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帝王权谋之制衡之策
中国古代帝王高居于王朝权力体系的宝塔顶端，帝王高高在上，在他下面是庞大的文武百官构成的各级权力组织，帝王居高临下，是如何保证帝王权力的至高无上呢？帝王是如何掌控整个的官僚系统呢？如何让百官的权力绝对服从于帝王的权力呢？如何避免大权旁落呢？帝王必须有控制朝纲的权力，必须有制约百官的妙招，必须有让百官彻底服从的驭臣之术，唯有如此，帝王方能确保皇权对于整个朝廷权力的绝对控制，保证帝王对由百官组成的整个权力体系的掌控，保证帝王圣旨的顺畅下传并得到贯彻实施，而在帝王各种各样驭臣之术中，制衡之策是最为重要的一招。制衡之策对于保证专制皇权对百官权力的控制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帝王控制群臣最厉害的招式。
从政治管理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皇权专制体制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发展最成熟，持续改进最有效的政治体制之一。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发展地如此成熟，持续时间如此长久，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是，有效的制衡机制是其形成的重要原因。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已经形成比较发达皇权专制管理体制，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当时官僚机构是最庞大的，也是最发达的。如此庞大的皇权专制体制的设计，如果没有权力的制衡机制，帝王专制制度是不可能延续很久的。
从现代管理学的视野看，中国古代的制衡之策，是非常成功的牵制管理机制，是最高管理者对于整个管理系统的有效控制，帝王的制衡之策可以说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很值得借鉴的经验。中国古代王朝的制衡之策，是现代管理者值得深思和总结的管理方法，古老的帝王学虽然有很多腐朽的方面，但也具有古为今用的管理学价值，帝王的制衡管理，在现代仍然是很值得探索的。
中国古代帝王对于百官系统的控制方法花样繁多，而制衡之策是其根本方法，中国古代帝王至少通过五种制衡方式来制约百官，实现对于众多大臣的控制。
这五种方式是：第一，三权分立的朝中制衡体制；第二，皇族、功臣与外戚三方力量平衡机制；第三，朝中文武官员分权制衡机制；第四，内廷与外廷制约平衡机制；第五，谏臣对于权臣的制约机制。
先说第一，从控制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王朝制度的设计拥有“三权分立”的体制，只不过，这是在古代帝制体制下的“三权分立”，是由帝王掌控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
“三权分立”
从秦汉开始，中国古代的王朝体制就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政治管理体制，在帝王的掌控下，将三种基本权力，即行政、军事和监察三种权力分开。秦始皇时代起，中枢机构由宰相、中书等领衔，掌握行政权力；军事机构由太尉、大将军等领衔负责管理军务；监察机构由御史大夫等领衔，负责谏、察。三种权力相互分立相互制衡，这是非常厉害的政治管理机制，对于巩固皇权专制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皇权专制的权力体制下，由帝王掌控最高决策权，行政、军事和监察的权力最终都集中到帝王手里，这样的决策机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帝王掌控最高决策权存在巨大风险，帝王高高在上，而他一个人接受来自百官的巨量信息，对信息的处理一定存在着片面性，要长期保持处理信息的正确性是十分艰难的，很多时候，帝王的决策具有随意性，而且，皇权支配着行政、军事和监察三权，但却没有受到任何力量的有效制约，高高在上的帝王如果决策失误，没有任何纠错机制可以纠正，危害很大，这明显暴露了皇权至上决策机制的大弊病。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皇权专制权力下，三权分立，由宰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立掌三权进行管理，三者之间互相制约，形成帝王一人之下三种力量的制衡机制，这种机制能有效避免帝王的权力被架空，保证皇权不会旁落，这当然大大有利于帝王对三权的控制，三者互相制衡，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利于政局在三种权力的平衡中保持稳定性，形有利于政局发展地稳态结构，能缓冲突然事件的冲击，在制衡中稳定发展。
由宰相领衔的行政系统，作为皇帝日常政务的助理机构，从秦朝经汉、唐，再到明、清，在发展过程中有重大演进，其领衔者也在不断变化，早期的“宰相”只是俗称，并非正式官职，而“尚书”原本只是记录皇帝头口指示的太监，后来，因为急需皇帝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皇帝忙不过来了，需要帮手，身边就增加了助手。从汉文帝开始，皇帝直接作重大决策，而用一些士人在皇宫内作为秘书人员，协助处理一般事务；到了东汉，开始由朝臣来担任“录尚书事”，协助处理一些事务；到了两晋，在皇帝身边设立了参与核心管理的秘书班子，称为“中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身边的秘书班子不断演化，渐渐成了协助皇帝决策的正式机构，这一方面是对于皇帝的决策有重要的辅助作用，有利于较全面筛选信息，也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但是，在另一方面，当“中书”的权力不断增大时，到了某个时候，就形成了对皇帝有某种威胁，这便引起皇帝的警戒，“中书”也开始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皇帝便会采取措施，废去旧的秘书班子，设立新的秘书班子，保证“中书”只起协助作用而不会有任何威胁。例如，明朝的内阁，由秘书变成朝臣，协助理政的作用增强了，而到了清朝，“内阁”其实名不符实，不在大内办公，没有决策权，真正协助皇帝决策的机构是取代“内阁”的军机处。这是雍正皇帝于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而设立的权力机构，雍正皇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泄机密为名，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处，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协助他处理紧急军务，其实，雍正皇帝是架空“内阁”，选任亲信辅佐他处理政务，防止皇权旁落。
总之，帝王设立行政、军事和监察三权分立制，是制造三权制衡的机制，当军事、监察机构相对稳定时，帝王往往会根据需要，时而强化，时而削弱其行政助手的权力，把制衡管理的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而当太尉或大将军所掌握的军权大到威胁帝王专制统治时，帝王常常会强化行政权力或监察权力，从而对军事领衔人进行制约，同样，当御史大夫谏议权大到对帝王不利时，帝王会利用军事或行政的权力对之进行控制，三权分立，三方力量互相制衡，保证帝王权力永远是至上的，保证帝王能绝对稳定地“君临天下”。
秦中央集权体制
第二，皇族、功臣与外戚三方的力量也常常是互相制衡的，帝王为了掌控朝中的各种力量，经常会利用朝中各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创造有利于帝王统治管理的制衡机制，其中，帝王会巧妙地调整皇族、功臣与外戚之间的力量平衡，以稳定朝中主要派系之间的制衡机制。
在这方面，汉朝是非常典型的，刘邦建立了汉朝，中央政府实际上存在着三大派系：第一支派系是以刘邦为首的皇族派，这是西汉政权的核心力量，这一派包括刘邦的八个皇子，若干皇孙及刘邦的堂兄弟等皇族中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历史上，刘邦是第一位平民皇帝，又是以最快速度快从平民一下子转换到帝王身份的皇帝，这位平民皇帝必须有他巩固政权的中坚力量，而皇族当然就是他的中坚力量，这是刘邦最重要的政治资本；第二支派系是长期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派，刘邦是布衣天子，从平民到天子，他一路征战过来，在长期的征战中，有一帮追随着他打天下的文臣武将，其中，主体力量是因功封王的异姓诸侯王，当然，还有一大批未封王的功臣，没有这一帮文臣武将，刘邦是不可能实现从平民到天子的身份转换的，这是他必须依靠的力量；第三支派系是刘邦及他的皇子们的后、妃娘家人形成的外戚派，汉朝比其他时期的王朝表现的更明显的特点之一是皇后与某些嫔妃表现得很突出，皇后和嫔妃们的娘家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重用，形成了汉王朝不容忽视的外戚力量。当然，汉初，刘邦掌权时，作为创业之君，他有超强的政权掌控力，外戚派难以对朝廷施加重要影响，后、妃的娘家人在朝中难成气侯，戚夫人算是最受刘邦宠爱了，但她的娘家人也未能在朝中有强大势力，吕后是刘邦的发妻，根深蒂固，地位显赫，但汉王朝创立时吕后已经不受宠，刘邦在世之时，吕后并没有能左右朝政，一直到刘邦死后，吕氏宗族才渐渐走向强势。刘邦在世时，非常巧妙地控制了皇族、功臣与外戚三方力量的平衡，保证了皇权的专制至上，汉王朝的发展比较稳定，而且，这种三方力量的制衡关系在文景之治时也还起着重要作用。
刘邦和他的“创业伙伴”
有为的帝王，当然是非常重视皇族、功臣与外戚三方力量的制衡关系的，当朝中任何一支派系做大，并对帝王的权力产生威胁时，皇权当然会对其进行抑制，例如，西汉建立后，当功臣派的异姓诸侯王让帝王刘邦感到有威胁时，韩信等异性诸侯王便受到了刘邦残酷的处置，即便是功高盖世的英雄也难免，而异性诸侯王威胁到吕后的统治时，就更惨了，韩信被诛杀；再如，文帝、汉景帝时，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当刘姓诸侯王威胁到中央政权时，也同样受到惩罚，淮南王刘长图谋叛乱，朝议拟定死罪，文帝赦之；淮南王刘安密谋叛乱，败露后自尽。为了制衡，西汉未封王的功臣，反而是受到重用的，皇帝放心让这些人掌权，比如西汉的相国，基本上是从未封王的文武大臣中选任的，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灌等。帝王专制制度是非常残酷的，当皇族中有人力量不断强大，当他们威胁到帝王的政权时，也同样毫无留情地被抑制，比如，吕后为了稳定皇权，曾诛杀了三赵王，因为他们都是刘邦的儿子，同属皇族派的中坚力量，是继承帝位的候选人，对皇权的威胁极大。同样的道理，当外戚派做大时，为了维护皇权，除去外戚也是必须的，功臣派中的周勃、陈平辅佐皇四子刘恒就位新皇帝，当时吕氏属外戚中极为强势的力量，周勃等果断灭了吕氏一族。
显然，对于皇权来说，王朝中的各派系之间的力量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各派系之间互相制衡是维系政坛稳定的有效方式，帝王不允许均衡的力量受到破坏，更是不能容忍有某一派系威胁到皇权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古代帝王的制衡之策。
第三，帝王将朝中的文臣和武将的权力分开，让朝中文武大臣互相牵制，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制衡之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朝中大臣分文武，可以说，古代帝王心中最怵的事之一便是文臣武将亲密联手，因为文武高官沆瀣一气，帝王便会被架空，甚至可能失去帝位。帝王为了消除文武大臣联手而产生的威胁，当然必须让朝中文武官员权力分开，互相牵制，互相制约，这对于巩固皇权是非常有效的制衡管理的措施。
中国很早就对文臣武将严格区分，上朝时，文臣武将分立于两边，据《礼记》的说法，是右尊左卑，春秋战国和秦朝的官职，基本上是以右为尊，文臣在右；汉、唐以后，特别是宋代，崇尚左尊右卑文化理念，文臣在左，武臣在右，文臣地位高于武臣。
宋朝开国之后，一直遵循着文尊武卑的根本原则，同等级官员，文官至少比武官大一级。赵匡胤的最重视的治国方略之一便是时刻盯紧武将，抑制武将的权力。在朝中，尽量削弱武将的力量，利用文官对武将进行制衡、制约，以文臣制衡武将，这是赵家王朝制衡之策的根本方法。
赵匡胤登基离大唐王朝衰亡不久，他很了解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惨痛教训；他也深知五代十国激烈争斗搏杀的残酷现实，陈桥兵变，赵家王朝取代了后周柴氏，他所亲历的篡权事件，时刻在提醒着他。
当时，周世宗柴荣攻契丹势如破竹，正准备向幽州进军时，因身染重病，不得已班师回朝。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在汴梁病逝，终年三十九岁，年仅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继位，赵匡胤当时任殿前都点检，是禁卫军的最高长官，同时还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控着朝廷的主要兵权，七岁的小皇帝当然是无法阻止如狼似虎的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戏开演了，赵匡胤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作为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凭着手握兵权抢了柴氏的天下，所以，他一直有很严重的“卧槽”情结，当年他卧槽于柴荣身边，登基后他非常担心别的武将也会卧槽在他身边。赵匡胤凭借武力抢来皇位，因而他老是害怕着别的掌兵权的人也会抢了他的皇位。于是，赵匡胤将朝中各种权力分开。政治方面，他剥夺了宰相统筹管理的权力，使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分割开来，互不隶属，分别管理行政、军事和财政；而官员的任免则由考课院负责，中书省等自然也就没有人事权；同时，设立了两个职权相等的御史台和谏院，负责舆论监察。
赵匡胤
如此一来，朝中官员互相制衡就非常彻底了，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皇帝掌控一切，而其他重要机构各自独立，互相制衡。此外，宋朝还实行官、职、差遣三分离制度，上至宰相，下至主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官”位只确定收入多少，是领薪酬的级位；“职”位只代表荣誉，封个官位只是好听好看；“差遣”才是所担任的实际职务，遣派去干啥就干啥，高官位干低级别的差，别发牢骚。这复杂混乱的官位分离制度在宋朝统治者看来，是最为安全官僚体制。
在军事制度方面，权力的分立就更厉害了。枢密院掌握着调兵权，“三衙”（即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拥有管兵权，而统兵权却是由皇帝临时指派官员去掌管。调兵、管兵和统兵分割开来，所有的武将都不能是军事首领，枢密院和各级军事统帅都是由文职人员或宦官来担任。军队分禁军和厢军，精壮强干兵被送到中央当禁军，不那么合格的兵被留在地方做厢军。厢军作为地方部队，士兵素质较差，待遇也差，训练少，战斗力很弱；禁军素质好些，待遇好，战斗力较强，但参与边防却不允许长期驻守，最久隔一年就必须换防。军队不停被调动，却不是由将领带着走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对军事内行的将领时常被轮调，过一段时间便被派到一个兵都不认识的地方领兵；而只有对军事是外行的文官才能任军队的最高统帅。在这种超级制衡的军队中，宋王朝军队的战斗能力越来越差，根本就无力抵抗战斗力强的敌人，国防力量大大弱化了。
赵匡胤的“卧槽”情结让他担心别人抢夺皇权，所以，赵宋王朝便设计了政治、军事两方面的极端性的制衡机制，这对于防止武将凭借兵权篡权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军事机制运转不灵，战斗力极差，无力抵抗强敌，最终断送了北宋王朝，面对着骁勇善战的金兵，损兵折将，最后连太上皇和皇上都被金人俘虏了，这就是极端性的制衡机制带来的后果。
显而易见，朝中各种力量，特别是文臣武将，设置制衡机制对于帝王来说是必需的，为了掌控朝纲，帝王不允许文臣和武将串通一气，但是，如果制衡过头，便会削弱政治、军事的力量，结果必然是无法维护帝王的专制统治，皇帝也玩完了！宋朝制衡之策的失败经验值得重视。
第四，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皇权，防止自己的权力被架空，经常让帝王直辖的政治机构内廷与外廷互相牵制和制约，利用授权的调整来调节内廷与外廷的权力，保证皇权不会旁落。
通常情况下，内廷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或皇帝身边太监等，而外廷是由宰相领衔内阁班子。本来，宰相是协作皇帝做事的，而当皇帝朝中的事务太多太繁杂，便会把处事的权力交给宰相，久而久之，宰相处事多了，相权渐渐做大，当皇帝感到相权对皇权有一定的威胁时，就会想方设法消除相权的威胁。皇帝削弱相权的办法很多，包括利用军权来抑制相权等，但皇帝最常用的办法是通过强化内廷的权力来抑制相权。有时，皇帝还授权给内廷搞了特务政治，利用特别授权，通过特殊方式控制外廷。相反，当内廷的秘书班子、太监等做大做强时，皇帝却会加强外廷的权力，借助于宰相等的权力来制约内廷，防止大权旁落。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利用内廷与外廷互相牵制、制约的例子很多，有的例子很值得关注，例如，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要用兵西北，当时，清朝内阁班子在太和门外理政，雍正以内阁恐泄漏机密为由，便下旨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雍正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并辅佐皇帝处理军政事务。雍正十年（1732），军机房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其实，“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表面上看，是在靠近皇帝的地方设一秘书机构，而实际上，雍正皇帝是在削弱外廷的权力，把“军机处”变成皇帝的亲密内廷，以内廷来抑制外廷，这是在进一步强化皇权，把君王专制制度推向新的高度。
雍正皇帝
此外，还有很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明王朝取消相权和设立特务机构的例子。
明朝的宰相制度不断变化，立朝初期，明朝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由左、右丞相领衔。但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谋反的大罪，诛杀了胡惟庸、徐宁、涂节等人。之后，朱元璋大肆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胡惟庸余党及家属多达三万多人，胡惟庸是首恶，罪名是“图谋不轨”。在朱元璋看来，高居左丞相之位的胡惟庸，是犯上作乱，试图篡权，威胁到皇权，当然，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朱元璋借处置胡惟庸案，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之职，并规定此后朝廷不得再立丞相，原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亲自任丞相了。这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皇权专制，将君主独断专行的制度推向顶峰。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仿照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由礼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翰林学士宋讷、翰林侍书吴沉分别为四处大学士。
朱元璋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设立内阁咨询机构，负责议政，并把行政权分给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朱棣则把决策权掌控在自己手里，地方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分管司法、军事及行政，三司对六部直接负责。不难看出，在权力结构的宝塔顶端坐着的是皇帝朱棣，而他还直接掌控决策权，内阁只有议政权。
即便是皇帝自个儿兼任丞相，皇帝依然不放心，明朝皇帝给予司礼监有很大的权力，司礼监掌握着上传的奏本和下传的圣旨，由下面上来的奏本大多都统一送至通政使司汇总，再由司礼监呈报给皇帝，之后才交给内阁；而内阁负责草拟处理建议，由司礼监呈报皇帝批准，之后，再由六科进行校对向地方下发。很明显，上传下达，都由司礼监掌控，这是内廷制约外廷，司礼监牵制内阁的措施。
这还不够，明王朝刚创立，明太祖朱元璋就亲自创立了“御用拱卫司”，洪武二年（1369年）“御用拱卫司”改为“大内亲军都督府”，用以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被裁撤，改置为锦衣卫。锦衣卫成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军事机构，其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注：《明史》记载：“明初，置拱卫司，秩正七品，管领校尉，属都督府。后改拱卫指挥使司，秩正三品。寻又改为都尉司。洪武三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而设仪鸾司隶焉。四年，定仪鸾司为正五品，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十五年，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
明朝特务机构
锦衣卫由指挥使统领，指挥使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锦衣卫指挥使拥有巡察缉捕的特权，并掌管刑狱，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专权侦察、逮捕、审讯。期间，朱元璋为太子朱标继承大统而路，担心锦衣卫权力太大，曾废除锦衣卫，但明成祖朱棣掌权后，锦衣卫又得到回复，并设北镇抚司负责诏狱，而南镇抚司管理全国军匠之刑狱。
明武宗正德年间，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凭着受武宗的宠爱，专擅朝政，在京师设“内行厂”，获得超大的权力，不仅能监察皇亲国戚和百官，而且还能监察锦衣卫和东、西厂，自成系统，侦查的范围比锦衣卫更大，刑罚更严酷。“内行厂”仅存在五年，刘瑾被捕后，它和西厂被一起裁撤了。
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侦察、逮捕审讯包括皇亲国戚的任何人，有权监视、秘密逮捕文武百官，权力极大，这是对汉代司隶校尉职能的改变和强化，是皇帝控制强化内廷用以控制外廷的超强手段。
显然，明朝皇帝为了制约丞相的权力，不惜撤销了丞相职位，皇帝亲自兼任丞相，直接掌控六部，而且还授予司礼监很大的权力，让皇帝所信任的太监来制约外廷，同时，设立了锦衣卫等机会，通过宦官内廷的力量来抑制内阁，制约百官，充分利用内外廷相互牵制、制约的机制来巩固皇权，这就是明王朝的帝王权谋。
第五，利用谏臣对权臣的制衡，这也是帝王常用的制衡策略。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阶层，周初，士大夫是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的一个阶层，多数是卿大夫的非嫡长子，也有一些是周天子和诸侯加封的士大夫，属于低级贵族。春秋战国，一些有名的贵族养“士”，而被养的“士”数量不少，形成“士族”，其中，提出“狡兔三窟”策略的冯谖就是被孟尝君养的门客，是“士”的典型代表。
“士”有一定的标准，孔子曾对“士”的标准有所论述，子贡曾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他说：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要忠君爱国，严于律己，出使各处不辱使命，便是“士”。“士”有一定的德行修养和精神追求，在政治态度上，士大夫往往独立于贵族和权臣，他们一方面承认君权神授，认可皇权专制，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认同以民为天、民贵君轻的观念，认为民为社稷之本，主张君权专制统治必须遵守以民为本的基本原则，如君不为民，民便有权选择君。
“士”这一阶层有相似的主张，但“士”分为多种，有“侠士”“隐士”，也有“知士”。“侠士”义薄云天，守成约而勇往直前，不惧生死，以兑现诺言不惜以命拼杀，荆轲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侠气概，是“侠士”的典型表现；“隐士”身虽隐而心并不隐，隐于深山而关注世事，置身于事外却不忘心系于大事，神秘、超脱但并非弃世事于不顾，是民间所向往的逍遥之士。
“知士”是士大夫中有知识修养的人，庄子说：“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庄子·徐无鬼》）“知士”重思虑，善用智；葛洪说：“明哲消祸於未来，知士闻利则虑害。”（《抱朴子·安贫》）说的也是“知士”，闻利虑害，善于防范于未然。
“知士”入朝，常常成了“谏臣”，因为士大夫有政治阶层、精神追求和人格方面相对的独立性，具有做“谏臣”的资质。
“谏臣”又称“谏官”，是专门规谏君王，劝其纠过的大臣。《孔子家语》有一句名言：“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孔子家语·子路初见》）说的就是“谏臣”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朝代，“谏臣”被看作与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近臣。之所以称“谏臣”，因为对帝王直言劝正。古书曰：“谏，正也。”（《广雅·释诂一》）又曰：“谏，直言以悟人也。”（《字汇》）说的都是“谏”的基本义是以正直之言启悟人去以正纠错。当然，谏官之“谏”不同于普通人的谏言，而是专门对君王直言劝正，谏议的皆是朝政之得失，是“廷诤”。
周代开始设立“谏臣”，到了秦汉、唐宋，“谏臣”已经很是盛行。相传，在舜帝时，便有一早期的准“谏臣”，其职称“纳言”，《尚书》言：“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尚书·孔氏传》）“纳言”便是最初的“谏臣”。最初的“谏臣”主要是在君王和下级官员之间上下传达消息，并没有明显的“劝正”职责，也没有被用来牵制权臣。
周王室设有一“保氏”，是正是“谏臣”的开始，“保氏”专门谏正君王，“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谏者以礼义正之文王”，“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周礼注疏》卷十四）这开始有谏劝君王纠错去恶的职责了。
秦朝设“谏大夫”，隶属于郎中令，人数不定，在郎中令下属中，一般设谏大夫若干人，负责、顾问、谏议，《通典》曰：“谏议大夫，秦置，掌论议。”（《通典》卷二十一）
汉朝沿袭秦制，至汉武帝仍设“谏大夫”，到东汉光武帝时，增“议”字，称“谏议大夫”，“谏议大夫”是光禄勋的专职谏官，主要职责是“直言极谏”，即匡正君非，谏诤得失。在整个汉朝中，汉文帝刘恒被认为是最善纳谏的君王，他下诏察举贤良方正，推荐直言极谏的士人。回答策问优秀者可任谏官，汉代涌现出刘辅、王褒、贡禹、匡衡、王吉、严助等著名谏官。汉代除谏议大夫任专职谏官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也有谏议之责。
唐至宋初，谏官与察官是分立的，谏官司言，御史司察。谏官主要是对君王进行规谏，劝王行正；而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纠察皇帝，御史监督官吏。在唐代，御史不得司谏言，谏官不得行纠弹。
可是，自宋朝从门下省分立出谏院之后，谏官和御史的职责有些交叉，谏官既可以谏诤皇帝，也能纠绳宰相等高官之责。除谏院外，门下省的“给事中”也有谏议之责，谏院与给事中合称“给谏”。“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还设“司谏”专司谏诤之职，设“正言”纠正皇帝的过失言论。谏官的职权扩大，能司御史之职，三省大臣及百官，若司事有违失，谏官皆得谏正。宋代的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分行御史职权，谏官对皇帝的规谏功能削弱了，但对百官特别是三省大臣的谏正却增加了，增强了。久而久之，谏官与宰相，谏院与三省就出现了激烈的矛盾，而这正是帝王所需要的，谏官除了“匡正君非，谏诤得失”的作用之外，更重要的在于纠正朝中高官的过失，特别是对权臣肆意妄为的警监。帝王正是通过谏官实现对权臣的牵制。
元朝皇帝强化皇权，废除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等谏官也随之被废，没有专职谏官，只是承宋制，设御史，兼谏职。
明代亦无专职谏官，由“给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谏职，“给谏”的作用针对皇帝的弱化了，而对付百官的作用却得到强化。
清承明制，言谏之官如明代，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司谏职，康熙初年，巡按御史被撤销，雍正朝时，给事中划归都察院，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给事中、监察御史，皆许司谏言，政事得失，制度利弊，风俗善恶等，皆可陈奏。管事的人多了，真正专管的人反而少了，对于皇帝来说，专门对他进行谏诤的谏官实际上不起作用了，而对付权臣的纠错、谏察作用才是皇帝所重视的，
古代谏官一直有“宁鸣而死”责任心，原本，按照官规礼法，谏官言者无罪，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能对谏官宽容的，谏官刺痛了皇帝之后，经常被处置，甚至被处死，但谏官凭着其职责，凭其“忠君”精神追求，抱着“忠臣不避重诛”的理想，不惧死，而皇帝也无法以死惧之。
可惜，历史上不少谏官，其“忠君”理念被帝王利用了，成了被帝王用来作为制衡朝中权臣的棋子，成了帝王使用权术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