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岚|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战：是谁冒险翻译出版了《论持久战》？
【文/王岚】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有关中国革命现状和前途的重要论述。自发表以来，这部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政治文化中的经典之作；但是，你知道最初的英译本是谁翻译的？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出版和发行的呢？
《论持久战》封面
《论持久战》交给谁翻译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著名的《论持久战》。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的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内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到更大范围去讲，对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来说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再则听众有限。于是毛泽东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
可是，鉴于延安当时的条件，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许多干部仍然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于是，毛泽东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行，不光在根据地，而且还可以发到国民党统治区。程思远先生曾回忆说：“《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中国共产党决定将该著作尽快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当时，党经过慎重考虑，把翻译《论持久战》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名叫杨刚的女地下党员。
杨刚原名杨季征，又名杨缤，祖籍湖北，1905年1月30日出生在江西萍乡，父亲任江西道台。杨刚五岁起念私塾，开始接受人生最初的启蒙，她从小性格刚强果敢，对封建大家庭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阴暗怀有深深的不满。1922年，她进入江西南昌葆灵女子学校，更是对整个社会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子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她和好友廖鸿英、谭海英代表葆灵女中参加了全市学生会的活动，上街示威游行，深入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革命道理。这一段重要的社会活动，使杨刚找到了人生的起点，并最终成长为一名旧体制勇敢的叛逆者和共产党忠实的追随者。此时她改名杨缤，开始写作，笔名贞白。
杨刚
杨刚是名副其实的才女。1927年免试入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既聪明又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被高傲的美籍女教授视为最有才华的得意门生。“杨刚”就是那时她给自己起的笔名。1928年，她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不久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是北方“左联”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32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杨刚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旋赴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并参加“左联”工作，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关系甚密。其间，她结识了史沫特莱和斯诺，还应斯诺的要求用英文写了一部革命题材的小说《肉刑》，发表于1935年的《国闻周报》。她还和萧乾一起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中国新文学被介绍到国外较早的一个译本。
斯诺在萧乾、杨刚协助下编译的《活的中国》
1935年，她翻译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后的多种版本均以此为蓝本。抗战爆发后，根据党的要求，她频繁地转战于武汉、南京、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忘我地投入到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中。1944年，她又以特别记者身份赴美，担负起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重任。
杨缤（杨刚）翻译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
在去香港前，杨刚曾在上海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沸腾的梦》。后来萧乾在主编《杨刚文集》时在《序》中写道：“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烘热而雄奇的创造……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
杨刚还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诗人，她曾创作长达800多行、充满了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长诗《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由此，她博得了“金箭女神”的美誉。
中美两位女才子和《论持久战》
杨刚接受《论持久战》的翻译任务时，不过三十多岁，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她是周恩来赞赏和信任的人。因为工作关系，精通英语，年轻美丽，才情并重的杨刚社交范围很广，并赢得了许多国外有识之士的敬佩，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就是其中一位好友。项美丽是使杨刚能够顺利完成翻译《论持久战》的关键人物。
项美丽本名埃米莉·哈恩，时年三十岁，长得健美漂亮，风韵雅逸。她生于1905年，出生地在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城。由于受家庭环境影响，长大后的埃米莉·哈恩，成了一个意志坚强的女权主义者，一个洒脱不羁、特立独行的叛逆女性，一个突出的女中豪杰，一个极富风情又极富进取精神的奇女子，她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矿冶工程系，是该大学第一位获得矿冶工程学位的女毕业生。
项美丽（埃米莉·哈恩）
1928年，埃米莉·哈恩在纽约享特女子学院教书，本来她的一生可以在宁静的校园里从容度过，但她热爱写作，二十三岁的她决定开始用笔来抒写丰富多彩的人生。她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世界报》。
1935年初，埃米莉·哈恩来到上海。此后，她的命运便注定要和遥远的中国联系在一起。
她是为写作来到中国的，她要亲眼看一看这个闻名世界的文明古国的真实面目，亲自感受一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喜怒哀乐，从中选取她要叙述和描写的素材。中国没有令她这个异域女子失望，她一踏上这片在她心目中神秘的国土，就立即被它浓郁的东方色彩迷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为其深深地吸引住了。
项美丽纪实作品《中国与我》
埃米莉·哈恩很快与中国文化界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并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其中她最早认识的就是当年的海上才子邵洵美。
邵洵美(1906~1968)，中国现代诗人，出版家。曾留学英伦，是狮吼社、中国笔会等诸多团体的重要成员。早期主编有《狮吼》《金屋》等杂志，1933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有《论语》《时代画报》《时代漫画》等九大刊物及《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其影响延续至今。抗战期间，1938年9月1日创办并主编《自由谭》 ，即Candid Comment Chinese Edition(《直言评论》中文版)，旗帜鲜明地提出“追求自由”。
《时代画报》
《时代漫画》
为了安全，编辑人、发行人署的都是项美丽的名字，而具体工作全部由邵洵美来完成。他是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标准的文人；他也是位出版家，曾从德国进口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器，且散尽万金，出版了诸多报刊和书籍，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样的壮举无人可与之匹敌；但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他最大的贡献是凭借《自由谭》向读者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的作品。
邵洵美素有“文坛孟尝君”之称（泰戈尔语）。因为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背景，他熟识许多在上海的英美人士，他们都活跃在政界、商界、文化界。埃米莉·哈恩初逢邵洵美，就立刻被他的容貌和气质所打动。她发觉这位东方美男子除了具有文学的天赋外，连英文水平也比自己高，能用流利的英文写华丽的诗句，这让她欣喜不已。这对异国男女彼此欣赏，不久就在上海滩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邵洵美替她取了个动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
邵洵美
一对中美情侣和《论持久战》
听说好友杨刚冒着被日军发现逮捕的危险翻译毛泽东的一部著作，项美丽不假思索地就把她掩护在自己家里。那幢绿树掩映中的花园小洋房静谧又安全，杨刚看过之后觉得很满意，不久，她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就搬来这里，楼上靠西边的一个房间成了她的工作室和起居间。有了相对安全和安静的空间，她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几番通宵达旦，杨刚就在这间充满了异国情趣的房间里出色地完成了《论持久战》这部辉煌巨著的翻译任务。
这期间，杨刚在这里认识了邵洵美，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她常请邵洵美一起斟酌字句。为了赶时间，在全文还没有译完的情况下，即送《Candid Comment》(即《自由谭》英文版)开始连载，邵洵美并为此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由此，《论持久战》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先传播了起来。
中文版《自由谭》创刊号
在连载的同时，邵洵美又出版了英文版《论持久战》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专门为英文版《论持久战》写了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序：“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毛泽东 “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邵洵美又亲自将这篇序译成英文(也有说是杨刚译)，列在单行本前面。
在和邵洵美、项美丽相处的那段日子里，杨刚对这对情侣有了更深的了解。许多人都以为邵洵美是公子哥儿，更因为他在鲁迅的文章中被称为“富家的女婿”而受到另眼相看。其实，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
邵洵美
于是，杨刚等党内同志决定把这部译稿的秘密印刷和其后的散发工作郑重地托付给邵洵美，邵洵美冒着危险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为此，杨刚在为英译本写的前言里特地写了感谢邵洵美的话。
再说邵洵美在接下任务后，就将译稿秘密委托给与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素有往来的一家印刷厂。前后历时两个月印出书，32开本，共500册。封面白底红字印着英文书名《论持久战》以及著作者“毛泽东”几个字，朴素大方。为掩人耳目，500册书全装在项美丽的自备车里，邵洵美则亲自开车，运到项美丽住所先藏起来。书秘密发行了，通过策划，决定分几个渠道散发出去。
一部分由杨刚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主动承担；一部分由项美丽利用她的特殊身身份作掩护，托时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见习领事华尔夫(Peter Wolf）送出去，华尔夫是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碧眼金发，朝气蓬勃，是项美丽家的常客，小伙子非常信任和崇拜项美丽，欣然担任起了义务发行员。还有一部分则是由邵洵美和他的助手王永禄“暗销”出去的。
1946年邵洵美为《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复刊之事提交的登记申请书（上海市档案馆藏）
每当清晨和深夜，邵洵美驾驶着豪华的轿车悄悄上路了，在上海西区虹桥路、霞飞路等外国人聚居的僻静马路上开来逛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有钱的公子哥儿闲得无聊的玩乐之举，实际上，王永禄带着书坐在后座上，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等到四周不见人时，邵洵美就迅速把车停下，王永禄则拿上早就准备好的书敏捷地跳下车，飞奔到外国人的住宅或公寓门前，往每个信箱中都塞进一本书，又立即返身上车而去。
干着这种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事情，为了安全，邵洵美特地买了一支手枪防身，一度避居在项美丽的寓所时，还请了一位法国保镖。事实上，《自由谭》因连载《论持久战》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特别“关注”。他们似乎从这对不寻常的情侣身上嗅出了异味，终于有一天，一个自称是日本某通讯社记者的人约见了项美丽，询问《自由谭》的编辑、出版情况，并警告她要改变办刊方针，对日本要“友善”……
英文版《自由谭》
就这样，这本薄薄的32开本的小册子，由于不断地辗转传播，在上海的外国人中间很快流传开去，然后又通过他们带到国外，引起了世界上热爱和平人士的广泛关注。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英文本在海外的发行，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都有这本书的踪影，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
上海解放后，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为邵洵美曾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专程登门造访。夏衍对邵洵美在抗战时期的大胆举措甚为欣赏，当然同为文人他们亦有旧谊。不久，北京要成立新华印刷厂，因缺少设备，夏衍还代国家征购了邵洵美的那台德国进口印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