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萍 | 方国瑜先生与敦煌学研究
方国瑜先生治学严谨、斐然有成，被誉为“滇史巨擘，南中泰斗”。学术界多将其学术贡献归纳为中国西南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整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和中国民族史研究三个方面。事实上，当代人较少关注的是在方先生三十岁之前，他是研究汉语史、音韵学的专家。对方国瑜先生在中国敦煌学方面的研究及成就，方福祺撰《方国瑜传》虽有涉及，但未做专门论述。方先生在音韵学方面的建树为当时中国敦煌音韵学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认真研究方国瑜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学术成就，不仅有利于对方先生学术遗产的全面认识，而且对于当今敦煌学的研究发展也具有学术价值。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敦煌学发展的背景下，对方先生在敦煌音韵学研究方面的经历、主要内容及之后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做初步探索。
一、20世纪30年代的敦煌学
20世纪30年代，敦煌学正处于从发轫向初兴转变的阶段，资料来源方面不再局限于抄录伯希和等人的赠品及刊行的所藏文献。1925年刘复在巴黎抄录敦煌资料，后整理为《敦煌掇琐》，一些学者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寂等也效仿半农先生奔赴巴黎、伦敦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回国整理研究，敦煌学文献资料得以丰富。同时由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等目录著作的出现，使得“北图”所藏大批敦煌文献被利用起来，而向达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陆翔汉的《敦煌石室访书记》，及此后罗福苌与陆翔的《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等译著也为学者考察流失在外的敦煌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门径。文献的刊布范围越出了“四部书”，俗文学资料、语言文字音韵资料、社会经济资料以及官府文书的刊布，使研究者拓宽了眼界，为敦煌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敦煌学研究的范围也于此时期呈现出多元化研究的趋势，有关于归义军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王重民的《金山国坠事零拾》，孙楷第《张义潮变文跋》和《张淮深变文跋》；关于唐代法制文书的研究，其主要有王重民的五篇关于“唐律”和“唐律疏议”的短篇跋文，罗振玉《神龙删定散颁格残卷敦煌石室写本跋》，董康《残本龙朔（神龙）散颁格与唐律的对照》和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等文章；关于唐代俗文学的研究，如向达的《唐代俗讲考》、孙楷第的《唐代俗讲规范与其本志体裁》等；对文字、音韵的研究，如董作宾的《跋唐写本切韵残卷》、方国瑜的《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跋》、厉鼎煃的《读故宫本王仁煦刊谬补阙切韵书后》等；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涉及古代数学著作、医药、天文、历法等方面[1]；关于佛教经籍的研究主要是陈寅恪先生所写的一系列文章[2]；还有对唐代地志[3]以及敦煌艺术的介绍与研究[4]；等等。研究方法不仅是考证文献本身，写作简单的序跋、提要，还有利用新材料，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一定领域内深入的研究。
虽然20世纪30年代敦煌学的研究领域相对来说比较分散破碎，但从多方面探入的研究，促进了我国30年代的敦煌学的发展，取得的初步成果对于之后的学术研究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方先生此时正处于北上求学期间，方便接触“北图”所藏文献以及先师们从国外所带回的的敦煌音韵资料，有机会研读前辈们所辑录的音韵文献及相关的研究著作，而且能够比较及时地掌握敦煌音韵学领域的研究动态，将新材料贯入到他的实际研究中。
二、方国瑜初涉敦煌音韵学
1924年方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预科两年中对他影响颇深的是钱玄同先生的课程与治学方法，这为他之后在本科阶段主攻钱氏的中国音韵学沿革奠定了思想基础。1930年，方先生在钱师的鼓励下，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他在北大研究所的论文题目是《广韵声读表》，为了研究《广韵》，他考订了几种唐写本、五代刻本韵书，编成《隋唐声韵考》一书[5]。《广韵声读表》与《隋唐声韵考》均是在钱师的指导下完成，而《隋唐声韵考》集中体现了方先生研究敦煌音韵学的学术成果。
方先生秉承钱师“辨异同、明是非”“博学深思”的治学方法与“疑古”的思想，在考订唐写本与五代刻本韵书时广泛地搜集资料，参看前人的论述，由此更多地接触了出自敦煌的音韵学资料以及前人如王国维先生、董作宾先生等对于敦煌音韵文献考订的文章，研读之余饶有兴味者便着手写作以论异同，求得学林探讨辩论。
1921年，王国维先生得到伯希和教授所寄敦煌所出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的影照本后进行了仿写印行，并作跋文。稍后又撰写了《唐写本〈唐韵〉校记二卷佚文一卷》《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等文，首开敦煌韵书校录研究的先例。由于王国维对隋唐音韵学多有议论，故而方先生在北京求学时，所上音韵学、语音学等课程会涉及王国维先生的著作。方国瑜在读王氏之作的基础上，多次审査残存之书，每当观点存异时便向其请教。1930年董作宾亦为此残卷作跋，两位先生对《切韵》残卷的说论相异。方国瑜先生读罢王氏与董氏之文，有不相一致之处便作一跋文以供讨论，此即《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跋》。之后方先生又利用此资料对日本大谷光瑞所编印《西域考古图谱》中的唐写残韵书二纸之归属问题做了讨论。
刘半农先生的语音学是方国瑜在本科学习时深受影响的课程之一。正是在刘师的建议与指导下，方先生对纳西象形文字展开了新的探索，日后著成《纳西象形文字谱》（原名《么些文字汇》）一书。1923年半农先生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见敦煌石室所出字书残卷，并据以抄出，刊行在《国学季刊》上。方先生初读此文认为此本为守温增益字母之张本，刘师意颇谓然，以全稿借读，嘱为跋文，后方先生反复校阅，于1931年草成《巴黎图书馆藏敦煌三十字母残卷跋》，后将写稿请教于钱玄同与李方桂先生，先师建议要备足充分论据，后方先生家中变故，直到1936年才将此文付梓[6]。1925年，刘氏又在巴黎图书馆得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宗，将其编入《敦煌掇琐》。之后方国瑜向半农先生借阅此书，为其进行进一步的敦煌音韵学研究提供了资料补充。方先生于1932年为文跋故宫本《刊谬补缺切韵》，是年得刘师敦煌本，于是再次考校，跋文暂未刊印。其间方先生利用所得资料作得《隋唐韵书之渊源》一文。在研读刘师所赠《刊谬补缺切韵》本时,先生专门就故宫本和敦煌本进行比较，合两本写成《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讨论了两书的韵目次第、韵书多寡、训释详略等方面的差异，进而得出敦煌本与王仁昫原书相近，故宫本为改作本且年代在天宝之后的结论[7]。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钱玄同先生于日本得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页的照片（归法国图书馆），影印之后寄回北平，钱先生将此本示于方先生并嘱咐其考订此书。后方先生谨遵师嘱，反复考校，作跋文《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页跋》。
敦煌文献资料的不断刊印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述，为方国瑜做进一步的学术探索补充了文献资料。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方先生以王国维写本《切韵》、唐兰写本《刊谬补缺切韵》、蒋斧影印本《唐韵》三书，录其韵目，比较三者韵数韵次与四声相承，讨论其异同之处，后得刘半农抄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合之前所作，相加补正为文《唐写本三种韵书校目》以论述隋唐韵书制作因革。[8]之后方先生又以敦煌所出音韵资料写成《〈切韵〉〈唐韵〉序文校录》《隋唐音韵书目》等文。
方国瑜先生出于研究《广韵》，考校隋唐韵书而接触到敦煌音韵文献，同界董作宾、丁山、罗常培等学者曾专门对敦煌所出的音韵文献做了一定的论述。同领域的异军突起引起界内人士的注意，方先生的学术视线受到了影响，对出自敦煌的文献资料自不能仅仅止于用作论据，而先生于南京中央研究院的学习又拓展了其学术视野。方先生一些涉及敦煌音韵文献的文章是在1936年、1937年左右定稿付梓的，其间有因刘师物化而感念其教导，以完成之前未定之稿，也有回滇后方先生学术方向转为与云南相关的领域而欲将其音韵学领域的著述之作刊印的原因。方国瑜先生在离京居滇时多次聚会袁嘉谷等老前辈，袁嘉谷在宣统元年任京城图书编译局局长时，曾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抢救过来一批敦煌文书，后因离京去他地任职未能进一步接触敦煌文献，但是对于敦煌文献的价值势必非常重视，所以方先生与袁老极有可能会对敦煌文献进行相关的探讨。[9] 1932年至1937年间魏建功、厉鼎煃、蒋经邦等学者均对敦煌本韵书进行了研究讨论，这为方先生在审读原稿时提供了更多的学术参校资料。
方国瑜先生曾在《隋唐声韵考》的《自序》中写道：“……吾人幸而生今日，获睹前人所未经见之本，虽大都残缺不全，犹可考证其大体；隋唐音书述作，淹没已数百年，而大显于今日，诚此学之一大快事……学术愈加讨论，面愈近真。”[10]由此可以看出，方先生欲充分发掘敦煌音韵学文献的学术价值，有着“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与探求学术真理的追求。
三、方国瑜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者对敦煌所出音韵学残书的探讨主要是对陆法言《切韵》及切韵系统韵书和四部书音义的研究，另有考察我国古代方言音系。[11]方先生主要是对前者进行了一番考证。先生多用多种韵书对照分析的方法，发掘韵书发展规律以确定文献的归属与所作时代。
（一）对敦煌所出三十字母的讨论
刘半农先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巴黎抄出伯希和所得敦煌石室写本2011号残卷，其内容为三十字母及论音数事，其中一残卷署“南梁汉比丘守温述”八字无标题，后刘先生收入《敦煌掇琐》，诸知音得阅此本者，谨抒其见解，以供学林探讨。
罗常培先生研览此书后，作《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认为此书所载为守温所创三十字母,且考证后认同守温为唐末沙门，但对残卷所记“南梁汉比丘”中“南梁”之地的考证尚存疑，罗氏将此文与伦敦博物馆所藏之敦煌唐写本《归三十字母例》相较，“观其总数与标目相同，认为守温作三十字母而非三十六字母，所谓三十字母为宋朝时人所增益”[12]。方国瑜先生于刘半农处得全钞本，细审后作《巴黎图书馆藏敦煌三十字母残卷跋》。方先生览尽相关文献，与罗氏观点不同，认为“此残卷乃守温引舍利字母而附论音数事，以明三十字母当益为三十六，即守温制三十六字母之张本”[13]，并对残卷内容作了考订分析，认为此本内容是根据《切字要法》所作。《通志·艺文略》与《玉海》均有记载守温所作《三十六字母图》，而后方先生考订《音韵日月灯》《同文铎》《切韵考·外篇》《音叙略提纲》并对比柴绍炳所举舍利三十字母之声字与此残卷内容，直观便知此残卷所列字母当即舍利之作。方先生以残卷中论音三事[14]说明“守温增舍利三十字母以外之帮、滂、奉、敷、床、娘六母之迹，可见于此残卷，而舍利制三十字母，守温增为三十六字母”[15]。
对于守温的年代所属，方先生引钱竹汀《十驾斋养新录》与《崇文总目》中对守温为唐人的记载，进行考订，并根据残卷中所见对“反”的避讳[16]，推出守温时代已在唐末叶。此外，方先生认同罗常培先生对守温为唐末人的考证，并以自己考证的敦煌出土五代刊本韵书残叶文献为张参《唐广韵》且韵书中有此残卷所引的宣韵为补证，以示守温为唐末人。
残卷共三截，方先生对其中一卷署“南梁汉比丘守温述”中“南梁”之地的考证，是根据《新唐书·地理志》中对河南道汝州梁县设于贞观元年（627年），终唐之世不废的记载，推测此地即为“南梁”，又考《元和郡县制》认为称“南梁”为别唐世铜梁、夏梁诸县，或沿用古称。
在对此残卷所载之字母与英国敦煌博物馆所藏《归三十字母例》中所记字母进行比较研究后，方先生与罗先生的结论相同，两本所具字母与标字均同。又因两本优劣有差，知非一本之分置两地，由此便知三十字母曾经通行，三十六字母之先已有三十字母之说，亦确有所本。先生列切字要法与《归三十字母例》之文于文中，指出《切字要法》所举五十六字与《归三十字母例》相同者便有三十一字，若无因袭，必不至此，从而证明归三十字母是据《切字要法》而作。
（二）对《切韵》及切韵系统韵书的研究
民国十年(1921年)秋，王国维先生得伯希和所赠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所出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的影印本，先生仿写印行，并为残卷作跋文，展开了切韵学研究的序幕。陆氏《切韵》自宋《广韵》盛行后，隋唐诸韵书遂废，湮没千载有余，宋以后公私书目均未著录。此残卷一岀，学者深为注目。方先生为此残卷作跋文之前，除静安先生外已另有丁山先生、董作宾先生为此文作跋，个中见解不一。
方先生以金人韩道升《五音集韵序》与清方东树《说文双生叠韵谱序》中对陆词审音创书的记载补证王国维先生所论“唐书《经籍志》《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切韵》五卷作者为陆慈应作陆词，即陆法言”[17]一事。丁山先生在讨论此三种切韵残卷时，态度谨慎，并不断定任意一种残卷的归属。董作宾先生与方先生均认同王先生所说《切韵》残卷的第一种为陆法言原本，第二种为长孙讷言笺本，而三位先生在第三种残卷的归属上产生了分歧。王先生以第三种与第二种有注训不同之处，而谓第三种为第二种的删减本，但董氏与方氏均认为删减本可删注却没有削去韵字之理，第三种非第二种之删本，为此董氏从多个方面进行辩难，方先生认为董氏辩难之处甚是。而方先生并不认同董先生所谓第三种为郭知玄所作一说。董先生以“第三种为郭知玄笺于久经传抄之陆氏《切韵》，而非长孙氏笺注之本。”[18]方先生认为董氏既说“郭氏笺于已加字之《切韵》”[19]却未明是何人，因第三种韵字不与第二种同即言郭氏未据长孙氏，此等论说有些强词；后先生根据《广韵·序》对郭知玄朱笺三百字的记载与此残卷所加之字比较，发现两数字相差甚远，且先生认为第三种韵字少于第二种所以不应在第二种之后；而后先生又对董氏所谓郭书“特有之体例”[20]进行辩难,认为董氏之说并不可靠。随后方先生则从韵字多寡、全书字数增加及注训三方面考订证明“第三种残卷出于第一种之后第二种之先，即于陆法言之后，长孙讷言之前”[21]，“第三种韵书据第一种（即陆法言《切韵》）的增加本”，而“第二种亦未据第三种，乃据再经增订之本”[22]。方先生认为王氏与董氏之说不能成立，因为“不细审内容”[23]，导致时代先后的错误产生。方先生并没有考订出第三种残卷具体为何人所作，毕竟韵书层出不穷，《广韵》行时《切韵》废，而所获乃残片，且去今已千年，揭开真相的全部面目已非易事。之后蒋经邦先生在方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考订，以为切韵残卷第三种“盖即'伯加仟一字'本，亦即长孙氏笺注之蓝本”[24]。
方先生对王国维先生所录日本大谷光瑞所编印的《西域考古图谱》中的唐写残韵书亦有研究。方先生以之前考订的《切韵残卷》三种中第二种长孙讷言笺注本与此残卷相对照，取其并存之字研读，发现两书并存之字的注音与韵字不同，长孙氏本所有者，该残卷无，以此二证来辩驳王国维先生的“此殆长孙讷言笺注之陆法言《切韵》”[25]一说，并得出“《西域考古图谱》所录韵书二纸,非长孙讷言笺注《切韵》，且为长孙氏以前之本”[26]的结论。方先生认为王氏之误是因其当时“盖尚未得法国伯希和教授寄敦煌韵书影照本”，先生还对王氏所录《西域考古图谱》残韵书中的韵字进行了校对补正。此外，方先生又从韵字及注训两方面考证，认为此二纸韵书“与敦煌本《切韵》残卷第三种最为相近”[27]，但并不知是否为一本。
民国九年（1920年）罗振玉印行了内府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民国十四年（1925年），刘半农于巴黎图书馆抄得敦煌石室所出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方先生曾为文跋故宫本《刊谬补缺切韵》，后合敦煌本作跋文。方先生对比两本，一本精致，一本粗劣，考《说文》等说字之书与目录文献以证“王仁昫即王仁煦，作《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当即此书”[28]，考订王仁昫之序，得知王仁昫作此书为正陆法言《切韵》之失，补其所未逮，且其体例为朱墨分别，不相杂厕，进而对此两本进行比较分析判断而今二本均为后人重写。[29]王国维先生曾作《书内府所藏王仁昫切韵后》，刊入清华大学《国学论丛》，以该书卷首题三款相关王仁昫、长孙讷言、裴务齐三人及相应身份且有王仁昫、长孙讷言二序，故认为王仁昫书作于长孙讷言［仪凤二年（677年）］、裴务齐之后[30]。方先生研读中发现两书中“世”“治”两字的避讳与否及注训，“旦”“隆”两字于两书中均不避讳；考证其自序与本书中均提及仁昫为衢州信安县县尉的衢州之地行政区划的改置；以之前所考证出的敦煌所出切韵残卷之长孙讷言本为参考，分析其体例；考证仁昫自序作书源起，唯称及陆法言《切韵》，无一语涉及长孙讷言与裴务齐，诸如此类的细审研究，方先生得出“仁昫作书于唐太宗之世，在长孙讷言、裴务齐之前”[31]。“故宫敦煌两本并仁昫书，两本一为原注，一为后人抄录”。“敦煌本写录于高宗朝”[32]等结论。而后，方先生从韵目韵次、韵字韵数、两书训释等多方面考证出：“故宫敦煌两本王氏书，一本在前，一本在后，且敦煌本与原书最为相近，故宫本为裴务齐援用长孙氏书注于仁昫之书。”[33]之后厉鼎煃先生与蒋经邦先生分别对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作了考订与跋文，部分观点参考了方先生之文，如厉先生文中以五事说：“二本之非出一时一手”，“至于韵部次第之异，方君文言之甚详。”[34]在讨论两本渊源与先后问题时“故宫本所具原本在前，敦煌本在后，而故宫本为裴务齐《正字本切韵》在更后。”[35]这与方氏所说一致。而蒋氏认同方先生“考订王氏作书在贞观年间，其说是也。”[36]不同于方先生认为敦煌本近于仁昫原书,而蒋先生从四方面论证“敦煌本为仁昫原书”[37]，且“非裴氏之书”[38]。方先生通过考订《广韵·叙录》《四库提要》等文献对孙愐、裴务齐、陈彭年等韵书作者的记载，得知裴务齐所改之本在天宝之后，即在故宫本之后。方先生以文中载长孙讷言序而未载裴务齐序为据否认静安先生认为此书为仁昫原书之说。方先生在此文中不仅考证方法独到，而且其补定韵目之法也值得称道，特此一叙,“上、去、入三声中韵目间有残蚀不辨者，由韵字考订补之。若韵目韵字并缺，用陆目四声推定补录。通过合计韵数而推定标目。文中对王书四声每韵下悉注所见韵字或全、或残或缺。”[39]通过补正韵目方先生发现“裴务齐氏变更仁昫原目，并非颠倒错置，当自有条理。”[40]经改后“入声配置于平上去三声之正确，为陆法言王仁昫所不及”[41]。因为敦煌所出韵书多为残卷，所以补定韵目之法对于研究敦煌所出韵书是不可或缺的，方先生将此法也频繁用于其他韵书的考订之中。
方先生根据故宫、敦煌两宗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卷首列韵目，卷中对吕静、夏侯咏、阳休之、李季节、杜台卿五家韵部的记载，录出此数家韵目于《隋唐韵书之渊源》一文中，并以两本互相补正以观六朝韵目之异同。方先生于此文中考订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韵目为陆法言所作，并研究了陆法言制韵的体例[42]，且由此韵目得“韵书之制作，时代愈后而韵目愈加详细；诸家制韵，不尽依前修所作也，其于立部，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吕韵时已分四声”[43]等结论。这对于研究音韵学，探讨韵书渊源及脉系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吴县蒋斧购得一部韵书，并为跋文先考此书为《唐韵》，后考为长孙氏本，之后又考为陆法言《切韵》原本，《国粹学报》影印发行，莫有定论。后王国维经过详尽考订，举八证断此本为孙愐《唐韵》。[44]方先生以敦煌发现的陆氏书为据，韵部与敦煌本相差甚远，断定此残书非蒋斧所说为陆氏原书。而后方氏又以《切韵残卷》第二种与第三种为参照本，指出蒋氏所指残本中因有韵字所袭长孙事例而为长孙书，得此例不具代表性，后书抄录前书不在少数，却不可谓原书。方先生认同王国维先生所论此书为孙愐书，并以“该书的引书大体与孙《序》相符”[45]而补正王说。王氏据式古堂所传项子京藏《唐韵》，与魏鹤山所传《唐韵》所载诸本，一一推断，得出孙韵有开元、天宝两本的结论。[46]方先生亦以为是，但先生以孙愐后序“只言增引书入注，而未提及分部，认为魏鹤山所见之本非孙愐书而是抄录孙《序》，名为《唐韵》者”[47]。方先生于此书中还审定了唐人书写改误之法[48]补充了唐韵书研究的内容。
方先生以《古逸丛书》本《广韵》叙录所载陆法言《切韵·序》、长孙讷言《切韵笺·序》、孙愐《唐韵·序》三篇为底本，以敦煌出土的文献及其他文献[49]为校本作了《切韵》《广韵》序文的校录。方先生以不同文本内容相互补正校对，除明显有误之处，其存疑之地并不妄改而是附注自己所改或所疑。先生对《切韵·序》《切韵笺·序》和《唐韵》的校录，有利于后来学者了解此类韵书的著作宗旨、撰写经过、编写体例，而且也益于人们对韵书内容的认知与切韵系统的研究，是件嘉惠学林之事。
方先生已为王国维先生影写敦煌本《切韵残卷》、王仁昫的二宗《刊谬补缺切韵》及蒋斧先生所得孙愐《唐韵》作跋文，而三种韵书虽为一脉相传之作，其间因革，也令先生注目。清代学者多说《广韵》及《唐韵》，《唐韵》即《切韵》，陆法言所定，后人不过增纽及字。方先生见敦煌本的韵书后，经过系列的研究，发现韵书几经改作，“韵部之数与次，并非全部一致”[50]。方先生以此三种韵目合而论之，讨论隋、唐、宋韵书因革的大体轨迹。方先生分别将三种韵书与《广韵》中可考的韵目与韵字列表于文中，其中先生将前三种韵书的各个版本以相应的方式加以合并。方先生将四种韵目中的韵部多寡、入声之配置、韵次之参错三项分别进行比较发现：“《刊谬补缺切韵》多出《切韵》，《广韵》多出《唐韵》均为二部，且都是分部而多出，而《唐韵》《广韵》多出《切韵》《刊谬补缺切韵》十一部，亦是分部而多出者。”[51]四书的各卷韵次“平上去之二声均同，平声易次，上去亦随之易次，上去易次者，平声也随之易次，而诸所相异的是入声的次第与配置。”[52]《切韵》的人声与平上去并不相配[53]，方先生追其原因疑似“未经整齐之，或为法言时代最近者所抄而离乱之，王仁昫、孙愐亦沿其误，故宫本《刊谬补缺切韵》为裴务齐所改之作，经其改易，平入相配，颇有条理”[54]。而四部韵次之项，《切韵》与敦煌本王仁昫《切韵》同，《唐韵》亦当一致，但敦煌本王仁昫书与《广韵》相异。静安先生认为“韵次出入者疑为魏晋时期的理论”，古音不通，导致韵次分歧。方先生举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以证《切韵》中的韵次安排是因为些许韵字“古音可通，而唐、宋音始不可通。”[55]导致有所出入，且《切韵》与《广韵》相比更显创者多疏阔而因仍者易精。
《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叶跋》一文指出敦煌所出土的《广韵》残卷实为唐张参所编《唐广韵》，且为宋修《广韵》的底本。方先生利用此书与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夏竦《古文四声韵》、徐铉《改定韵谱》、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唐韵》等文献，意义对照考校，从韵目部次之项，“此书韵次，与陆法言、孙愐为一系，其韵数与夏竦所用韵书为最相近”[56]。而与李舟之后的《广韵》等书相异。方先生在确定此书此刻版本之后，推测此书的字数。又根据封氏《闻见记》《切韵残卷》第二种陆《序》，长孙讷言《序》及孙愐《唐韵序》对各个韵书韵字字数的记载，多相对比发现“此书韵字之数，约得二万五千字，与《广韵》最为相近，较《切韵》增多一倍有奇”[57]。方先生又取《唐韵》与此书两存之韵部校读，观其切语用字与注释，推定此书是作于太和七年（833年）之前，又根据古文献中对雕版摹印之术的记载[58]，且有静安先生之说，认为此书“作于天宝十载（751年）之后，太和七年（833年）之前，其镂版为五代时所为”[59]。此后方先生援引《广韵》所载景德四年（1007年）的敕牒与大中祥符元年的敕牒，梳理分析后以7事说明《广韵》前有一“旧本”，且《广韵》乃据此而修，随后先生又假定此残书为宋《广韵》底本，又以7事（旧本特征）相互对质得《广韵》底本疑为此书。方先生认为：“《唐广韵》为诸《切韵》体系的书最后出，故韵目及韵字较其他书分部最多，则《广韵》为名，是增广之意，唐字疑为宋人所加，以其为唐人作，且重修《广韵》，据此为底本，故别成为《唐广韵》。”[60]
方先生在考订完敦煌所出诸《切韵》体系的隋唐韵书之后，责成《隋唐韵书部目次第表》一文，校各韵书韵数韵次与四声相配之异同，复合韵目列为一表，并注其次第与韵部之有无。
方先生于1937年作《隋唐音韵书目》，讲自己所了解的隋唐诸韵书清理著录。先生于每韵书后录其尽知版本，且对所载之书中的标注亦加以录入，之前学者对韵书的考订研究结论无论先生认同与否，均录之，有不同意见者，于文尾标注。对于佚名氏的韵书，作者会以自己的研究表明其特征。方先生所列诸韵书或全、或疑、或残、或佚，均加以著录，并加简注以说明，各韵书的参考价值一目了然。这为后起学者研究音韵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也推动了敦煌音韵学的发展。
方先生所作系列敦煌音韵学文章，对文献内容进行了考订校勘，分析文献所载韵书的作者与时代，对陆书切韵系统韵书的来源及演变进行了厘定工作。方先生的此系列文章探讨了隋唐韵书的发展情况，作于1933年之前，考证精细，爬梳缜密，结论谨慎，是先生在音韵学以及整个学术生涯中较早的学术成果。方先生在敦煌音韵学方面的成绩对其完成广韵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先生之后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但是其早期在音韵学方面的研究与成果仍贯入到先生所作的其他学术领域中。
四、音韵研究对方国瑜后期著述的影响
方国瑜先生的音韵学知识在其后期著述中所得到的应用涉及面太广，限于本文篇幅及笔者学识粗浅，仅就目前所见资料加以梳理，在此略作说明。
方国瑜的《隋唐声韵考》是20世纪研究隋唐声韵的传世之作，方先生在此书和《〈广韵〉声读表》的基础上写成《广韵声汇》一书，是研究隋唐音韵和汉语史的创新之作。马裕藻教授评价此书“纵观全书，颇多心得”，“允为创作”，“近代研究音韵学者，对于古声类之探讨，颇有长足进展，其有赖于此书之资助者，当非鲜浅”[61]。此书得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导师们的一致肯定，同声赞扬。
方国瑜是研究纳西文化的重要学者，他在研究纳西族历史与文化时，音韵学的基础为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方国瑜所著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被章太炎先生称为是研究纳西历史文化的先导。在此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部分，方先生以“’双舍’为’寻升’之转音”[62]，又通过文献中对“双舍”地理位置的记载来推定唐代么些族的居住之地域及其迁移轨迹。
正当方国瑜先生在音韵学、汉语史、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上渐入佳境时，我国的西南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深沉的爱国情怀，促使方先生从音韵转向界务。后应袁嘉谷邀请于云南大学执教,开始了对西南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研究。先生早年知识储备的广博，特别是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的训练，使他在此后的历史研究当中独树一帜。
方国瑜在《么些民族考》的“么些之名称”部分中，摘录了取自各种古籍文献中对纳西族20种不同的称谓并一一考说，方先生以“第一音异写诸字并读’明'声'歌''麻'韵，第二音诸字虽以今之音读不尽一致，乃古今音变使然。”[63]并进而考证“些”音的古今音读转变，“与'沙’'娑’'苏’'梭’音读相近，至今称其族为'摩梭’，其族名称自古未改。”[64]而在“么些民族远古之推测”部分中，方先生举么些音与白狼音[65]对照，音读多相同或相近，又以阴阳声之差异，全浊声之有无等音韵学知识判断白狼语与今么些古语相近。
“南诏大理时期的语言问题是南诏大理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因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民族史与民族语言学两门学科，是一个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课题。”[66]方先生以其兼具语言学与音韵学素养的优势，对南诏的年号问题有过精彩的论述。南诏后期曾改国号为“大封民国”,方先生认为：“封字当读帮，与'拜''僰'同声相近，是洱海地区的一族，以族号为国号，故称'大封民国[67]。其详细的解释在《略论白族的形成》的“各族系结合为一个共同体”的部分中，“'封’字应读'帮’，重唇声，唐以后始变为轻唇声。又'封’字当读如'白’或'僰’，汉语'封’'僰’有阴阳声之分，而洱海地区语言阴阳声不分（即韵读无随声，此古羌语，后彝语支各族音读多如此），故汉字阴阳声而混为一者甚多”[68]。并由此考证洱海地区各族系融合为一族之过程。
方先生在考证六诏地名之邆赕诏时，以“《广韵》'赕，吐滥切’，'澹，徒滥切’，并在阚韵,声纽透、定亦相近，则赕、澹为同音异字，又越、邆字形近，疑传抄之误，疑'越澹’即'邆赕’”[69]。并进一步确认其地在邓川。
方国瑜在学术研究转向西南史地、文献及研究之后，其音韵学的知识仍会以佐证而被应用，而此不止限于对西南民族的研究著述中，更多地涉及中国西南名物的考定。由上可见一斑，凡此种种不在此赘述。
方国瑜的敦煌音韵学研究是其音韵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在此阶段，方先生所确立的理论与方法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外，尽管后来方先生的学术方向有所改变，但曾经的音韵学研究对其日后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他的学术生涯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五、结语
方国瑜先生于北上求学期间，纵观四库典籍，广及海外译著，钩稽故实，发微阐幽，为当时的学术界所重视。方先生当时主攻音韵学，而20世纪30年代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刊布为先生研究隋唐音韵提供了文献上的支持。方国瑜先生通过多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对敦煌所出的韵书残卷进行了内容上的考订校勘，并进一步推测韵书的所属时代及其作者，理清了陆法言《切韵》系统韵书的来源及演变，并对所知韵书进行了校录，惠及学林。对隋唐音韵的研究催生了《广韵声汇》这一音韵学的传世之作。尽管方先生后期转变学术方向，但是音韵学的知识仍不为所弃，为其考证中国西南名物奠定了基础。
刘丽萍（1991—）,女，山东德州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原载于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14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7～338页。
[1] 李俨对敦煌石室所出算数进行了初步研究，主要文章有：《敦煌石室〈算经一卷并序〉》《中算书录》《敦煌石室〈立成算经〉》等，他不仅详尽介绍了敦煌石室所出算书的资料，还详细考证其算经的源流和算书的时代，特别指出了唐代边地的算法、记法和筹法的地方性特点。范凤源《敦煌石室古本草自序》、朱仲翰《敦煌古本草之考察》和范行淮《敦煌石室六朝写本本草集注序录残卷校注》，这些文章就敦煌所出的唐孟诜《食疗本草》和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对我国敦煌草本文献的研究有着先驱性的建设。写本日历的研究也随着敦煌文献的刊布有了进步和发展。罗振玉在《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辑录了三件敦煌历日，王重民等人从海外抄录、拍摄了部分敦煌日谱资料，资料的增多使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变化。这方面的文章有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章用《敦煌历疑年举例》、夏元《汉室敦煌农历之考证》、董作宾《敦煌写本唐大顺元年残历考》等。见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160页。
[2] 陈先生擅长将对比论证的方法运用到研究探索中。先生主要是利用多种文本对佛教的经籍进行考校勘定，并利用经籍所载内容研究相关历史事件，如《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冋疾品演义跋》《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武墨与佛教》《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箕藏汉合璧校释序》《斯坦因Khara—Khot。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等。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 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共19种），载《国粹学报》第78期，1911年4月，第2～4页；后收入《刘申叔遗书》第63册，南宁武氏校印本，1934年，第19-22页。见卢秀文《敦煌学编年（二）》，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第117页。1935年我国学者陶希圣收集中日书刊中有关敦煌户籍丁籍的资料，编成《唐户籍簿丛释》，发表在《食货》半月刊特辑上。刘师培考证敦煌文献《贞元十道录》（编号P.2522）,论述此地志所属时间并详述了此志的体例和价值。1936年南宁武氏刊印《刘申叔遗书》，刘氏提要收入第63册，并增入大量小注为之考释。向达的《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以《沙州图经》为名著录。见屈直敏《近百年来敦煌地志文书研究回顾》，载《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74页。
[4] 1931年9月，中国学者贺昌群在《东方杂志》28卷10号上发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该文对敦煌艺术产生的原因、风格源流、主要内容、开凿年代及与内陆云冈石窟的关系等作了初步探讨，此外还对斯坦因获取的敦煌遗画作了介绍与研究，为以后的敦煌艺术研究作了开拓性工作。1932年梁思成的《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刊登出来，此文首次对敦煌建筑作了介绍和研究，对千佛洞现存的窟檐作了风格特征和制作时代的分析。见卢秀文《敦煌学编年（二）》，第116页。向达于1940年将一曲谱的照片从法国带回中国，称之为《敦煌唐人大曲谱》。1936年至1938年，罗庸、叶玉华二氏首次揭出敦煌P.3501号字谱与唐俗舞“打令”之关系，他们认为此敦煌残卷为行酒令的打令谱。《唐人打令考》中特立一题："敦煌舞谱释词”，对舞谱的时代（定为晚唐、五代）及舞谱中的动作作了解释。P.3501残卷为莫高窟敦煌舞谱写卷的两帙之一，两帙均为残本。该卷系一长卷，中无断裂，前无总题，起自《遐方远》谱，止于《凤云归》谱，末端残阙，共存六名十四谱（即《遐方远》五谱、《南歌子》一谱、《南乡子》一谱、《双燕子》一谱、《浣溪沙》三谱、《凤云归》三谱）。见柴剑虹《敦煌舞谱的整理与分析（一）》，载《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第84页。
[5] 方福琪：《方国瑜传》，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6] 方国瑜：《巴黎图书馆藏敦煌三十字母残卷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533页。
[7] 方国瑜：《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晌〈刊谬补缺切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页。
[8] 方国瑜，《唐写本三种韵书校目》，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页。
[9] 宣淑君：《袁嘉谷与图书馆》，载《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第141页。
[10] 方国瑜著，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11] 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第130页。
[12] 罗常培：《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1年第2期；亦见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3] 方国瑜：《巴黎图书馆藏敦煌三十字母残卷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4页。
[14] 方先生以文献中所体现的类隔、定标及四声轻重例三项来说明守温增三十字母为三十六之事。所谓类隔，舍利三十字母已立端、透、定、知、彻、澄六部，以隔舌头舌上音，守温认为帮、滂、并、明与非、敷、奉、微也应当各立一部以隔轻重唇音，此事吕介孺所谓温首座增舍利三十字母外之帮、滂、奉、敷可以证明。所谓定标，守温认为同一韵之二纽为双生，须分别而后正也，有二等三等之分，于辨音不便，认为应该将“床”从"禅”部分离，另为一部。所谓四声轻重例，先生考古音娘母归泥，舍利三十字母有泥无娘，守温认为须分泥出娘，由于残卷已残蚀，未名原因。见方国瑜《巴黎图书馆藏敦煌三十字母残卷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第525～528页。
[15] 方国瑜：《巴黎图书馆藏敦煌三十字母残卷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8页。
[16] 戴东原《声韵考》曰：“唐之际避言反，而改曰切。”又唐玄度《九经字样序》曰：“其声韵，谨依开元文字，避以反言。”见方国瑜：《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叶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页。
[17] 王国维：《书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切韵后》，载《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8页。
[18] 董作宾：《跋唐写本切韵残卷》，载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第7页。
[19] 董作宾：《跋唐写本切韵残卷》，载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第8页。
[20] 董先生指出郭本的特有体例：1）其“新加”无反语，皆同上音，此事《广韵·序》中有记。2）郭本所引《说文》多订正字形而非增补训释。3）长孙本引《说文》时为“按《说文》，郭氏引《说文》时为’案文，，或直称'说文见董作宾《跋唐写本切韵残卷》，载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甘肃文化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21] 方国瑜：《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页。
[22] 方国瑜：《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页。
[23] 方国瑜：《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
[24] 蒋经邦：《敦煌本王仁晌刊谬补缺切韵跋》，载《国学季刊》，1934年第3期；亦见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第35页。
[25] 王国维：《陆法言切韵断片跋》，《观堂别集》，第8页，《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26] 方国瑜：《〈西域考古图谱〉所录唐写韵书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页。
[27] 方国瑜：《〈西域考古图谱〉所录唐写韵书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页。
[28] 方国瑜：《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晌〈刊谬补缺切韵〉跋》，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第422页。
[29] 宫本墨写，每韵首字朱书，纽字下标数，亦间用朱笔。凡是朱笔，乃校者所添缺或改误。而方先生又引蒋斧本《唐韵》的体例，亦是每韵首字朱书，所以该本虽有朱书，但已非王仁旳原例之“旧本墨写，新加朱书，兼本阙训，亦用朱写其字”之旧也。且故宫本平声上每韵有增加切纽者，均注“新加”二字。见方国瑜《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晌〈刊谬补缺切韵〉跋》，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第422～423页，第435～436页。
[30] 王国维：《书内府所藏王仁昫切韵后》，载《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9页。
[31] 方国瑜：《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32] 方国瑜：《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页。
[33] 方国瑜：《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页。
[34] 厉鼎煃：《敦煌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考》，载《金陵学报》，1934年第2期；亦见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第28页。
[35] 厉鼎煃：《敦煌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考》，载《金陵学报》，1934年第2期；亦见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第29页。
[36] 蒋经邦：《敦煌本王仁旳刊谬补缺切韵跋》，载《国学季刊》，1934年第3期；亦见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第30页。
[37] 蒋经邦：《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载《国学季刊》，1934年第3期；亦见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第31～33页。
[38] 蒋经邦：《敦煌本王仁旳刊谬补缺切韵跋》，载《国学季刊》，1934年第3期；亦见项楚、张涌泉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第33～34页。
[39] 方国瑜：《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页。
[40] 方国瑜：《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页。
[41] 方国瑜：《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42] 陆书制韵体例：（1）陆书韵目注诸家或同或别，并定取舍曰”今依某，则可知陆于某韵取于某家。（2）陆氏主张宁失之于分，而不失之于合，所称“今依某”者，皆取其“别”，无一取其“同”。（3）陆氏韵目所注更有诸家同而注今别者，则陆氏于诸家外所增也。见方国瑜《隋唐韵书之渊源》，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页。
[43] 方国瑜：《隋唐韵书之渊源》，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44] 王国维：《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载王国维著《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3～16页。
[45] 方国瑜：《蒋斧藏唐写本〈唐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页。
[46] 王国维：《书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韵后》，载《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1页。
[47] 方国瑜：《蒋斧藏唐写本〈唐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48] 唐人书写改误之法：（1）韵字笔误，未削去，附注以说明。（2）凡字注训笔误，点示其去。（3）字误而旁正之。见方国瑜；《蒋斧藏唐写本〈唐韵〉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岀版社2001年版，第452～453页。
[49] 敦煌本《切韵残卷》第二种所载陆法言、长孙讷言二序。故宫本王仁曲《刊谬补缺切韵》所载长孙讷言序。《敦煌掇琐》下辑韵书序甲本所载陆法言《切韵·序》。《敦煌掇琐》下辑韵书序乙本所载陆法言、长孙讷言、孙愐三序。《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八所载孙愐《序》。韩道昭《五音集韵》所载陆法言、长孙讷言、孙愐三序。见方国瑜《〈切韵〉〈唐韵〉序文校录》，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
[50] 方国瑜：《唐写本三种韵书校目》，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页。
[51] 方国瑜：《唐写本三种韵书校目》，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475页。
[52] 方国瑜：《唐写本三种韵书校目》，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页。
[53] 《切韵》入声自十六《锡》至三十《德》之十五部，错乱更甚，细审缘由，也不能更改而得有条理的次序，因其未曾与平上去之相配而安置其次序。《切韵》入声疏于审音，以十五《薛》以上各部言之，入声配于阳声可无问题。平声附声ng对人声附声k,平声附声m对人声附声p,《广韵》尽相合，而《切韵》自十六《锡》以下，按次配于阳声，有平声附声m而入声附声k者，有平声附声ng而入声附声p者。见方国瑜《唐写本三种韵书校目》，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8页。
[54] 方国瑜：《唐写本三种韵书校目》，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8页。
[55] 方国瑜：《唐写本三种韵书校目》，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2页。
[56] 方国瑜：《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叶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6页。
[57] 方国瑜：《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叶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页。
[58] 朱昱《猗觉寮杂记》：“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国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小学字书”。叶梦得《石林清话》引柳现《序》：“中和三年，在蜀阅书肆所鬻字书，率雕本”。参阅方国瑜《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叶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页。
[59] 方国瑜：《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叶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页。
[60] 方国瑜：《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叶跋》，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61] 林超民：《文章惊天下道德著春秋——方国瑜教授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载和仕勇主编《纪念方国瑜先生文辑》（上），云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62] 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63]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
[64]《广韵》中，沙（所加切）读审（二等）声麻韵，些（写邪切）读心声麻韵，娑（素何切）读心声歌韵，苏（素姑切）读心声模韵，梭（苏末切）读心声戈韵，音读并相近。今音沙、娑、苏、梭，犹与古音近。《广韵》些字又见于个韵，曰“楚语辞，苏个切”，见于《霁韵》曰“苏计切，楚音苏个切”，至元《中州音韵》些字在车遮韵（西嗟切），而歌麻韵无之，则当时已无歌麻之音。元以后些字之音改从夕声，而作□，则用明代丽江音，从及声至于作荻则妄也。惟初用些字在唐代，当读歌麻韵。么些之些字当时音读如娑。见方国瑜《么些民族考》，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65] 《白狼歌诗》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作都》，朱辅上疏曰：“白狼王唐敢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因其为远族之语，辞意难正。后田恭译其词语。李贤注曰：“《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方国瑜在文中录出歌诗三章的汉译与夷言。见方国瑜《么些民族考》，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66] 杨文辉：《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载和仕勇主编《纪念方国瑜先生文辑》（上），云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216页。
[67] 方国瑜；《南诏名号考》，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68] 方国瑜：《略论白族的形成》，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69] 方国瑜：《两爨、六诏地理考释》，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