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女神克利奥( Clio )
18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可分为四个时期，其一是1750年至1850年，即各西方现代学术学科产生的时期；其二是1850年至1945年，即各西方现代学术学科专业化、建制化的时期，第三是1945年至1968年是各学科迅猛发展的时期；第四是1968年以来，是旧传统、旧模式遭到猛烈批判，新趋势不断显现的时期。根据沃勒斯坦的说法，两百多年来西方学术的欧洲中心主义导致了知识结构中的各学科的界限反映研究对象的三种分野：第一是过去与现在的的分野，即描述性的（研究特殊情况的）历史学与三种规范性（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分开；第二是文明世界与其他地区，或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分野，它把以上四个学科（主要以泛欧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与人类学（研究非欧初民社会）和东方学（研究非欧各东方高级文明）分开；第三是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这三个领域分别形成相对应的三个学科，即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但最后这种分野据信只适用于现代文明世界。沃勒斯坦认为，一般说来，我们从三个方面把知识加以区分和划定界限：在学术上分为学科，在组织上分为学术团体，而在文化上分为共享某些基本前提的学界。历史学作为一个现代知识体系中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经历了文艺复兴复兴以来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学科建制化，其形式表现为大学中的系科、教学课程、学位授予、学术期刊、国内及国际的学会，以及图书馆的分类体系。学科之建制化是保存和发展常规业务的一种方式。它表现为创建一个具有界限的实际的人际的人事网络，这个网络采取团体结构的形式，制订加入的条件及认可的专业提升办法。学界组织设法控制的不是学术人才而是常规业务。它们创立的界限较之各学科作为学术的建构而创立的界限要稳固得多，而且它们能比它们学科的基本前提维持得更长。自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就一直在争取成立独立学科，最早是要独立于文学和修辞学。人文主义者所从事“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包括语法、修辞、诗学、历史学和伦理学。也就是说，在复兴古典文明的过程中，人文主义者认识到研究人类过去的重要性，因而把历史学提高到一门自由艺术（liberal art），即一门人文学科的地位。加亚尔、拉波佩利尼埃尔等人都认为研究人类过去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途径，历史学有其独特的方法，由此强调历史学的独立地位。到启蒙运动时期，历史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作为文学分支，或从属于修辞学的传统地位，但历史研究的意义得到认可，印刷业的发展，知识的普及，更使历史著作的数量急剧增加，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著作体裁。西方最初的制度化历史研究的企图出现在17世纪后半期，其标志是法兰西文学院在巴黎的建立，以及其他促进历史研究的学院在全欧的出现。这时的历史研究者主要不是以学术为业的个人，他们是政治家、贵族和僧侣。当然，历史学之确立为一个独立学科，除了必须与较古老的邻近学科区分开来外，还必须使历史学建基于一个制度结构和职业结构，只有这样历史研究和专业人才培训才会有专用经费。在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历史学科制度化发生于19世纪的不同时期，而且完成程度各不相同。今天的历史家都认为大学中历史学院系、研究院所、各种协会、研讨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是理所当然之事，实际上这些制度设置都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过程。它们的存在对职业历史家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制度化发展的方式有助于塑造所生产的历史作品的风格和内容。它们赋予历史研究从业者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这一强有力的制度设置具有强制性，制约着每一位历史家的自发性。这些约束是制度化的奠基者们自愿接受的，并将其传递给他们的后继者，也使历史家具有共同的经验，从而促成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的形成。
说到西方历史学的建制化首先要提及德国，因为德国是这一过程的先行者。研究和记录过去是一回事，被承认为一个历史家是另一回事， 它需要明确界定和识别标志。历史家们首先要把自己看作为是从事独特职业的一群人，同时又被别人看作是从事独特职业的人。在19世纪，如果拥有大学历史教授头衔，或者在大学注册为历史系学生即便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的话，它也是满足这些标准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在18世纪德国大学就有了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但其身份地位是不明确的。直到1804年才有了第一个历史教席，历史学科的职业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头十年中。到19世纪中期，德国有28位历史学教授，分别任职于19所大学。60年后有了大约185位历史学教授，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个数字继续增加，1931年达到238位教授。教授属于拥有正式教席的精英阶层，是所谓历史家“行会”的杰出专家。这个行会最初是一个想象的学者共同体，后来逐渐有了规则和入会仪式。用“行会”这一词汇就暗示了协会创立者的过时思想，它赋予非常现代化的职业化和学术专业化过程以古怪的前现代成分。这个行会的学徒就是教授们所选拔录取的研究生，进入行会要求研究生提交不是一篇而是两篇博士论文。其中第二篇叫Habilitation，即“教授资格论文”，这实际上是学徒的“代表作”（masterpiece）。如果答辩通过，学徒就有了学术职业资格。因为教席教授是终身职，所以学徒期很长，即便是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家获得教席教授职位一般也要到30到40岁之间。学徒期也是研究生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一旦获得正式教席，报酬是相当可观的。1900年左右，一个正教授的最低薪水是小学教师工资的四倍。正教授的平均工资是教授最低工资的两倍，而教授的最高工资是教授最低工资的近七倍。教授们还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的著作和私下授课等途径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于是，著名历史家跻身于德国富裕的精英阶层。德国历史家还根据其学术地位担任相应的国家政治顾问，有的还获得了贵族头衔。德国历史学家确立其身份以法国革命为分界线，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启蒙运动晚期。1734年创建的哥廷根大学聚集了一群具有历史思想的德国学者，如约翰·克里斯托弗·加特勒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泽尔等。他们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18世纪中叶开始崭露头角。由于受到苏格兰思想家影响，他们相信自然法和进步，仇视专制制度，致力于建立公民社会，并且自觉地用历史方法思考这些思想和观念，因此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对经济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史的重视。苏格兰启蒙运动对大学中历史研究的组织和制度化没有多少影响，不过哥廷根大学部分职位的工作描述中则提到了历史研究。这一早期制度基础的出现促进了思想交流。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最早的历史杂志，如加特勒创办的为历史文献评论提供论坛的杂志（Allgemeine Historische Bibliothek）。同时，专业历史方法论也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主要特征首先是对原始资料进行理性的批判性考证，其次是把历史理解为单一过程，并按此此观点解释历史。这种历史研究的一个共同的目的是启发广大读者，哥廷根大学的历史家都自信地认为，历史能够而且应该为研究当代政治提供方法：历史为生活提供经验教训。一般认为德国历史学职业化的第二阶段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启蒙计划，而且是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德意志民族危机的回应。关于这一阶段的职业化主要有两种解释。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解释是马克斯·伦茨在1910-18年出版的《柏林大学史》中提出来的，他的观点强调了普鲁士在1806-07年被拿破仑法国打败后实施的大学改革的重要作用。据称，洪堡的普鲁士大学改革既对普鲁士国家的现代化有突出贡献，也是德国1871年最终走向统一的关键一步。洪堡的改革具有双重性。他一方面废除了大学的自主权，同时也就消除了地方宗教和世俗利益集团施加于大学的压力，另一方面，他确立了在各大学内部的学术自主的原则，即学术自由的原则，因而促进了实验和创新。伦茨认为，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学术能追赶其他国家的条件，同时也为德国学术注入了“德国精神”，从而确保了德意志民族自身的“优越性”。然而，有学者认为，洪堡的改革并没有最终确立学术自由，所声称的德国学术的优势也被过度渲染了。另外一种解释完全抛弃了上述主张，转而强调伦茨论述中的其他因素，如制度设置的意义，强调大学扩张及其内部新学科的形成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对学术从业者的吸引力，认为市场因素至少决定了思想和方法的变化速度。然而，这种解释框架也不能完全说明一个学术学科的产生和成长，把学术学科似乎看作与学术之外的事件和社会因素完全无关。历史家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直到19世纪末及其以后，来自中产阶级下层，或企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家为数不多，来自贵族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就更少了。老师与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学派”。他们中所形成的社会化形式（尤其是讨论会后的酒会）都强调了这个学科的男性价值观，学术研究被认为是具有男子气概的活动，讨论会也排斥女性参与。的确，学术现代化是基于严格的性别差异的。1945年之前，只有一个妇女凭借其第二个博士学位取得历史学教授资格。她叫赫德维希·辛采，她取得了历史学教授资格，不过最终没有被聘任为教授，这是否是因为她的性别而未获聘任不得而知。然而，她是一位左翼人士，是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这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她被排斥在这一职业之外。当时德国绝大多数历史家是新教徒。除了中产阶级、高级政府官员、精英学校的教师以及律师的儿子外，路德宗牧师的儿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群体。这是德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19世纪德国的民族主义。洪堡模式的普鲁士大学在德意志南部被广泛复制，这意味着在德国政治统一前实际上存在一个历史家的全德职业市场。在19世纪中期，历史家像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建立起了彼此之间跨越边界的联系，从而通过彼此的支持，对政府的思想束缚形成有效的抵抗。历史家协会预示了民族国家，它所写作的历史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建构。根据兰克（1863）的说法，学术共同体的“单一宏大的对话”，以及他们的学术自由在德意志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团结一致的关键时刻，起到了仍然缺席的民族政治机构的作用。历史家之间的书信交流是这种大对话的重要方式，他们彼此保存其同事的书信，并认为这些书信最终将会存入档案馆。认定自己的文件会存入档案馆充分说明了历史家对其技艺的自信。英国历史研究职业化过程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这时期公众对对过去的兴趣非常强烈，尤其是中世纪和英国内战时期的历史受到英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在19世纪，历史为公众提供娱乐，有助于他们的身份界定，提出他们所关心的如人民权利和统治者的责任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兴趣的中心发生了关键性的转移，历史学与大众政治、文学和视觉艺术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与大学教授的学术活动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把研究过去作为科学学术事业，主要依靠严谨的文献研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受德国历史研究新方法的影响，历史家转向了档案研究和学术讨论会，由此导致了新的历史家职业群体的出现，他们有自己的协会和出版物。许多这些职业历史历史家都领取国家资助的薪金，负责大学新的历史学位课程的教学，从事学术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历史职业地位的转变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实际上开始于19世纪中期，而在此之前，历史学作为学术学科的定义是模糊的。1828年，麦考莱坦率地承认，要从研究方法或知识形式方面来界定历史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基本特征都是很困难的。在之后50年，虽然历史学在某些方面依然是有争议的领域，但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学了，并且具有自己的方法和认识论，在英国教育制度中，尤其是在大学中有了一席之地。从19世纪30年代起，历史家就开始具有了鲜明的体制特征，历史家有了更为清晰的定义。与其前辈不同，他们一般没有接受过神学训练，他们有自己独特方法论，尤其是通过学术讨论会和档案研究的训练而具有专业知识，并取得相应的专业文凭。历史家群体组成在性质上的转变主要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大学作用的变化。实际上，从1724年起在旧大学中历史学就已经作为一个辅助学科纳入了教学计划，当时乔治一世在牛津和剑桥创设了最早的皇家历史学教授职位。然而，拥有该职位者并不归属于某一个学院，也不参与大学的管理，他们讲授的课程是大学本科的边缘课程。然而，正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这两个皇家教席几乎同时开始了导致整个英国高等教育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1866年，威廉·斯塔布斯担任牛津大学的皇家历史学教授，他被认为他是英国第一位职业历史家，是牛津大学拥有该教席的第一位对历史知识有真正贡献的历史家。斯塔布斯从1866年到1884年担任该职位，见证了牛津大学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方面的主要进步，包括1872年英国第一个历史学位计划的开始。历史学在牛津大学中地位的变化既由于自身的变化，也是外在因素变化的结果。1862年开始，英国历史学出现了从文献研究转向关注时代及其相关主题领域研究的重大转变，这使历史学更贴近现实政治。另外，专业历史教师也受惠于从1840年代开始的作为整体大学教师团体身份的不断演变，尤其1854年教师协会的创立以及随后牛津现代史协会的发展更提高了历史教师的地位。从1848年起，历史学在剑桥大学也获得了更高的地位，1849年詹姆斯·史蒂芬被任命为皇家教授，他是整个大学唯一的历史教师，受命设计一个新的道德科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被列为五个同类学科之一。这样，历史学在1851年正式进入剑桥大学课程计划，1873年历史学获得独立的荣誉学位考试地位。至此在英国两所古老大学中历史学都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随后在英国他大学都纷纷效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随着1860年代和1870年代起这种建制活动在英国各大学的发展，一个领取薪金的职业历史家群体出现了，他们具有研究过去的独特方法。由于他们通过学术演讲和学术讨论会这样高度形式化的方式来传播其学术研究成果，使他们的受众比麦考莱和卡莱尔的更狭隘，更有选择性，即主要针对大学生和专业历史家。
与英国相比，美国历史研究职业化过程非常迅速，非常完整。19世纪中期的美国正如同时期的英国，历史写作还是业余爱好者的天下。历史家是教士、律师、商人和有产业的绅士，绝大多数是来自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贵族精英。不存在职业历史家的历史著作，因为没有职业历史家。直到1880年，在美国只有11位历史教授。到1895年，历史教授达到100位。在1902年，《美国历史评论》的编辑约翰·弗兰克林·詹姆森说：“在当今时代对历史写作有重要影响的是大学和大学教授。”1884-1889之间贾斯廷·温瑟主持出版发行的《美国叙事和批判历史》，其34位撰稿人中，只有两位拥有历史学教职（不过其中有8位有其他学科的教职）。与此形成对比，1904年到1907年哈珀出版发行的《美国国民》，24位撰稿人中有21位是大学教授，除了两位，其余都负责指导历史学研究生。换句话说，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美国历史家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美国大学发展和变化的结果。这一时期，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从1870年的52000增加到1100000。更重要的是，主要的公立和私立大学都进行了重要的重组，以适应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模式。在南北战争前，大学教学大纲是把古典学、数学和“哲学”混编，改革后的大学都提供了一系列选修课程，包括历史课来供学生选择。本科课程得到强化和专业化，因而需要更多专业师资来授课。1870年代以前，美国大学很少提供本科历史课程，完全没有硕士生培养。第一批职业历史教师大部分是男性（只有一两个妇女），他们都是在德国获得高级学位的。1895之后，大约有一半教师是在德国接受研究生训练的。这其中一位叫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他于1876年在新建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根据德国模式创建了第一个研究讨论会，吸引了许多能干的学生，包括查尔斯·M·安德鲁、奥默·哈斯金斯、约翰·弗兰克林·詹姆森、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伍德罗·威尔逊。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也有类似的研究生计划。到1907年，美国大学授予250人历史学博士学位，而且绝大多数获得博士学位的人都在大学从事教学。早在19世纪90年代，完成博士学位者就被期望在大学从事教学，博士学位实际上成为了历史教师职业的准入证。因此，在不超过二十年的过程中，历史教师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职业。美国历史协会创建于1884年，亚当斯是创建者之一，它的建立是美国历史学建制化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学术协会的建立标志着专业历史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学术群体，他们有“共同的话语世界”。学会满足了全美各地学者联系和交流的需求。亚当斯相信，它的目的是思想交流，增进了解，传播方法和原创论文。历史家相信他们在进行一个积累增进的研究过程，每位成员的努力有助于一个更大的整体的发展，这一信念使交流信息，避免重复工作显得十分必要。美国历史协会在其早年，像许多地方历史协会一样，成员中既有热情的业余爱好者，也有专业学术研究者。协会的一般成员中包括许多杰出人物，有曾经和未来的总统，还有国会议员。协会就像一个绅士组织，其会议也有一些绅士俱乐部的风格，对妇女持排斥态度。后来，专业历史家与“德高望重的家长”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专业历史研究者不满意业余爱好者的微薄贡献，同时业余爱好者也不满意专业研究者炫耀博学，以及彼此批评的非绅士态度。后来，尽管一般绅士成员逐渐离开了协会，但协会仍然长期保留了一些绅士的社交风格。实际上，第一代专业历史家来自于相当狭隘的社会阶层，他们要么家世显赫，要么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得益于大学扩张带来的机会。另外，大多数历史家来自于古老的美国家族，常常是新英格兰新教徒的后裔。进入这个职业的没有新近的移民，更少天主教徒，犹太人也极少（镀金时代弥漫美国的上层社会的反犹主义渗透到了学术生活），而且几乎没有非裔美国人。很少有妇女进入历史职业，可以说与其他职业一样，历史职业化过程是一个明显的性别化过程。它是用全职薪水工作取代临时的，兼职的工作，用科学研究取代文学活动，用“严肃的”政治制度研究取代所谓低级的无价值的琐碎研究主题。在1930年只有一半的女性博士学位拥有者在大学任职，大多数在不那么知名的机构任职。历史研讨会和学术会议的气质，以及它们的许多非正式规则本质上是男性化的。这导致了一种兄弟会精神，一个男性共同工作群体，在其中倡导不计较金钱和社会地位，以追求纯学术为目的。
专业历史学期刊的创办和历史家协会的建立当然是历史学建制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德国专业历史期刊出现前，欧洲第一个历史学术期刊是丹麦的《历史杂志》（1840）。1859年兰克的学生亨利·冯·西贝尔创办了《历史杂志》。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历史杂志和评论，如英国的《爱丁堡评论》、法国的《两大陆评论》、美国的《国家杂志》，不过这些杂志都不自认为是针对专业人员的学术期刊，他们面对的是普通受过教育的公众。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新的历史学期刊几乎在整个西方世界和日本涌现出来，如1876年法国的《历史评论》、1884年意大利的《历史杂志》、1886年的《英国历史评论》、1895年的《美国历史评论》，以及其他地方的类似杂志。这些杂志都与别的科学领域的杂志类似，它们要向从事同一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研究成果，促进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都开辟有广泛的评论栏目，为学术共同体内部交流批评意见提供基础。历史家协会建立起来，如1884年的美国历史协会，协会每年举办开年会也于1884年开始于美国。德国历史家在1890年代开始仿效这一做法，1898年历史家国际会议开始召开。随着这时期杂志和协会的创建，职业化进程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程度了。兰克被赋予该进程发起者的殊誉，1885年美国历史协会选举兰克作为第一位荣誉会员，称颂他为“历史科学之父”。兰克在德国中世纪史和近代史领域通过其著名的学生，如格奥尔格·魏茨、威廉·冯·吉泽布雷希特和亨利·冯·聚贝尔对历史教学和研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和美国的历史学建制化过程确实受到德国影响，不过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学科制度并非是德国模式的翻版。考察历史学的建制化不能脱离各国文化和制度背景。各国的制度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因而建制化过程也有差异。在法国，高等教育是国家管控的，其集中化程度远比德国要高。在美国，高等教育是分散管理的，许多大学和院校是私立的。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这使法国逐渐对德国教育制度持积极的态度，有了对其进行研究和学习的动机。1821年巴黎文献学院建立，其名字就表明它决定要致力于文献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训练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而不是培养历史家。1868年创建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则专注于学术研究。除了在各大学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教席外，学术研讨会方法也引进了高研院。1870年代还见证了大学的复兴。法国大革命之后，除了索邦大学外，其他大学都不再是一个办学机构，而主要是管理考试的机构，现在又重组为教学和研究中心。在美国，1876年创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历史学研究生计划，包括仿效德国提供博士学位计划。尽管本科教育是仿效英国大学，旨在提供通识人文教育，而美国的大学的研究院则仿效德国大学。德国影响由于法国历史家加布里埃尔·莫诺和欧内斯特·拉维斯，以及那些曾经留学德国的许多美国人的作用而得到强化，他们在塑造美国历史学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也邀请兰克的弟子路德维希·里斯来仿效德国模式新建的东京帝国大学主办历史研讨会。整个欧洲，包括东欧和俄罗斯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过程，在某些国家，如英国、尼德兰、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这一过程要缓慢一些，即便在这些地区也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这一过程。在英国有一些例外情况，如致力于德国式史料批判的约翰·罗伯特·西利，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家们，他们一般都不拥有大学教席。阿克顿勋爵拥有教席，曾经在德国留学，其在《英国历史评论》第一期发表的开篇文章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然而，他更像是一个散文作家，而不是一个学术研究学者。历史学博士学位计划牛津是1917年开始，剑桥是1920年才有，但相对较晚才成为大学教学不可或缺的制度。伊格尔斯认为，中国走上西方模式的历史学职业化过程比日本还要晚，尽管美国在知识上的影响要比德国更大。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证明了传统世界观和学术模式的不足。然而，就中国，以及日本和朝鲜来说，现代化不必完全等同于西化。中国有漫长的文献批判的传统和自身独有的语文学传统。在现代西方之前很久，刘知几（661-721）就写作了关于历史批判的经典著作。因此，虽然历史研究职业化的重要影响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然而，其在各国采取的形式都根植于各民族文化和知识传统。到20世纪下半期，历史研究的职业化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中心成为了全世界的标准。1950年代期间，在尼日利亚和去殖民化之后的非洲其他地区也根据西方模式建立起有历史系的大学。
参考文献：
1. Peter Lambert and Phillipp Schofield (ed.), Making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s of a Discipline, Routledg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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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anner, James M., Being a Histor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World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