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杂谈诗词阅读（三六）
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公元1206年，分散于蒙古草原上的各游牧部族在铁木真（成吉思汗）的领导下握成了一只强有力的拳头，三年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积三代人共七十余年的浴血苦战，他们先后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定南诏，下江南，终于建立了一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一》），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元帝国。
由于这个大帝国的主宰是属于少数民族的蒙古人，而在统治过中国全部或局部较大范围的诸少数民族里，蒙古人的民族意识最为强烈，对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态度比较消极，又由于元朝上层贵族集团长期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压迫，在经济上实行民族掠夺，故而其赫赫武功虽远迈乎汉唐，而彬彬文治却大逊于两宋。
尽管如此，他们治下的子民毕竟是占全国户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他们无法凭借权力强行腰斩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汉文化传统，因而，汉文学的创作在元代仍然继续着，发展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词也不例外。
读元词，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她在题材和内容的取向上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
盛行于唐、五代、北宋的那些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热门主题，多为适合歌妓的莺吭燕舌而创作，随着词乐的消亡而被釜底抽薪，冷落了下来；唱彻了南宋和金末词坛的那些横戈跃马、请缨报国的高亢曲调，本是民族战争之刀光剑影的产物，随着海内的混一，也如红炉沃雪，匿去了踪迹。与元代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应，元人笔下的好词，大都集中在隐逸、山水、怀古这三大部类。元代的著名词家，鲜有不同时或分别在这三大部类中搴旗拔垒、登坛拜将的。
隐逸之词，历代多有，但只是到了元代，才成为词坛的主要创作倾向。个中原委，一言难尽。大抵当时民族歧视严重，竟作蒙古、色目（西域及欧洲藩属各族）、汉人（北方汉族及契丹、女真）、南人（南方汉族）四等之分；文士贬值尤甚，至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笑之谑。是以汉族知识分子之于元朝统治集团，或因感情隔阂而不愿合作，或因仕进无门而不得合作，或因备受倾轧而不肯合作到底，一时间避世高蹈、屏迹幽居之风蔚然以成。明乎此，则我们对元词中充溢着的田园情调、山林气息便不难理解了。
元代的隐逸词，按写法来区分，大致可划为两类。
“几时收拾田园了，儿女团圞夜煮茶”（魏初《鹧鸪天·室人降日，以此奉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此未隐之先、思兮慕兮之辞。
“兴来便作寻花去，醉时不记插花归”（刘敏中《最高楼》），“种株梅，移个竹，凿些池。添他无限风月，尽可著吾诗”（周权《水调歌头》），此既隐之后、优哉游哉之辞。
两类之中，自以后者数量为多，质量也较高。她们袒露了一种绝去机心、归真返璞、与大自然相契合的纯净的人性，并呈现出寓骚雅于冲夷、足秾郁于平淡的艺术特质。其间刘敏中、刘因、许有壬诸人所作，明洁醇厚，最为杰出。而许衡《沁园春·垦田东城》一首，写归隐后躬耕勤苦之状历历如绘，尤可弥补历来隐逸词中缺乏此项内容的遗憾。
诚然，此类作品难免也有因逃避现实而遭人非议的一面；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探讨，亦不妨另作斟酌。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元人之隐逸，从本质上来说何尝不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一种消极反抗？虽然“消极”，却毕竟是“反抗”，其隐逸词看似平和、超旷，骨子里正不知有多少牢骚、愤激，恰似彩照的底片，上面全是“负像”和“反色”，必待翻印成正片然后可观——读不出她们的背面文章来，那真是买椟还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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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盖竹山
章雪芳（浙江）
山盖青青竹，风描水墨图。
孤身随细雨，踩痛落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