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连才 | 元明清时期云南水利概述
[摘 要]元明清时期云南水利发展日益成熟，水平越来越高；元代通过屯田大规模地推动云南水利发展，明代继承元代传统继续推进云南水利发展，清代云南水利达到了传统水利发展的高峰；从时间来看，元明清三朝越往后，云南水利工程数量越多、工程越牢固，管理制度越来越成熟完备；滇池海口大河疏浚、省城六河治理一直是三朝云南水利发展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元明清；云南水利；概述
元明清三朝600余年的时间里，云南水利完成了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由昆明、大理等局部地区至全省各地拓展的转变，水利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现有关于这期间云南水利的研究成果，多以断代研究和局部研究为主。元代云南水利研究主要集中于赛典赤开滇过程中的水利政绩，代表性成果有方铁《赛典赤治滇评述》[1]、诸锡斌《赛典赤赡思丁与云南水利开发》[2]、黄权生等的《元初赛典赤在云南的水利建设和历史影响研究》[3]等；明代云南水利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对水利开发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代表性成果有史云群《明初云南安定局面的出现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4]、方慧等的《明代云南地区的水利工程》[5]、李建军等《论明代沐氏家族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6]等；清代云南水利研究成果是元明清三朝中最为丰富的时期，研究水利制度的代表性成果有《清代水利兼衔制度研究》[7]等，研究水利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清代前期云南农业发展初探》[8]等，研究地方官吏水利政绩的有《清代督抚张允随与云南水利事业》[9]《清代云南督抚群体的初步量化探究——兼论该群体对云南水利发展的促进》[10]，此外还有研究整个清代云南水利问题的拙著《清代云南水利研究》[11]。
在考察滇池流域水利实况基础上疏浚六河河道，顺盘龙江在其上游修筑松华坝、南坝闸等工程，使盘龙江“因水盈缩，时其启闭，民甚便之”。修筑松华坝用以调节盘龙江水量，避免夏秋季节江水过分集中泛滥成灾。“元平章赛典赤瞻思丁经画水利筑坝分水，一为盘龙江，一为金汁河，并修建六河诸闸以溉东菑万顷。”[15]在金汁河上又修建戴金箔闸、大韩冕闸、小韩冕闸、小坝闸、新建闸、桑园闸、金稜闸、燕尾闸八座闸坝，这些闸坝能够束水于中，起到截水灌田作用。大德五年（1298），云南省政府再次疏浚昆阳州海口河，以减少滇池区域水患灾害。赛典赤开启滇池水利发展新范式，采用整体思考、综合治理的方法，将滇池海口治理、六河疏浚统一起来。疏浚海口调节滇池水位，大片土地裸露出来，为滇池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6]。在六河上修筑众多大大小小的闸坝使上游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疏浚六河解决滇池北岸河道壅堵、夏秋泛滥、淹没城市和田亩的问题，为农业生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这种整体考虑、综合施策、协调治理的滇池水利管理方法，为后世继承和延用，并对元中后期乃至明清滇池水利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元代云南其他地区水利发展不遑多让，一是大理地区大理国时期留下来的部分水利工程得以修复利用，如洱海地区青湖、点苍山引水渠等得到修缮，使其继续发挥灌溉作用。二是部分地方兴修新的水利工程，以促进地方水利发展和推动农业生产进步。如在丽江地区凿渠引泉水灌溉，在姚安府地区各民族修建13座陂堰，楚雄府则有梁王坝[17]。
（一）统治者高度重视水利事业发展
明初朱元璋对水利异常重视，多次颁布谕旨要求地方官员发展水利以促进农业生产。洪武二十七年（1394），颁布谕旨要求工部凡是可以兴修水利的地方都要尽力兴办，并派国子生到基层去巡查、督修水利发展事业。“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国子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19]第二年全国奏报的水利工程“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①。以后凡是兴修水利要通过多种途径努力促成，并将其制度化以长期坚持。“或役本境，或资邻封，或支官料，或采山场，或农隙鸠工，或随时集事，或遣大臣董成。终明世水政屡修。”[19]
随着水利持续发展，到明英宗时期产生了新问题，大量水利设施遭到破坏，一部分被豪强占据，严重影响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天下陂堰圩塘，多颓敝淤塞及为强梁者侵占，遇有旱涝，民受其患。宜敕该部移文巡抚镇守官，于颓淤者督官修筑，侵占者重加惩治，仍令府、州、县官于考满文册内载其事功，以为黜陟。”②国家水利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皇帝都以政令责令地方官员尽心水利，对玩忽职守、侵占水利设施的行为进行严惩，对发展水利成绩显著官员给予记录功劳、进行奖励。明代帝王们重视为水利事业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是明代云南水利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条件。
（二）沐氏家族积极推动云南水利发展
明代为强化对云南统治，派战功卓著的沐英镇守云南，并允许其世代袭爵封王。沐氏家族为推动云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其中水利政绩显著。明代滇池治理同样是云南水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滇池之水皆首为灌溉之利。”①因滇池海口淤塞，泄水河道浅狭，一旦遇到大雨便会泛滥成灾，滇池周围土地无法耕种。沐英在云南“垦田至百万余亩。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20]。“乃督万丁，自池口入渠滥川中，浚而大之，无复水患”[21]。沐英在云南继承元代的屯田制度，广开屯田，大力发展水利，疏浚滇池海口河道，泄出多余池水，保护滇池周围农业生产不受水灾危害。同时，因为泄出滇池多余池水，使得滇池水位下降，周边露出大量无主土地，为云南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沐英死后，其儿子沐春袭爵镇守云南，继续推动云南水利发展。沐春在任七年，继续推进屯田事业发展，开辟屯田三十余万亩，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凿汤池渠引水灌田，效果显著。汤池渠在宜良县城西南二十五里的地方，为了解决宜良驻军的粮食供给问题，使宜良成为钳制陆良、路南的重要基地。洪武二十九年（1396），沐春派人修筑汤池渠，引水灌田。“宜良在滇东南，当陆凉、路南喉襟，既置兵守，必谋其食。”②
修筑汤池渠工程浩大，总共动用驻军五万余人，一个多月才修好，整个渠长三十余里，灌溉效果良好。“发卒五万，千荷畚锸，董以云南都指挥同知王俊，因山障堤，凿石刊木，别疏大渠，导泄于铁池之窾，而洑其袤三十里，阔丈有二尺，深称之，逾月功竣。”②“灌宜良涸田数万亩，民复业者五千余户，为立祠祀之。”[20]修建该渠是为解决云南驻军的粮食供给问题。虽然工程规模很大，但工程完成后，灌田数万亩，使五千多户百姓得以安置和恢复生产，推动宜良地区农业生产发展，达到了解决驻军粮食供给问题的目的，宜良自此有“滇中粮仓”的美誉，取得理想的预期效果。
之后，沐氏家族持续推动云南水利事业向前发展，其中重点是整治滇池流域河道。由于时间久远，滇池上游河道出现淤塞，引发严重水患。银汁河水经常泛滥，淹没周边田地，永乐、宣德时期镇守沐晟、沐昂兄弟曾经计划在金汁河上修筑闸坝，以调节金汁河水，但因边境有战事而搁浅。两兄弟“尝于永乐宣德中，谋造石闸，以蓄泄其水，而为经久之利，皆值边境多事，未就其志”②。
景泰四年（1453），沐璘上奏朝廷，认为元代所修的南坝闸工程质量差，只是权宜之计，一旦遇到夏秋季节的雨水天，河水就会暴涨、淹没周围田亩；遇到干旱时节，又不能储蓄河水以供灌溉，因而请求整治滇池上游河道。“请令受利之家，自造石闸，启闭以时。”[20]得到批准后，开始大规模进行南坝闸改建工作，先是大量买办建筑石材、木料，有富人愿意捐助的也乐观其成，最后“甃石为闸而扃以木，视水之大小而时其闭纵。”[22]这次修建，经由沐璘等地方官员谋划指挥，云南的富庶之家、驻军官兵、普通百姓等都积极参与，历时近半年完工，动用八万余人，耗费人力、财力都很巨大。金汁河水得到控制，一段时间内不再祸害周围田亩，土地得到应有灌溉，农业生产有充分保障。工程动用石材、椿木修建，使水利设施更加牢固耐用，为水利工程长期发挥作用奠定基础。
沐崑继镇云南时，海口再次淤塞，滇池水位上涨，周边房屋和田亩被淹没，对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破坏。因此，以沐崑为代表的地方统治阶层决心疏浚滇池海口，以缓解水患。这次疏浚因弘治十三年（1500）水患引起，从十四年（1501）开始修建到十五年（1502）完工，投入数万驻军和民夫，历时一年多才完工，工程规模非常巨大。地方军政名人巡抚右副都御使应大猷、金谋协，镇守太监刘泉，总兵官黔国公沐崑及军民夫卒数万参与工程建设。工程较为艰难，完工后成就也很大。“浚其泄处，遇石则焚而凿之，于是池水顿落数丈，得池旁腴田数千顷，汉夷利之，众谓是役功倍于金汁河。”[23]施工期间，伐木、采竹、冶铁具、造器物，做了充分准备，动用两万多民夫。疏浚过程中筑坝障水，自坝以下到青鱼滩几里长的河道，以一丈五尺为一段，分为若干段同时施工，极大地提高了施工进度。青鱼滩至石梁河全是横石，两处分别新开一条三尺宽的水渠，淤塞河道的乱石被全部清理干净，滇池水可以畅流无阻。又在河的南岸修筑十五座旱坝，用于阻挡泥沙入河[24]。
此次疏浚海口大河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一是疏浚用工人数超过前代，光民夫就动用二万余人，是规模较大的一次疏浚。二是此次疏浚所用的同样是经久耐用的材料，有石材、铁具等，使工程益加牢固。三是这次施工，动用了滇池周围昆阳、昆明、呈贡、归化、晋宁等环滇池区域州县的人力物力，一改以往只是昆明负责疏浚的惯例，开启了滇池区域各州县协同治理海口的先河，并成为制度固定下来传之后世，极大地增强了地方社会治理滇池海口大河的能力。四是此次疏浚工程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施工，将数里长的河道分为许多段，每段一丈五尺长，责任落实到人，极大地提高了河道疏浚效率。五是为使海口河两岸的泥沙不再轻易冲进河道、淤塞河流，在河的南岸修筑了15座旱坝，用于阻拦泥沙入河，每年对旱坝拦下的泥沙进行挑挖、清淤，起到了缓解海口河道淤塞进程的作用。六是完工之后又考虑到将来河道淤塞的修浚问题，并进一步的规定大修、岁修的条列，于每年冬责令昆明、呈贡、晋宁、昆阳四州县分段疏浚，一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25]。
此外，沐昌祚于万历四十六年（1619）、四十八年（1621）重建盘龙江上的松花坝石闸期间，并积极参与，为松华坝修缮捐出大量建筑材料[6]。总之，沐氏镇守云南，对稳定边疆统治、发展地区社会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其家族长期持续发展云南水利，在推动云南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功绩更是令人瞩目。水利发展是明代在云南实现粮食供给稳定、政治统治安定、文化社会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
（三）云南地方官民积极投身水利建设
（一）清代云南水利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居多。清代云南水利在发展过程中，承接明代水利遗产，在修缮大量明代遗留水利工程的同时，也筹办和新建大批水利工程，可以说，清代云南水利是集明清两代成绩的大成。清代云南水利工程主要是以中小型水利为主，其原因在于云南水利尤其是农田水利是依附于崇山峻岭间的坝子发展起来的，而云南的坝子以中小型居多，这直接决定这些坝子里的水利工程的作用有其先天的局限性。清代云南水利工程中，灌溉数千亩土地的工程为数不多，灌溉几万亩、十几万亩土地的水利工程更属凤毛麟角。康熙《云南通志》所载云南水利工程233处；雍正《云南通志》所载工程1045处；道光《云南通志稿》所载工程1067处；光绪岑《志》记载工程1296处，王《志》记载1238处；《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数量为1274处。由此可见，清代云南水利工程由康熙年间较低的发展水平，经过康、雍两个时期休养生息和励精图治，到乾隆初期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之后出现平稳发展的态势。
二是清代云南水利工程类型存在多样性特点。云南独特地理环境促使清代云南人民发展水利事业过程中，在充分吸取内陆经验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改良和创造，形成多种水利类型并存的局面。现在见于记载的水利工程类型有堤、塘、坝、闸、堰、木枧槽、石枧槽、地龙等多种形式，多种农业灌溉方式相互补充，共同发挥灌溉作用，为云南农业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三是清代云南水利设施普遍围绕城市而兴建。由于云南灌溉农业大都集中在坝子当中，坝子又通常是县城所在地，因而清代云南水利设施就多围绕县城而兴建。以县城为中心向外延伸到乡村，距城几里到几十里的范围之内都会有水利灌溉设施。地方政府通过不断兴修水利设施，使得县城周围的农业发展起来，从而进一步巩固县城作为基层统治中心的地位，使清朝在地方的统治更加稳固。当一个个坝子都以这样的方式兴盛起来后，连坝成片，清政府彻底完成了对云南全省的整体性统治。
四是官方在清代云南水利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首先，大多数水利工程的兴修都有官方力量的参与和指导，甚至很多还有赖于政府的拨款或官员的捐助才得以顺利完工。其次，各水利设施使用和管理制度的订立，通常都会报经官方批准、备案存档，以获得官方认可的形式确立其合法性、权威性，一旦出现纠纷，地方官仍是化解纠纷、裁决水利事务的不二人选。最后，众多官员兼水利职衔、承担发展水利的任务，也充分说明官方在清代云南水利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清代云南水利发展促进土地和人口规模扩大
自康熙年间开始，由于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地方水利，加上云南官员励精图治，云南水利工程数量就在逐渐上升，乾隆年间达到顶峰状态，之后数量上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直至清末。大量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和使用，对云南地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一方面，随着水利工程的增加，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和灌溉。康熙二十四年（1682），云南全省田地64817顷66亩余；康熙三十年（1688）云南全省田地72988顷32亩余。雍正二年（1724），云南田土64114顷95亩[30]。雍正十年（1732），云南全省成熟的民、沐田地79732顷73亩余[31]。乾隆十八年（1754），云南总计民田69499顷80亩余[30]。乾隆三十一年（1767），云南民田总计83363顷51亩余[32]。道光七年实在成熟民田83744顷41亩[30]。道光年间以后，云南土地因战火摧残，大量荒芜，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到清末才有所恢复。但从整个清代云南田地面积的变化趋势来看，当水利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大量耕地得到开垦的时期。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清代云南水利大发展，才使得云南的大量耕地得到开发利用，从而促进清代尤其是道光以前云南农业发展。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水利发展促进清代云南农业进步，使得清代云南人口有所增加。《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人丁为117582，康熙二十四年（1685）人丁158557，雍正二年（1724）人丁145240。“人丁”数系指承担国家兵役和力役的丁男，不包括老幼和妇女，单指在册应役的男性青壮年，也不包括土司统治地区的户口和隐逃人户。依照倪江林先生的回测法，这三年云南人口分别应为1270174人、1712804人和1124180人。道光《云南通志》《案册》载：乾隆十三年（1748）有民屯男妇1946173人、二十三年（1758）为2022252人，到乾隆三十七年（1768）有民屯男妇2224234人，嘉庆元年（1795）为4088252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至6067171人。道光十年（1830）云南全省有“民男妇”4809391口，“屯男妇”1743717口，合计6553108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6%。另据道光户部清册统计，道光二十年（1840）云南人口约为7019000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全省人口约为706.6万人，此后缓慢增长，道光三十年约有737.6万人，平均每年净增3.5万余人。
咸丰元年（1851）云南人口为740.3万，咸丰五年（1856）达到752.2万人。光绪十年（1884）锐减到2982664人（广南、镇沅两县未编入在内）。主要原因是咸同年间的战争使大量人口死丧流亡，致使人口数大幅度下降。《续云南通志稿》说，云南自咸同军兴后，30余年间无人口数字记录。光绪十八年（1892），全省人口恢复到1202万[33]。显而易见，清代云南人口变化情况，基本上与云南水利工程数量变化成正相关的态势，云南水利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使得云南人口能够得到稳定发展。清末动乱使得大量水利工程被毁，百姓离乡背井，农业遭到重创，加之战火戕害，使得云南人口锐减。
（三）清代云南水利管理制度的全覆盖
从政府层面的水利职官制度来说，清代为实现对地方水利管理的全覆盖，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地施行水利兼衔制度。大量的同知、通判、典史等官兼署水利职衔，兼衔水利的官员一度接近地方文职官员总数的50%，达到一个很高的比例。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的施行，实现了国家对基层水利的直接管控，有利于政府主导地方水利发展。在政府治理之下的乡村社会，作为水利事业最直接的受益区域，同样建立起完善的基层水利管理制度——水长制度。农村基层构建的水利管理制度，包括由地方公推绅耆组成的水长制度，乡村社会公同定立的水规、分水制度等，共同构成清代云南乡村水利管理制度，尽管这些制度带有乡村自行订立的特点，但在实际纠纷调解中却能得到官方肯定和支持。
另外，水利工程的修浚有大修和岁修的规定。按照清代官方规定，河道的治理，每年一次修浚称为“岁修”，每六年一次的修浚称为“大修”，但云南地方水利工程和河道治理，除岁修外，通常三年进行一次大修，以保障水利设施安全[34]。水利经费方面，除政府有稳定拨款以外，地方官员、乡绅、平民也积极出资水利建设，更建立起稳定水费地租制度，为清代云南水利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四）水利工程的修建极大地改变了云南的生态状况
从水利对地方环境的影响来看，清代云南水利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水利形势却日趋严峻，水利工程维护压力越来越大。清代玉米和马铃薯等山地作物种植逐渐在云南推广开来，特别是马铃薯在高寒贫瘠山区的广泛种植，促进云南耕地面积扩大[35]。大量山地开发，加上粗放耕作方式，使得山地农业不可避免地带来水土流失。一旦遇到大雨，山水裹挟大量泥沙汹涌而下，冲到平坝之中，掩埋各府州县在坝区修建的众多闸坝堤堰河道，灾害频繁爆发，加剧修筑水利设施抵御灾患的压力。元明修筑的水利工程确实发挥重要作用，当时维修疏浚周期较长，灾患次数不多、频率不高。到清代中后期，各地水利工程兴建不久就连遭毁坏，泥沙淤塞、河身变浅，许多地区成为水患频发区，水利工程新建者少、疏浚维护者日增、疏浚周期日益缩短[36]。如此一来，云南水利工程的维护压力就越来越大。
（五）水利与云南政治相互影响
政治和水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稳定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才有力量为投资水利事业、兴建水利工程提供充足资金。同时，随着水利发展，大量土地得到开垦，粮食供给充足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对政府统治的长治久安作用巨大，当双方处于良性互动之时，必然会造就繁荣。相反，一但出现政治动乱、社会不稳定，政府和民间都无力投资水利，大量田土抛荒、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之时，必有水利急剧衰落的局面出现；而水利设施的破坏，必然带来农业经济的凋敝，最后将加剧政治不稳定。从整个清代云南水利发展与地方政治的互动情况来看，也正好印证以上观点。
清初统一云南之时，面临云南长期动乱、百废待举、民不聊生的局面。大量水利工程被毁坏，农业生产极度衰落，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正因如此，蔡毓荣和其继任者的筹滇策略，主要集中在发展社会生产、兴办水利、恢复农业经济和社会稳定上。平定“三藩之乱”同样使云南水利事业遭到破坏，大量河道淤塞、沟坝坍塌，致使田亩毁坏、地方社会经济再遭重创。咸同年间的云南战火频仍，同样对水利造成破坏，农业凋敝。相反，自康熙中期以后，直至道光前期，由于云南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快速发展，各方面事业都有进步，水利事业更是蓬勃发展，成就裴然。总之，清代云南水利发展与地方政治关系密切，凡是政治稳定时期，云南的水利都能得到发展，社会经济也益趋繁荣；一旦政治动乱，则水利事业也遭到重挫、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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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清代南盘江流域云南水利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QN2017035）。
作者简介：吴连才（1980－），男，云南石林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边疆民族史、云南水利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