三官神，没人在意是哪三官了。
据雷博士调查，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三官神话与信仰遭到遏制，不管市区较有名气的三元宫，还是僻处乡村的三官堂，要么被占用要么被拆毁，最终在文革期间全部被拆毁。1979年后，三官文化有所复兴，官方恢复的有浦东三元宫，民间自行恢复的约十多座，均位于上海各个区的乡村地区。
雷博士的论文中，关于1978年前被毁的三官堂，以及1979年后恢复的三官堂，都没有提及这座野三官堂，应该是没有发现任何文本记录。很显然，我面前的野三官堂比较新，很可能是2013年后恢复的。
旁边还有一棵更加沧桑的银杏，不知是否还有生机
南去的淡水河，淡水河两端沟通六磊塘与俞塘
不清楚平时还有多少人来此野三官堂，祭祀、祈福、或者仅仅过（三元）节。我正好遇到一位老人去世，其家人在此焚烧老人生前的遗物，显然老人把自己身后的命运托付给了三官。等这一批老人离去后，如此的神话和信仰还能保存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