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艺术作为一种生命活动，其成就无疑与生命的长度密切相关，活到77岁的海顿(1732-1809)的创作当然是享年38岁的门德尔松(1809-1847)无法比拟的；享寿82岁的托尔斯泰(1828-1910)的阅历和经验，也是只活了38岁的普希金(1799-1837)难望其项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但人们在评论艺术家时经常无意中忽略了这一点。像画家中的梵高(1853-1890)，作曲家中的莫扎特(1756-1791)、舒伯特(1797-1828)，诗人中的李贺(790-816)、王令(1032-1059)、黄景仁(1749-1783)、叶赛宁(1895-1925)，小说家中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萧红(1911-1942)，人们在惊叹其天才卓绝时常忘记他们只活了短暂的二三十岁，如果他们活到雨果(1802-1885)或毕加索(1881-1973)、甚至贝多芬(1770-1827)、里尔克(1875-1926)的年龄，成就将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些英年早逝的艺术家，唯一让后人觉得幸运的是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来探究天才的奥秘。尤其是中国古代，长寿的艺术家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少作，晚年编集作品时往往加以删汰，以致除了极少数作家(比如唐代权德舆)外，一般很少保留下青年时代的作品[1]。我们要了解神童或天才青少年时代的表现，只能求诸上述早逝的天才。他们有限的生命，使他们的天才停留在或许还未臻成熟的时代。
曹植(192～232)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这样的天才作家，他40年短暂生涯中留下的作品为我们认识一位生于战乱年代的身份特殊的年轻作家提供了可能。但这只是曹植创作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意义之一，随着我们的研究转向精神史的视角，他的作品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最近有学者从思想境界、审美情趣和语言风范三个方面来论述曹植创作对中国诗歌文人化的奠基作用[2]，相当有眼光。曹植的意义远不限于现有文学史的评述，从主题学的角度看，曹植应该说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位重要的诗人。前人之所以说“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3]，就因为中国诗歌的许多基本主题都萌生在他的诗中，而这些主题全异于《诗经》基于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上形成的主题系统。家庭伦理、政治关怀、爱情悲欢等《诗经》主要书写的主题，都围绕着人与社会、与群体的关系，或许可以说是社会化的主题，植根于一种很深的集体意识。而曹植的主题则是非常个人化的，忧讥畏谗，感士不遇，虚度青春的焦虑和建立功名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形成他诗歌特有的躁动不安而又抑郁寡欢，更因抑郁而悲慨激越的复杂情调。这在曹植纯然是出于个体生存境遇的真切感受，只关系到自我实现的个人价值问题，可能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但由于他是曹操的儿子，一度可能成为太子的特殊身份，使他诗歌所表现的情感成为一种独特心态的典型。
一、三个志愿
正像所有禀赋异才的年轻人一样，曹植虽自幸“得生贵门，遇以亲戚，少荷光宠，窃位列侯，荣曜当世”[4]，但决不甘以“身被轻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的慵懒生活终老于富贵[5]，他追求的是一种生而有为、死而不朽的人生。“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丽服，宰割万物而已。将有补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6]。胸怀这不凡的抱负，他很早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致杨修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7]
他在此表达的人生理想，首先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经国济世，建立功勋。在《求自试表》中他自陈“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毎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抚心而叹息也!”[8]青年曹植衷心向往的就是像古忠臣义士那样立奇功于疆场，书殊勋于竹帛。不过，他同时似乎也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个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于是又提出第二志愿，即研究史官的实录，思考社会发展的方向，确立伦理道德的规范，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即所谓“成一家之言”。在当时，司马迁的修史或徐干写作《中论》式的子书，都可以称为一家之言[9]。曹植“采庶官之实录”云云，明显是本自司马迁《报任安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及《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因此他的成一家之言更像是修史。至于后来藉以名世的诗文辞赋，他一开始就目为小道，似乎不算个志愿。这毫不奇怪，从扬雄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吾子》)到钱钟书《论文人》，自古以来就尠有声称以文学为平生最大理想的人。曹植先肯定“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其实已为辞赋预留了地步，于是两大志愿陈述完毕，最后还是回到“今日之论”的语境——这封书信本来就是为送一篇少作给杨修而作。联系当时普遍以文章为不朽之业的观念来看，“今日之论”倒更像是作者用意所在。尽管未曾明言，但文学写作被曹植视为第三志愿，似乎是不用怀疑的。他在《学官颂》里也曾说过：“歌以咏言，文以骋志。予今不述，后贤曷识？”[10]以文章垂名后世的念头，他应该是有的，不过在青年时代，他也确实未将文学写作视为自己托身的事业，当时他正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相信自己有能力并有机会，还不甘心以文人终老。
曹植虽自幼养尊处优，却绝非金玉其外的纨绔子弟。他少读百家之书，长而随父征战，多识行军用兵之道。《求自试表》称“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师用兵之势，可谓神妙也”[11]。这些经历培养了他的政治见识和军事谋略。我们读他的《与司马仲达书》、《陈审举表》、《谏伐辽东表》等文章，都能感到曹植绝对是个头脑清醒、有谋略有见识的年轻才隽，而且必定也弓马娴熟，《白馬篇》不妨视为他的自画像：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12]
诗题虽出于乐府，带有明显的虚拟色彩，但对侠少矫捷身手的描写却生动准确，一看就是行家里手；而那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气概更是曹植一贯的胸襟。他绝不是杜甫那种好作大言而没什么实际才能的儒生，如果得到任用，应该是能有所作为的。他的不幸遭遇一半源于皇位继承制度导致的权力之争，一半要归咎于他轻狂浮躁的个性。
曹植固然有争夺太子地位的野心，但目标却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有所作为，是出于“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政治抱负。清人盛大士《读魏志陈思王传》有云：
汉祚将倾，魏国初建，植心不忘汉。其作《情诗》则云：“游子叹黍离，处者歌式微。”其《送应氏》诗则云：“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其作《三良诗》则云：“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盖怆然于山河风景，举目皆非，而身为魏氏子臣，则又忠孝不能两尽，不得已而诗歌游览中微寓其意。后人乃谓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岂知植之心事乎？[13]
曹植感伤世乱之意当然是有的，但要说对汉朝心存眷念则不尽然。曹植集中咏叹历代明君的一系列“赞”表明，他将自古以来的王朝兴替看成是很自然的事，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一概以是否造福于天下民生为标准，因而《惟汉行》写道：
太极定二仪，清浊始以形。三光照八极，天道甚著明。为人立君长，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变故诫骄盈。神高而听卑，报若响应声。明主敬细微，三季瞢天经。二皇称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汤继厥德，周亦致太平。[14]
上天为人立君主，就是要他造福于民的。遇到商纣王这样的乱世昏君，便要以贤君取而代之。如《丹霞蔽日行》所说：“纣为昏乱，虐残忠正。周室何隆，一门三圣。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汉祚之兴，秦阶之衰。虽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灭无遗。”[15]这样，革命就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历史的自然结果。如果说《周文王赞》称文王“三分有二，犹服事商；化加虞芮，傍暨四方”[16]，好像同时是在歌颂曹操的不祧汉室，那么《周武王贊》歌颂“桓桓武王，继世灭殷；咸任尚父，且作商臣；功冒四海，救世济民”的业绩[17]，就等于是在为曹魏代汉寻找历史依据。
因为民生的康乐依赖于没有战争、四方太平的统一国家，于是天下三分的局面在他看来就是战乱的根源：“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吳，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18]这正是《鰕䱇篇》所表达的忧虑：“讎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汎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19]刘蜀远在四川，较少与魏形成直接的冲突；孙吴隔江而治，始终威胁着魏的安全。因此吴国更成为他意识中的敌国。《杂诗》其五写道：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塗，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20]
《杂诗》其六继续写道：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21]
直到太和二年(228)，曹植还上《求自试表》拳拳陈情：“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22]前人说：“志气以精力为盛衰，故建业立功多在强壮。”[23]年轻和强壮确实可以为建功立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但是志气及其文学表达却常常能超越年龄和精力的限制，它取决于人们建功立业和博取荣名的决心。在这一点上曹植和李白十分相像，始终都怀有从军效力的渴望，永远等待着铅刀一割的机会。这种抱负化为恒久不熄的热情，涌动在他们内心，无形中延长了他们心理的青春期。
二、青春的欢乐
曹植自幼以才华出众为曹操钟爱，一度曾有立他为太子的念头，终因曹丕的阴险和曹植自己的过失作罢。曹操死后，曹植失去庇护，从此处于兄、侄辈的猜忌和排挤中，彷徨无助，迁徙不宁。少年得宠日的佻达和失宠后的抑郁，形成他生活经历中两个反差极强烈的阶段，而青春的欢乐和苦闷也构成他诗歌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曹植都是诗歌史上的创始者。在他之前，诗歌的个人化写作原本不多，具名的作者更少，享年不永而又留下丰富作品的曹植就历史地成了青春主题的第一个书写者。
自周代以来，受统治者敬天保民的意识和儒家礼仪规范的束缚，中国人士大夫养成谨言慎行、温良恭敬的的风度，加上社会缺少体育、娱乐等群众性的狂欢形式，我们从古籍中读到的古人似乎都是褒衣大袑、少年老成的形象，看不到青春年少的放纵和逸乐。如果没有《诗经》里狡童、静女的“伊其相谑”，我们几乎要怀疑古人是否有血气方刚的青春年华存在。沿着历史时代回溯，我发现对青春主题的全面书写，竟然要到曹植才开始，其标志就是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最早的描绘少年游乐的作品。
曹植因身为贵胄，长于京城，自幼置身于都市繁华之中，大多数诗作都有一个鲜明的都市文学背景，而且明显是继承了战国文学中城市书写的传统。这只要将《游观赋》“静闲居而无事，将游目以自娱。登北观而启路，涉云际之飞除。从罴熊之武士，荷长戟而先驱。罢若云归，会如雾聚，车不及回，尘不获举。奋袂成风，挥汗如雨”一段[24]，与《战国策·齐策一》描绘临淄繁盛景象的文字略加对照就知道了：“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声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都城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意味着帝王的威严和经济的繁荣；但在曹植眼中，满目“窈窕淑女美胜艳”、“妃戴翡翠珥明珠”的京城[25]，首先是少年驰逐声色的场所。他笔下的《名都篇》简直就是他少年生活的自述：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26]
从《名都篇》的标题看，应该属于乐府体裁，但诗取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又不同于传统的乐府。乐府一般是以第三人称叙事的，像后来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等，都像个局外人那样冷眼旁观。而曹植以第一人称叙事，毫无争议地就成了诗的主人公，也即京城这个舞台的主角。诗中竭尽铺张之能事，大肆描写自己奢华的游猎和飨宴，声色驰逐中还不忘展示自己骄人的武艺和技能。“白日西南驰”两句隐约地流露出时间的焦虑，但一笔带过，没有影响全诗浓烈的贵游气氛和享乐情调。诗最后在日复一日、无忧无虑的少年逸乐生活中结束，完成了翩翩佳公子的自画像。
曹植自幼生活在名都洛阳，出则游乐，居则飨宴，声色娱情、诗征酒逐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诗文的重要素材。《酒赋》写道：
尔乃王孙公子，游侠翱翔，将承芬以接意，会陵云于朱堂。献酬交错，宴笑无方。于是饮者并醉，纵横喧哗，或扬袂起舞，或叩剑清歌；或嚬噈辞觞，或奋爵横飞，或叹骊驹既驾，或称朝露未晞。[27]
赋里提到了游侠，像他这样的贵公子又有什么行侠的机会呢？除了《白马篇》那种虚拟的侠客形象，他的日常生活不外乎就是《名都篇》所写的游猎宴饮而已。除了《芙蓉池》、《登台赋》等留连光景之作，他还曾在《斗鸡》诗中叙述了这种典型的公子哥儿的玩乐：“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28]诗中提到他厌倦了听音乐，宾客就找来斗鸡这个乐子，似乎当时他身边颇有一批帮闲的清客。为此他专门写有一篇《娱宾赋》，叙述和这些人游处的快乐：“遂衎宾而高会兮，丹帏晔以四张。办中厨之丰膳兮，作齐郑之妍倡。文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谈在昔之清风兮，总贤圣之纪纲。欣公子之高义兮，德芬芳其若兰。扬仁恩于白屋兮，逾周公之弃餐。听仁风以忘忧兮，美酒清而肴甘。”[29]就这样，游览、娱戏和宴饮构成了曹植生活的主要内容，宴饮还伴有文人清谈和即事诗文创作，建安文人留下的文学作品多半是在这种场合写作的。
曹丕《与吴质书》曾回忆，“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毎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30]。他显然是乐于享受这种生活并志满意足的，但曹植却不行，纵然置身于声色享乐之中，内心深处仍不能摆脱时间的焦虑。这一点连后人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平原侯植》一首说：“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31]且看《箜篌引》一诗所述：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何所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32]
诗结尾的旷达，说明他终究是明白生死之理而乐天知命的。事实上，他集中虽也有《游仙》、《五游咏》、《飞龙篇》、《驱车篇》等游仙之作，脱弃轩冕，向往仙界，高唱“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远游篇》)，试图用《古诗十九首》以来的游仙来消解忧虑，但理性告诉他：“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33]在青春勃发的少年时代，如果对未来充满希望，建功立业的前景仿佛在不可知的前方召唤，唾手可得，那么时间的焦虑就不会太沉重；而声色犬马的享乐，驰骋游衍的放纵，也可以成为一种对抗时间的方式，以逢场作戏、及时行乐的态度流连光景，享受人生。曹植正是这样的，既然良辰不再，便要及时寻欢尽乐。于是《送应氏》诗云：“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34]曹魏政权鄙弃儒学、崇尚通侻的文化习尚，无疑也助长了曹植不拘礼法、放纵享乐的倾向[35]。在《赠丁廙》一诗中，他曾公然表示对儒家礼法的蔑视，称“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36]。诗中大肆铺陈了宴饮之乐：“嘉宾填城阙，丰膳出中厨。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余。我岂狎异人，朋友与我俱。……”当此之际，我们看不到那个意气慷慨的侠少子建，眼前只有纵情飨宴的陈王，后人印象中的曹植也往往与这个形象联系在一起。 但这实在只是曹植的一半人生，如果他以这样的生活终老，文学史将少一个创作力卓越的杰出诗人。争夺太子之位的失败，让曹植过早地结束了放纵的公子生活，同时对权力产生幻灭的感觉。自黄初二年(221)改封陻城侯并就国，十一年中三徙郡，“常汲汲无欢”成为他后半生的常态[37]。《闺情二首》虽没什么系年的线索，但看上去像是他心态转变的象征。前一首写思妇的怨慕之情，还怀有希望：“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齎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傥终顾盼恩，永副我中情。”[38]而后一首却陡然变得颓废沉溺，显出对理想和信念的绝望：有一美人，被服纤罗。妖姿艳丽，蓊若春华。红颜韡晔，云髻嵯峨。弹琴抚节，为我弦歌。清浊齐均，既亮且和。取乐今日，遑恤其他。[39]《曹子建集》中经当代学者考定为贬后所作的诗文，已很少有建安时代的作品中那种游宴逸乐的内容，倒不乏忏悔之情。屈于环境的逼迫，曹植不得不努力做出一副悔过自新的姿态，内心虽惘惘不甘，却又不能不绝望而至于消极，于是就有了《玄畅赋》这样的反省一身所历而归于消沉隐遁的情调：“侥余生之幸禄，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于稷卨，降合颖于伊望。思荐宝以继佩，怨和璞之始镌。思黄钟以协律，怨伶夔之不存。嗟所图之莫合，怅蕴结而延佇。希鹏举以抟天，蹶青云而奋羽。企驷跃而改驾，任中材之展御。望前轨而致策，顾后乘而安驱。匪逞迈之短脩，长全贞而保素。弘道德以为宇，筑无怨以作藩。播慈惠以为圃，耕柔顺以为田。”[40]《潜志赋》也说：“退隠身以灭迹，进出世而取容。且摧刚而和谋，接虔肃以静恭。亮知荣而守辱，匪狥天以违通。”[41]以往快意恣肆的游览，虽还为他所眷恋，但已不得不改弦更张，换作《节游赋》自诫的主题：览宫宇之显丽，实大人之攸居。建三台于前处，飘飞陛以凌虚。连云阁以远径，营观榭于城隅。亢高轩以回眺，缘云霓而结疏。仰西岳之崧岑，临漳滏之清渠。观靡靡而无终，何眇眇而难殊。亮灵后之所处，非吾人之所庐。于是仲春之月，百卉丛生，萋萋蔼蔼，翠叶朱茎。竹林青葱，珍果含荣。凯风发而时鸟欢，微波动而水虫鸣。感气运之和顺，乐时泽之有成。遂乃浮素盖，御骅骝，命友生，携同俦，诵风人之所叹，遂驾言而出游。歩北园而驰骛，庶翱翔以解忧。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轻舟。浮沉蚁于金罍，行觞爵于好仇。丝竹发而响厉，悲风激于中流。且容与以尽观，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奋迅，怨曜灵之无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愈志荡以淫游，非经国之大纲。罢曲宴而旋服，遂言归乎旧房。[42]尽管赋的结尾归于敬天自律的传统观念，而中间对游衍的铺张描写仍不无汉赋“讽一劝百”的味道，客观上渲染了笙歌美酒的遨游之乐。不过这已不能同少年时代的放纵逸乐相提并论，心境不同，作品的基调就大不一样了。
曹植最终也未能得到兄、侄辈的信任，“抱利器而无所施”[43]，不得不在忧谗畏讥的郁郁寡欢中度过余生。他由此成为屈原以后文学史上第一个刻意抒写怀才不遇之感的诗人，围绕着这一主题形成的一系列歌咏，贯穿着他全部的青春意识，较之前贤后圣更有一种特殊的心态史意味。《薤露行》本是挽歌体裁，曹植的主题却由伤悼引向了志气的摅发，声情激越：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刪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44]由“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的口吻来看，诗应作于曹丕执政以后。比起向杨修陈述三个志愿来，他对施展王佐之才明显已灰心，转而将志向定位于第二志愿修史。但这又岂是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曹植的不遇之感，远非到后来备遭打击才深切地体会到。建安十九年(214)，曹操挥师东征孙吴，曹植留洛阳“典禁兵卫宫省”，虽然他心怀“神武一举，东夷必克”的振奋，但作《东征赋》仍隐约流露出不得施展才能的遗憾：“登城隅之飞观兮，望六师之所营。幡旗转而心异兮，舟楫动而伤情。顾身微而任显兮，愧责重而命轻。”[45]除了直接摅发不得为国效力的憾恨之情，曹植还继承了《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喻传统，每用男女关系来隐喻君臣，凡《杂诗》及写怨妇独守空闺的作品，几乎都有可解释为不遇之恨的理由。而《杂诗》其四则是最明显的一篇：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曜难久恃。[46]这是典型的寓言化作品，以美人盛年不偶、虚度青春隐喻自己的怀才不遇。虽然“时俗薄朱颜”句充满对时俗的鄙夷和自我肯定的意味，但末句终究流露出抑制不住的焦虑。曹植一再用类似的隐喻来表达这种时不我待的焦虑，足见他于此感触独深。《感婚赋》云：“阳气动兮淑清，百卉郁兮含英。春风起兮萧条，蛰虫出兮悲鸣。顾有怀兮妖娆，用搔首兮屏营。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风飘飘以动缨。”[47]同样是取盛年不偶的隐喻，但更具体到婚媾，由此又派生出《愍志赋》的隐喻：“或人有好邻人之女者，时无良媒，礼不成焉。彼女遂行适人。有言之于予者，予心感焉，乃作赋曰：窃托音于往昔，迄来春之不从。思同游而无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岂良时之难俟，痛予质之日亏。登高楼以临下，望所欢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归小人之蓬庐。欲轻飞而从之，迫礼防之我拘。”[48]赋里的女主人公虽得出嫁，却所适非偶，难以挽回命运的遗憾，这似乎又是志愿落空、所处非地的自身遭际的象征。由于自己常怀不遇之感，曹植也特别能体会他人的类似心情。试读一读《赠丁仪》诗：“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49]足见曹植虽养尊处优，却能设身处地分享文士丁仪的贫寒，“慰藉深至，而己之困厄无聊自见”[50]。其间除了出自弱者的同病相怜之情外，不也有着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与推己及人的仁厚襟怀么？我们从屈原的作品已看到，对时间的焦虑肇始于人生目标的确立，而人生目标的确立又与个人意识的觉醒有关。意识到自己的特别，优异于众人，是个人意识的开始，同时也是人生痛苦的根源——没有优越感就没有野心，人生目标的确立总是伴随着自信和骄傲。读曹植的诗文，自信是无处不在的，这就注定他遭受挫折后，会更强烈地感觉焦虑。碌碌无为和虚度青春，让他对时间的流逝倍加感伤，无论是《箜篌引》“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的夸张表现，还是《愁思赋》“居一世兮芳景迁，松乔难慕兮谁能仙”的绝望结论，都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人生无常感，而更与虚度年华的憾恨联系在一起。《感节赋》写道：携友生而游观，尽宾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忧。欣阳春之潜润，乐时泽之惠休。望候雁之翔集，想玄鸟之来游。嗟征夫之长勤，虽处逸而怀愁。惧天河之一回，没我身乎长流。岂吾乡之足顾，恋祖宗之灵丘。唯人生之忽过，若凿石之未燿。慕牛山之哀泣，惧平仲之我笑。折若华之翳日，庶朱光之常照。愿寄躯于飞蓬，乘阳风之远飘。亮吾志之不从，乃拊心以叹息。青云郁其西翔，飞鸟翩而止匿。欲纵体而从之，哀余身之無翼。大风隐其四起，扬黄尘之冥冥。鸟兽惊以来群，草木纷其扬英。见游鱼之涔灂，感流波之悲声。内纡曲而潜结，心怛惕以中惊。匪荣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归全之明义，庶不忝其所生。[51]“感节”即感时，是魏晋时期很流行的主题，也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悲怆情怀的集中表达[52]。曹植此赋由“冀消日忘忧”开篇，然而登高四望，感物增思，阳春之景非但不足以遣怀，适足引愁助恨。不论是随飞蓬远飘，还是从飞鸟高翔，都属虚妄之想；寿非金石，百年倏忽，怀古抚今，无以自解，只能流连感伤，凄怆心惊。这种情绪我们在陆机的诗赋中随处可见，但曹植言外更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悲哀，那就是孤独。赋虽开篇就说“携友生而游观”，但不久便陷入个人的独白中，再没有与他人的交流和对理解的呼唤。置身于宾客的包围中，却仿佛块然独处，伶俜无友。这种孤独感加剧了他对时间和生命的悲哀体验。曹植虽贵为藩王，但因见弃于文帝和明帝，一再迁徙，境遇形同软禁。自丁仪兄弟被杀，身边再无可亲信之人，也没了从前那些能哄他开心的宾客。《求通亲亲表》自陈：“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由此可见，其境况绝非一般的孤寂和不自由，“毎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僕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53]为此他诗中常常流露出难言的孤独感。《美女篇》主题虽接近前引《杂诗》(南国有佳人)一篇，但情调却是无比的孤独：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54]前诗着重表现美而见遗，此诗则着重表现嘉偶难觅，言外更有曲高和寡的深刻悲哀。此外像《幽思赋》这样的题材，一般表现隐逸之致，但曹植却归结于无法诉说的孤独：“仰清风以叹息，寄余思於悲弦。信有心而在远，重登高以临川。何余心之烦错，宁翰墨之能传。”[55]还有《闲居赋》，同样也结束于无可与语的孤寂之感：“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消忧。何岁月之若骛，复民生之无常。感阳春之发节，聊轻驾之远翔。”[56]至于《杂诗》这类直抒胸臆之作，就更不用说了：“悠悠远行客，去家千余里。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止。”[57]这种与他身份很不相称的无可归依之感，不用说是精神孤独的象征，是青春固有的孤独感中更复杂的心理经验。
正像前引《感节赋》所示，曹植身边不是没有宾客，但他觉得这些人根本无法理解自己内心的忧伤。《言志》说：“庆云未时兴，云龙潜作鱼。神鸾失其俦，还从燕雀居。”[58]这应该是他对自身境遇的真实写照。正因为摆脱不了孤独，曹植诗文中始终流露出对友谊的渴望。从曹植诗文和传记来看，他亲近的朋友好像不多，杨修(175-219)应该算一个，后来却被曹操杀掉；王粲(177-217)看来也是比较亲近的，《赠王粲》倾诉了一种只有他们彼此才能意会的曲衷：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59]诗中的孤鸳鸯形象及其喻指今已难得确解，但其中必隐含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彼此共同的体验，则是毫无疑问的。自建安二十二年(217)王粲病故后，除丁氏兄弟之外，就再无人可诉心腹。《朔风》完全是他晚年境遇的一个隐喻：“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子好芳草，岂忘尔贻。繁华将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岂云其诚？秋兰可喻，桂树冬荣。弦歌荡思，谁与销忧!临川慕思，何为泛舟!岂无和乐，游非我邻。谁忘汎舟，愧无榜人!”[60]情如手足的亲人、朋友都已逝去，君主嫌忌未休，所与游处之辈无可言者。曹植最终实际上是陷于一个无君可事，无业可为，无人可友的境地，许多作品都表现出进退无据的绝望。曹植不少作品从题目看像是咏物或乐府，而内容却指向同一个方向——自身境遇。如《种葛篇》、《浮萍篇》用男女始亲终疏来比喻自己被抛弃的经历；《蝉赋》《鹦鹉赋》等写以美质而见逼，本清心寡欲却无端受到迫害的境遇。《磐石篇》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绝望：“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61]《怨歌行》又借吟咏历史上周公的遭际祈望免于猜忌。《离缴雁赋》虽幸雁得免于鼎镬，“于是纵躯委命，无虑无求，饥食稻粱，渇饮清流”[62]，但他同时也清楚这是很难实现的奢望。《吁嗟篇》用寓言的方式写自己谪迁不定，无可归依的命运：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63]因一直遭到猜忌，曹植许多作品都用咏史、寓言的比兴手法来表现。只有《临观赋》这类即事之作，才明白诉说内心彷徨失据的情态，但仍摆脱不了固有的象征倾向：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叹《东山》之愬勤，歌《式微》以诉归。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64]这只能说曹植内心所有的感触都已凝结为一种固定的心境，无论涉笔什么题材，随处都会流露出来。清代批评家乔亿曾说：“陈思篇什既富，端绪纷然，大旨不越《求自试》、《通亲亲》二表意，至《远游》、《游仙》等篇，盖亦幽愁忧思而作，其词旷以荡，其情怆以悲。”[65]如果我们要看曹植忧愁哀怨情绪的集中表达，读一下《九愁赋》就足够了。但若要认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征，理解曹植对阮籍以降的后代诗人的影响，就必须研究和熟悉他的全部作品。及时行乐和建功立业是曹植诗文也是建安文学中两个最常见的醒目主题，二者交织成“建安风骨”悲歌慷慨的复调色彩，豪迈与悲慨相兼，放达与绝望并存，时而互相交融，时而又互相转化，其分际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全然取决于作者写作时的心态。建功立业虽是个人目标，但同时具有一种合目的性，与普世价值相一致，因此不完全是个人意识，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追求，也可以说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意识。在世道和个人境遇都顺泰时，这种社会意识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但一旦遇到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不顺泰，这条路走不通，群体的社会意识就会消沉，个人意识会走向反社会的方向去。曹植在遭受政治打击后，有《矫志》诗自诫，力图转变不理性的想法和心态：“芳树虽香，难以饵烹；尸位素餐，难以成名。磁石引铁，于金不连；大朝举士，愚不闻焉。抱璧途乞，无为贵宝；履仁遘祸，无为贵道。鹓雏远害，不羞卑棲；灵虬避难，不耻汙泥。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66]诗中自诫不必坚持理想，不必为行道而贾祸，要学鹓雏、灵虬那样全身远害。很显然，这“不羞卑棲”，“不耻污泥”的姿态，正是后来阮籍“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咏怀》其四十六)的苟生之志的先声。尽管如此，这些作品并没有改变曹植后半生的命运，甚至也没能改变他以往作品留给人的印象。无论他后来写了多少悔恨、反省和自诫的作品，想要向人们表达什么样的意愿，他都给后人留下了“昔日陈王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李白《将进酒》)的放浪形象。只有很少一部分境遇相同的人，比如阮籍，才能体会到他的苦情。通常人们一想到曹植，脑海中出现的不会是那个抑郁无聊的文人形象，而总是走马长楸、斗酒平乐的少年王子，才高八斗，意气勃发，笑傲谑浪，神采飞扬。因为有《名都篇》、《斗鸡》、《白马篇》、《赠白马王彪》这些诗篇，曹植首次在诗歌中留下了青春和理想的颂歌，享乐和放浪的主题，年轻的陈王成为古典诗歌中最初的青春形象，也因此成为青春年少的象征和青春主题的标志。[1]邹弢《三借庐赘谭》卷十一：“余于丁丑岁作《浇愁集》，稿甫脱即为坊贾携去。其中大半点勘未精，书出重阅，颇不满意，至今悔之。黎芥航云：'书以轻传名少作，事因易处悔心多’，颇得我心。”此即悔其少作一例也。[2] 蔺文龙《论曹植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文人化的奠基作用》，《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3]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926页。[4] 曹植《封二子为公谢恩章》，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5] 曹植《求自试表》，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68页。[6] 曹植《自试表》，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506页。题应据张本作《请招降江东表》。[7] 曹植《与杨德祖书》，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54页。[8] 曹植《求自试表》，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70页。[9] 曹丕《与吴质书》称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文选》卷四十二。[10]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15页。题一作《孔庙颂》。[11] 曹植《求自试表》，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68页。[13] 盛大士《蕴素阁文集》卷一，道光六年刊本。[18] 曹植《求自试表》，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68页。[20]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79-380页。[23] 徐元美《艾言》，檀几丛书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25] 杜笃《京师上巳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165页。[26]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84-485页。[30] 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二，中华书局影印本。[32]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59-460页。[33] 曹植《赠白马王彪》其七，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00页。[34] 曹植《送应氏》其二，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页。[35] 关于曹魏政权的文化习尚，可参看周勋初《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37]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中华书局校点本。[38]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515页。“君岂若平生”，四库全书本“若”作“忘”，于义为长。[43]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中华书局校点本。[50] 乔亿《剑溪说诗》卷上，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1077页。[52] 参看蒋寅《言志·感物·缘情——有关诗歌观念转变的考察》，《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9年增订版。[53]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36-437页。“殊于胡越”，“胡”原作“吴”，据《文选》改。[59]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9页。“欲归忘故道”，“故”原作“古”，据《文选》改。[65] 乔亿《剑溪说诗》卷上，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1076-10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