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王二战时像纳粹德国投降，二战后还能做太上王

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一国的领导人遇到敌军兵临城下，却是只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君王守国门，为国死社稷。这第一种选择自然最为人称道，也最能鼓舞士气。但是这一种选择失败的几率也是最大的，更有些亡国之君最后一刻起了贪生之念，死社稷而不可得，做了阶下之囚。反而更为耻辱，又或者这君王如崇祯一般真死社稷了，无非落个非亡国之君而亡国的美名，对于社稷却是没有一点益处。

第二种：国土辽阔的国家如我国，君王可以选择“巡授”或者干脆迁都。而国小力衰的国家也可以选择避难友邦。当然这样的选择也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是流亡君臣怀卧薪尝胆之志，历经千幸万苦终于还都。第二种却是君臣都无力或不欲收复故土。偏安一隅终生或索性客死他乡。

这第三种，也是最耻辱的一种。便是眼见大军入侵，自知无力抵抗敌寇，又不愿意离别故土。只得与敌军签订城下之盟，筹建偏安政权，做他人的胯下傀儡。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遍及欧亚大陆。在德日法西斯最猖狂的头几年。许多遭受侵略的国家的领导人都面临这三项选择。这坚持第一项选择的英苏两国依赖天险自然最终反败为胜，其余弱小国家或有与国都共存亡的领袖虽则螳螂挡车，但也荡气回肠令人肃然起敬。

这选择第二种迁都或流亡海外的领袖。虽则没有第一种那般果决。终于邪不胜正，历经数年的努力，取得了战胜国的荣光。譬如那时被迫迁都重庆的我国，和在海外建立自由法国流亡政权的戴高乐。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战胜了法西斯强寇，跻身五大战胜国，一扫往日失去故土的耻辱。

而这第三种，选择签订城下之盟的领导人就颇多争议了。我国的两大卖国贼爱新觉罗.溥仪,和汪精卫之所以罪不容赦。是因为这二人都是由战争后方主动投奔沦陷区。向日寇投降，这种为一己尊荣向敌人投怀送抱的行为。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洗白和原谅的。

而欧洲的此类卖国贼，最有名的自然要属法国的贝当了。其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在德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组织筹安政权向德国投降。以风烛残年而做了法奸。倒也很有一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样子。虽然汪精卫投奔日寇也自诩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是贝是被动投降，而汪是主动投敌。贝在投降前已是法国总理，已经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而汪始终受蒋掣肘，长期屈居二把手，去沦陷区组织伪政权，自然难免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私欲在里面。所以贝当的罪行尚可宽谅，而汪的罪行决不容洗白。

除了法国以外，还有许多欧洲国家在二战前期沦为德军的胯下之奴。这其中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选择了与德军签订城下之盟，而非君王死社稷或流亡海外。二战之后，盟军大胜。对于这样一位选择苟安的君王如何处置，成为了一件极富争议的话题，就是今日如何看待这个向敌军屈膝苟和的君主仍然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利奥波德三世生于西元一千九百零一年。尼德兰地区是比英国更早实行议会制度的国家，所以二十世纪初出生的利奥波德三世所保留的君主权利不会比虚君共和的英国多多少。他四十岁前的事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临近不惑之年的时候，利奥波德却无法继续做他的太平天子，因为纳粹德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了。

西元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战爆发。强横的德国很快横扫欧洲大陆。被称为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尚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向德国屈服。蕞尔小国比利时自然不是强德的对手。大军压境，比利时君臣无非两种选择，第一种弃国流亡，第二种与德国签订城下之盟屈辱求和。

敌军压境，自然有不少政府要员选择流亡海外，组织流亡政府。令人没想到的是利奥波德三世作为一国之君，国民的精神领袖，居然放下身段，愿意留在国内。与德军签订城下之盟，收拾残局。可逃而不逃，利奥波德选择了自受其辱。自然纳粹党徒对于这样一位国王以为奇货可居，倒也不过分为难他。而是挟国王以维持傀儡政权。利奥波德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屈辱傀儡生活。

不过三，四年的光景，纳粹德国便已由盛转衰。很快盟军就反攻到比利时境内了。故土的收复，对于利奥波德这个傀儡国王而言说不上是好是坏。一九四五年，美军将其从德军手中救出。那时的欧洲左派思想泛滥，对于君主制度多有共和派提倡废除。何况利奥波德这样留有老大黑案底的国王自然共和派是废除声一片。

好在国民对于利奥波德三世的筹安行为保持了相当的谅解。西元一千九百五十年，近六成的国民赞成保留利奥波德的国王身份。但是此时的利奥波德三世很有一种万方有罪，罪在寡人的负罪感。没有脸面，也没有心思在担任国王，索性让世子博杜安承嗣大统，而自己做了太上王。别说闭门思过的利奥波德身体还挺硬朗。做了三十多年的太上王，直到西元一九八三年才薨。

既然善良的比利时的百姓多数原谅了这位曾向敌人投降的国王，我们也不能苛责利奥波德三世是比奸，卖国贼。什么事都是要有人做的，而万方有罪，罪在寡人的利奥波德最终选择了大家最不愿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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