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论江应樑先生的史学思想

【摘要】江应樑先生作为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先驱之一，耕耘少数民族史五十余载，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他的史学思想包含了强烈的经世思想、深刻的民族平等观、多学科结合研究的理念、求真的史学追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主张。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关键词】江应樑；民族史；史学思想

【作者简介】马 科，壮族，云南文山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2017 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刊于《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0年第1期。

江应樑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先行者和最有影响力的实践者之一”。尤其是傣族史研究领域，“他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大。”发表文章100 余篇，著有《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百夷传校注》《傣族史》，主编过《中国民族史》等书。直至1988年11月11日去世之前，仍在致力于他所热爱的民族研究工作和教育事业。他在民族史领域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不懈，除著作等身，史学思想亦是格外丰富，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史学遗产。但目前，学界较少关注其史学思想，实属遗憾。通过系统梳理江应樑先生的相关著述及其成长经历，可略窥他的史学思想。

一、具有以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经世思想

史学经世致用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教育作用的发挥和历史经验的积累与运用。到孔子作《春秋》时，史学经世致用正式确立。在以后的历史中，这一传统一直传承和延续着，其内涵和形式也不断与时俱进。富有强烈的经世思想，是江应樑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从刚开始进行人类学研究，江应樑就明确地提出学术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的这一指导思想。”并指出民族要复兴，要先知其现状。欲知其现状，就要先对其进行充分研究。[1]50-51可见，民族研究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民族复兴是民族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即是江应樑先生早期学术研究中经世思想的重要内容。

抵制和批判企图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错误国际学说是江应樑先生经世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1939年，暹罗政府启用新国名--泰国，并极力鼓吹“泛泰主义”。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小影响。江应樑先生对此予以了严厉的批判。“1943年以后，江应樑在他主持的《正义报·边疆周刊》上，刊发多篇论述'泛泰族主义’问题的文章”。之后，他“还亲自撰著了《泛'泰族主义’》一文，对'泛泰主义’的危害进行了揭露”。新中国建立后，江应樑发表《南诏不是泰族人建立的国家》，以大量史实为依据，系统驳斥“南诏泰族王国说”。1959年,江应樑完成《暹罗史讲义》初稿,书中阐述了暹罗民族的渊源,再次驳斥“泛泰族主义”所依据的错误理论和事实,强调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1983年12月,《傣族史》问世。该书对傣族的渊源和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澄清了历史谬误。至此，批判告一段落。从江应樑先生对“泛泰主义”长期、系统的批判，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作为知识分子、学者深沉的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感。此举，也体现了他对以民族史研究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追求与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江应樑先生十分关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滇西北的腾冲、龙陵，滇东北的大凉山和小凉山及其周边，江应樑先生都曾入境做过考察。“对其地的开发他一直有许多构想。”1944年夏，他写成《大小凉山开发方案》，强调对其地开发要坚持三项原则：“一、平等对待边胞。二、开发边地经济非掠夺边民财富。三、提高边地文化生活水准。”当年秋天，《腾龙沿边开发方案》也完成了。江应樑先生从腾龙地区基层政治结构设计、文化和经济发展以及边防构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1]114-115除此之外，他还写有《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等文，践行学术研究为社会现实服务的理念。到80年代，他发表《要时刻想着伟大的目标》一文，呼吁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当前民族学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在研究中把民族学与现代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我们的研究服务于我国的这一伟大目标，并且要时刻想着这一伟大目标。”[3]17此时，他又提出“西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首先存在着一个如何使少数民族与现代化目标结合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建议：首先，要在文化上发力。兴办民族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引导各民族讲科学、爱科学、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其次要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开发资源”，服务于社会建设与发展。[3]18

总的看来，从30年代初入学术殿堂，到80年代著作等身，江应樑先生学术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理念。可见，他是一位有着强烈经世思想的学者。而他从起初将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相联系“提出学术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的”，到批评国际“泛泰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再到新中国建成立后，尤为关注学术研究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一伟大目标。”这一纵向的发展路径则展现出江应樑先生经世思想中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特点。

二、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平等观

国内少数民族史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学术界才逐渐重视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林惠祥、吕思勉等人编著的几部《中国民族史》专著是早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代表，草创之功不可没。但它们“大都比较简略，仅只是汇集了有关的史料，并且或多或少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有的甚至宣扬中国只存在'宗族’，不承认少数民族为民族的错误观点。”而几乎同一时代的江应樑先生则尤其重视民族平等。“他始终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坚持各民族平等的观点。”[1]164其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即是一部充满民族平等理念的民族史专著。除对民族平等的直接倡导，江应樑先生的民族平等思想还表现在他对“民族偏见”的批评上。他认为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但也常存在失真的情况，而民族偏见即是造成文献失真的原因之一。正因偏见的存在，许多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献中经常可见“虚夸侮辱词句”的使用、给“少数民族名称加'犭’'豸’'虫’等边旁”、作者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等情况。江应樑先生不禁发问“本着这种思想来写少数民族史，能做到客观反映事实吗?”[5]458-459

江应樑先生民族平等观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受生活环境影响。一方面，他从小就从与祖父的交流中对“边民的特殊习俗”有所了解。[1]44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昆明周边生活着回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他们通过商品交易，子女接受教育等形式与城里人互动频繁。江应樑长期生活在昆明，与少数民族同胞交流多，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情感。再者，在多次对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考察之后，他对少数民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对他平等民族观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二是源于高深的学术素养。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他说：“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少数民族历史作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离开了中国民族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史。”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研究汉族的历史，还必须重视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在他看来，尊重各个少数民族，遵循各民族平等的观念，是由历史决定的，而平等对待各民族是对历史的尊重。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他对中国民族史学科研究任务的划定上。他指出“中国民族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应当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各民族的源流；第二、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演进及特点；第三、各民族间在长期的历史交流中的关系和变化；第四、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等内容。[4]2-3可见，在江先生看来不忽视、不歧视任何一个民族，平等而全面的进行民族史研究还是民族史学科的性质和研究任务的要求。

三、主张并践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来指导民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论等学说深刻影响到中国学术界对历史发展的理解。江应樑先生自觉吸收、消化，使之成为自己学术思想又一重要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江应樑先生这样认为，“我深深感到人类学和民族史是天然生就的一对互相关联的学科。”将二者结合起来，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人类学和民族学将会焕发出新的活力，相关研究也将取得更大的成就。[5]461在具体研究中，江应樑自觉践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运用。在傣族社会形态的划分上，江应樑先生认为傣族曾经历过部落时代、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为此他还写了《部落时代的傣族史》《傣族史中有关奴隶社会的探讨》《傣族进入封建社会之探讨》系列文章。

关于傣族曾经历过部落时代的问题，他认为“分布在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确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历史阶段。当时，两地不仅有傣族先民的氏族部落，也有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区。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各族同舟共济、友好相处；阶级产生后，矛盾也出现和激化了，族与族之间是如此，傣族内部的部落间也是如此，继而出现了频繁的部落战争和部落兼并的事件，傣族势力逐渐强大，不断征服了他族部落，各族人口不少被融合于傣族之中，未被融合者，皆为傣族所奴役和统治，并向傣族纳贡服役，使傣族成为该地区的统治民族。”[6]267关于傣族地区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学术界仍有争论。江应樑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他认为可从三个方面找到证据：第一，“傣族社会不可能超然于时代环境之外”，而是应当与当时正处于奴隶社会的周围各族的社会形态相统一。”[6]284第二，近代傣族社会中有奴隶制残留迹象。西双版纳傣族中有'卡很’和'卡宛’两种人，即是指“家奴”和“寺奴”，“这两种人不仅历史上存在，而且直到解放后民主改革前仍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7]221他们都是傣族奴隶社会中的产物。除此之外，被译为“主子家内的人”的“滚很召”这一社会等级的存在，也说明了傣族社会“保留着比较明显的奴隶制残余。”[7]222第三，流传至今的傣文文献中仍可以找到有关奴隶的法律法规。他在《傣族史》一书中讲到“西双版纳古老的傣文文献中，有专章《奴隶法规》，它反映了傣族在历史上是存在过奴隶制的。”并举怀郎曼轰的《司法文簙》及“老傣文本的《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民刑法规》”为例，[7]218就其中的典型条例进行了详细解读。那么傣族社会到底是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呢？江应樑先生指出14世纪左右，“傣族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傣族地区金属器具的制作和使用、商业贸易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清晰得见。[7]262-263江先生看到了傣族分布的复杂性与广泛性，于是他一分为二地看待傣族社会封建化问题：“西双版纳地区的封建化比德宏地区稍晚，当13世纪麓川兴起，德宏地区向封建化社会过渡时，西双版纳仍保持着较浓厚的奴隶制。”[7]265并进一步指出傣族封建化具有“凡是与内陆关系密切的地区就较先较快”发展的特点。[6]299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版图的形成问题上，江应樑亦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指导展开论述。他认为当代中国的版图与中国各民族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用如今的版图和民族“去括套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疆域和民族，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当代与历史等同起来，就是否定历史、割断历史。”因此他主张以辩证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历史上的疆域是变化着的，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疆域和民族的构成大体上还是稳定的。[4]10

四、秉持多学科结合的民族史研究的理念

江应樑先生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较早倡导人与践行者，深谙多学科结合的重要性。他曾指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史的综合研究，实际是对一个民族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包括研究这个民族的经济、文化、体质等。”而这些系统性的综合研究“对于民族地区言，大到政策的制定，各种规划、方案的策划，小到民族特需物品的生产，无一能脱离这种研究的成果，无一不以此研究为基础。”[1]210早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江应樑先生便积极将民族学与人类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写作。如1936年，他随考察团到广东江北瑶族地区调查之后，写成《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与经咒》《广东瑶人之衣饰》《广东瑶人之住宅用具》等文章。1937年春，他随考察团赴海南岛黎苗地区考察之后，又发表了《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一文。

毕业后，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将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并积极致力于推动人类学与民族史的深度结合和发展，包括组建研究平台、培养青年学者、及时总结研究成果并形成系统性的认识。1979年，在江应樑先生等人的努力下，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在云南大学诞生。这是一个把人类学与民族史两门学科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平台。江应樑先生多次表示，这个研究所研究的对象是民族和历史，即对西南边疆各民族进行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综合研究。他进一步指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的建设要重点围绕人才培养、民族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民俗用品收集与陈列三个方面进行。并建议设立专项资金，建立稳定的工作站，定期派人到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将“西边所”打造成长期性、稳定性的民族和历史研究平台。[1]217-218鉴于当时云南大学人类学等方面人才缺乏，大部分人人类学知识薄弱等情况，江应樑结合实际亲自给学生和部分教师讲授“西南民族史籍目录学”“人类学”和“民族调查”等课程，甚至主动向学校提出为文科研究生讲授“人类学概论”。在学生的培养上“他特别强调到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的重要性”。[1]216-217为了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学与民族史结合的价值，他撰写了《论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的结合》《民族学在云南》《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等论文，大力呼吁人们重视二者的学习与结合。

江晓林曾称“把人类学和民族史结合起来研究民族，是江应樑一生从事研究的最大心得。”可谓一语中的。但将二者结合进行少数民族研究，说到底是江应樑先生多学科交叉进行民族研究的理念的表现。因为“人类学，实际包括了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四门学科。[5]461在江先生的著作或文章中，也经常能看到他对相近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借鉴。如他引用了“1927年3月，蒙古学者在漠北的诺颜山(今乌兰巴托北70 英里处)苏珠克图山口发掘的一批匈奴墓葬”的所得来考证匈奴源流，最终得出“匈奴人属于突厥种”的结论。[4]113在讲到“父系氏族社会的经济发展”时，同样引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4]35-40在《傣族史》中，江应樑先生设有“语言文字”一节，对傣族语言文字进行专文介绍，从中可见他对“语言人类学方法有所采用”。[4]515-528他对体质人类学相关知识的运用则表现在他考证傣族人种所属时，借鉴了吴融酉、夏元敏、陈翁良等人合著的《傣族体质初步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傣族属于蒙古人种”，但“较接近南亚类型”。[7]3

类似的例子在他的著作中不胜枚举，都充分展现了江应樑先生对多学科结合进行研究的理念的坚持。多学科结合进行研究理念的形成与确立，与其在中山大学的求学经历有直接关系。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一方面，江应樑深得朱谦之和杨成志两位导师的悉心指导，收获巨大。朱谦之教授向来主张学生的视野要开阔些。他提倡历史专业的学生既要学好国内外历史知识，也要广泛学习“社会进化史、社会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民族学、统计学、人文地理学的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杨成志教授则强调民族学研究不能只顾埋头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而要亲自去做充分、系统的实地调查才行。他还主张结合其他学科知识进行民族调查研究，要“根据生理的、文化的和语言的三种元素，利用人类学、生物学、考古学、语音学的四种方法，要下过严格的切实的分析与综合，才能得到有条理有系统的结果。”[2]两位先生的主张和要求，对他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江应樑在中大期间有过多次实地考察的经历，研究方法不断得到训练和改善。这些经历不仅深刻影响江应樑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也影响着他研究方法的养成以及今后学术道路的选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江应樑先生主张并践行多学科结合研究的理念，尤其在人类学与民族史的结合方面很有创见。站在学科结合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的当代，回顾江应樑先生的学术历程，不得不佩服他的治学取径与思想的前瞻性。这种创新给学科发展、研究工作的开展都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也表明江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其创新特点还表现在对神话故事的巧妙运用上。我国神话故事丰富，如何将这些神话故事运用到史学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江应樑先生在傣族史研究上则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传说故事中杂入了很多神话内容，而且不能确知每一故事发生的年代，但多少可据以窥探傣族氏族部落时代的历史迹象，也可以看出傣族先民与邻近民族在原始时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我们把这些传说故事与汉文文献记载的史实对照研究，对探索傣族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很大的启发作用。”[5]262正是如此，江应樑先生在论述傣族社会曾经历过部落时代时就运用了许多神话故事，包括勐海一带颇为流行的“山神树故事”、西双版纳广为流传的“召法王三子”故事、勐海县傣文佛经记载的“传说”等。[6]261-265

五、求真的史学追求

江应樑先生的民族史研究，十分重视对“真”的追求。对于存在争议的内容，大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小到一个称呼的内涵。他都是认认真真地对待，弄清原委，考辨真伪。如他对“僰”的考证。在考证前，江应樑指出“这是民族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若果这问题弄不清甚至弄错了，那整部傣族史、彝族史、民家族史都会变了样。”如史籍中往往有“'僰’、'僰僚’、'鸟僰’、'僰蛮’、'阿僰’、'阿僰蛮’、'白僰’、'黑僰’、'僰种’等名，如果单纯认为凡此诸'僰’，均指彝族或民家言，或西洱河蛮言，那末，据此而写出来的云南境内少数民族史，必将是一部西洱河蛮快速发展史，大民家活动史，而明代之百夷，将成为来无影，若干地区之民家，也将成为去无踪，甚至被称为僰国的大理，被称为僰王的段氏，也将成为被自己本部族反抗得最激烈，而僰王也将成为对自己本部族征讨镇压得最凶的部族自相残杀的史事了。”[6]85因此，为了还原历史，也为了打牢民族史研究的基石。江先生对“僰”进行了系统的考证。首先，从最早出现“僰”字的时候开始考证。“僰之一字，始见于秦《吕氏春秋·恃君览》：僰为西方无君之人。”得出的结论是“秦汉时之'僰’，似与明代称傣族之僰夷无直接关系，但唐宋时之'白衣’，则很可能是后来'僰夷’、'白夷’、'摆夷’之所本。”[6]90其次，对元明史乘中之“僰”族进行考证。他指出：“元、明、清三代著述中之'僰’，是指云南境内少数民族言，但并非确指一族，其使用非常杂乱，且常在僰字上下另加一字成一专名，指不同的部族言。今日可以初步看出的情形是:元代及明中年以前，单用一'僰’字，有时指傣族言，有时也指民家族言，自万历《云南志》刊印后，僰字便确定指傣族言。'僰人’一名，一般指民家族言，故又写作'白人’，但也偶有确指傣族言。'僰种’一名，用得很混乱，有的书指民家族言，有的书指傣族言。元代阿枣万户府，境内主要住民是傣族，故'阿僰’当是指傣族言。金齿境内之'白僰’'黑僰’'僰蛮’，都是指傣族言。'僰夷’一名，确指傣族言，此不仅明清著述中如此，即《元史》中此一名也指傣族言。”

至此，“除少数混乱情况外，一般仍是可以看出此字的应用于所指何族，是有一个线索可循的。”[6]120江先生的考证避免了之前观点中存在的一概而论的缺点。他既看到了文献中运用“僰”的区域性，也看到了普遍性。既看到了“僰”字单独运用的情况，也看到了“僰”字与其他字组合运用的情况。既看到了某一时期“僰”字所指的民族，也看到了“僰”字所指的对象的一个纵向变化。这一系列内容，是为对真相进行尽可能的还原。

江应樑先生“求真”还表现在他对外国学者的错误观点的批驳上。在面对外国学者提出的“所谓'泰族北来论’，所谓'从学术上否认百越是南方土著’，所谓'根据中国权威史籍确认百越是夏后裔’等论调”时，江应樑先生严厉指出这是“国际学术界存在着的一个错误论点”“原来他们所根据的，就是帝国主义为达到政治侵略的阴谋而捏造出来的这些'历史事实’”。于是他分别从“从考古材料”“越与楚、吴的族属关系”“华夏族对少数民族的称呼”等几个方面来证明“百越是南方的土著住民”。[6]25-26除此之外，江先生用脚步丈量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获得一手材料和无限接近历史实际。他对《百夷传》认真、细致的校注，同样是为了去伪存真。可见，无论是对争议的考辨，还是对国外别有用心的批驳，或是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归根到底，都有一个核心，即“求真”。

六、结语

江应樑先生独特的治史方法和丰富的史学思想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又与自己生活的“小环境”紧密相连。既与导师、同道的帮助相关，也与他自己的刻苦、努力相关。总的看来，江应樑先生的史学思想既体现出了时代特征，也展现了自己的特色。对当今的史学研究仍有参考、借鉴价值。对理解和认知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江晓林.江应樑自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P50～51

[2]杨成志.从西南民族说到独立罗罗[J].新亚细亚,1932年第3 期.

[3]江应樑.要时刻想着伟大的目标[J].民族学研究,1990年第9 期.

[4]江应樑.中国民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5]江应樑.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6]江应樑.江应樑傣族古代历史研究文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7]江应樑.傣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