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老板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务实。不讲空话，不聊情怀，一切以经济建设（挣钱）为中心。来自青田的林小波就是其中一位。他2011年到云南，在永胜片角承包了200亩土地，2013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买入尚未被大家看好的“沃柑”接穗，嫁接在已培育一年的香橙大苗上，成为云南最早规模种植“沃柑”的第一人。经过三年的培养，这片占地面积80亩的“沃柑”正式投产，在2016年3月卖出8元/斤的高价，创造了亩产值7万元的标杆，从而引爆了云南新一轮的柑橘产业发展。从宾川到永胜，沿金沙江两岸都是这几年新发展的“沃柑”园，总面积达到15万亩。“现在行情怎么样了？”我第一次到他园子的时候正是2016年3月，林小波踌躇满志，计划把原先种植的葡萄尽数改为“沃柑”。这次是第四次到访，投产面积已扩大到200亩。
“现在的行情只有原来的一半。”林小波介绍道：“最高的一年我卖到8元多（每斤），去年4元多。如果去年没有疫情，至少能卖到5元多。”“一斤果的生产成本大概要多少？”我帮着算经济效益。“差不多要1.5元。亩产1万斤没有1.5万元的成本进去，树吃不消，会衰败掉的。”“如果种得越来越多，行情不断下行，到什么价位时你会离开这个行业？”我好奇地问道。其实早在两年前，他告诉我在家乡承包了一块杨梅山，打算做大棚杨梅，那时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打算放弃“沃柑”产业。
林小波摇了摇头，对我说：“'沃柑’最低的价格会在2023年。因为现在新栽的已经很少了，到2023年，所有的树都丰产了，产量封顶，再加上广西的'沃柑’这两年黄化非常严重，一旦价格下来，种植户觉得无利可图的话，他的投入就会越来越少，黄化就越来越多……”“那就是供的一方是不会增加了，而且走下坡路，行情就会反转。”我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概括道。“至少从做农业来讲，你如果种其他品种，一亩地挣1.5万元纯利润还是挺难的。你只要让树保持健康，种'沃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林小波自信地说。“这株算不算黄龙病？”我指着路旁一株黄化相当严重的植株问道。“我200亩果园偶尔有个一两株是没有关系的。”林小波见怪不怪：“本来宾川是有很多柑橘的，就因为黄龙病大家都不敢种了，谈黄色变。后来看到我这里挂了两年果，树还是很正常的，这才有了信心。”
“现在看来黄龙病是可以防控？”我问道，起码他有办法。“我感觉黄龙病是可以控的。关键是苗，如果苗带毒，那谁都没有办法。”林小波说。“如果你旁边有个失管果园，木虱很多，你怎么办？”我其实更担心散户的防控不到位。“那只能靠打药了。”林小波透露了切断黄龙病传染媒介的秘诀：“选药很关键，有的药对杀灭木虱（成虫）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杀卵，结果越打越多。一个这么小的木虱，至少能产100多个卵，在六七月温度高的时候，七八天就一代了，你怎么办？你根本就干不赢它们。”
“其实现在最让我头疼的是溃疡病。我开始5年从来没打过防溃疡病的药，到2017年才开始防。真正开始爆发是从2019年开始的，都是广西的苗带过来的。这个烂东西在雨季的时候会通过空气传播，随风就飘过来了，你根本就没办法阻隔……”在跟他4次的接触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滔滔不绝而且带有（气愤）感情的表达形式，看得出这是他遇到的一个新难题。我顺着他的思路把目光转向已经封行的树冠，想象着打药的场景，忽然想起在广西看到的宽行稀植模式，问道：“你有没有考虑过砍掉一行，把2.5米的行距变成5米，这样就可以用机械来打药？”“我认为在云南种'沃柑’2.5~2.6米的行距是最好的。”林小波解释了其中原因：“因为这边的风太大，经常刮10级以上的风，就跟我们那里的台风一样。如果按照你说的5米行距，虽然能方便机械作业，但风伤果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像我这样密植的话，这个风最多只能影响路边的树，里面基本上进不去的。”
“那你这么大面积打药怎么办？”我知道在云南为了防控黄龙病，打药的频次是很高的。“我们从2017年开始采用承包制，一对夫妻工负责30亩，除了摘果和修枝我会请专门的工人来完成外，像打药、除草、施肥、疏果这些工作都由他们干，每亩地的管理费2700元。”林小波这番话让我想起“褚橙”模式——没有固定工资，每人每月预发1000元生活费，到产季结束后按最终的产量和品质核算工资。“跟最后的产出挂钩吗？”我问林小波。
“如果挂钩，他就舍不得疏果，结果出来的大部分是60~70果，本来可以卖4元/斤的，最后只能卖3.5元/斤。”林小波摊了摊手说。“你没有定标准吗？”这个问题我问过“褚橙”新平基地负责人马睿，他的方法是按等级分标准。林小波说：“我们就60起通货走的，然后亩产1万斤以上给他们提成百分之几。”
我笑了笑说：“难怪，你的顶层设计就是让他们追求产量。”接着问道：“如果他们出错，比如打药没打好，你有没有处罚措施？”奖罚分明是规模果园管理的重要抓手。“原来也处罚过一家，扣了500元生活费，但到最后结算的时候还是还给他了。”林小波摇了摇头，无奈地说：“说实话，农民的素质就这样，基本上过得去就算了，我们不可能搞那么严，也是没办法，有时候吼两声也就过去了。”“云南有适合机械化的土地吗？”我接着问道。这趟我还特意约了冯绍林（绍兴哈玛匠机械有限公司）同行，想让他为云南这种地形地貌选配一些果园机械。结果跟了几天，除了宾川修剪下来堆积如山的葡萄枝可以用上他的枝条粉碎机之外，他的所有机械似乎都没有用武之地。
“几乎不存在。”林小波仔细想了想，想到瑞丽有几万亩的甘蔗地倒是适合机械化，山坡地，坡度很平，没有石头，但当地政府不允许发展果树。“假如那里可以发展果树，也没有金沙江干热河谷这么大的风，你会选择这种密植模式还是5米行距的稀植模式。”我好奇地问道，想知道这位建材行业转行过来的浙江老板是怎么考量农业投资模式的。林小波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综合机械成本、人工成本和不同栽培模式的产量水平算了一笔账，然后对我说：“我的观点是，投资农业首先要效益，再怎么机械化，再怎么省力，如果挣不到钱，都是白搭。”
这一番话充分地体现出浙江老板的特质，我会心一笑，然后问冯绍林：“你有没有办法说服他用机械？”他祖籍江西，在绍兴安家立业，身上也带有不少浙江老板的性情。“现在难度有点大。”冯绍林笑了笑，也算了一笔经济账：“他现在的人工费才2700元/亩，200亩一年的费用是54万元。如果花54万元去买机械，可以用10年，每年能节省10万的人工费，他可能还在犹豫；但如果工价持续涨上去，54万元搞不定了，要200万元，用机械每年能节省50万元的人工费，他会不会考虑用机械呢？这是关键。”
“对！发达国家为什么必须用机械，是因为他的人工成本太高了。”说完，冯绍林问林小波：“你觉得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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