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12月师友赠书录（二）韦力撰
《京都味道：寻找一缕时间的手艺》，张志雄著
九州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理想国曹凌志先生所赠。曹先生在微信中说：“这位作者跟您一样，也是用脚实地走一遍（全球），不同于一般的书斋书。受作者之托寄上听您指教的。”我得到该书后，略一浏览，即感到张志雄的视野比我广阔得多，因为我的文化遗迹寻访仅局限于中国一地，至少目前如此，而他则是踏遍全球。
记得几年前偶尔在电视上瞥到一眼，是董卿在主持一个访谈节目，被采访者在民国年间离开大陆前往台湾，董卿问他原本是哪里人，老先生冷不丁的一句：“小地方，北平人。”当时董卿一时语噎，不知如何回答，我真想越俎代疱地替她回一句：“北平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但若站在全球视野来说，敝国只处在地球的东方一隅，我不妨化用那位老先生的语句：我的寻访区域很窄，只是中国而已。但即便如此，多年的寻访已经时时让我有力不从心之感，而张志雄先生果然志如其名，正如本书的代序名称为《“走读全球”系列缘起》。
本书封面折页上有作者简介，前两段为：
一个当代中国人，如果也像前辈奇人徐霞客一样，知行合一，而独力撑起“孤独星球”般的全球走读系列，东西世界，南北半球，那我们同时代的“探索发现故事”又见证了新的一位：上海人，张志雄。
多年如一日，他以堂吉诃德般的疯狂和投入，不计成本，不为功利，做着一件事——“走读全球”。
张志雄是上海人，原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任《上海证券报》专题部主任，又做过《财经时报》副主编、《价值》杂志主编等，从这些履历上看，张先生完全是位财经人，然而他却能“迷途知返”，成为了一位“地球自游人”。
作者在《缘起》中写道，他从2003年开始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浏览，并写相关游记，后来又两次去美国，写出了《来去美国》一书，该书的特点是专写美国的国家公园和博物馆，对于后者，作者尤其看重，他说现在的艺术品拍卖主要是指投资，很少考虑艺术性和观赏性，对于博物馆的价值，作者称：“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不仅是GDP的数据，还有许多文明的指标，其中一个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博物馆。”而后作者又作出了这样的比较：
而中国最好的博物馆，也就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上海博物馆吧，无论它们的藏品是多么的精美，但它们是单一文明或文化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又是一个大国，这样的模式持久下去，是很难真正做到文化创新的。
张志雄又谈到了他到以色列游历的过程，他说为了此行搜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发现不少人写以色列的历史时，都有偷梁换柱之处。
这本书的内容，则是专写作者在日本京都游览的经历。我首先惊叹于作者的摄影技巧，书中的插图大多很精美，能够感觉到这是媒体人的视角，第二个感慨之处则是作者以讲故事的口吻来讲述他的经历，而将故事背景和相应的历史化入文中，并不做掉书袋式的引用。然我在写寻访之文时，却总是执念于前人的论述及今人的研究，必以注明出处为后快，在可读性上远不如本书。想来这也是曹凌志先生赠我此书，让我学习的良苦用心。但是曹先生忽略了尺短寸长，对我而言，要写出如本书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显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若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照片，更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但我不绝望，也请读者有耐心，等着我如蜗牛般的一步一步往上爬。
《致文学》，《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纪念册，《北京文学》创刊号复制本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2020年出版
此均为北京民俗研究专家侯磊先生所赠，他在微信中告诉我说：“我现在在《北京文学》杂志当编辑了，我们就是北京作协的杂志，当年一直由老舍先生担任主编。今年9月刊我们出了创刊70周年纪念专号，会附赠我们杂志1950年的创刊号影印版。创刊号上刊登有老舍先生的《龙须沟》以及《王瑶卿访问记》《戏剧改革问题座谈会》等，挺有史料价值的。”
《北京文艺》创刊号复制本乃是小32开，繁体竖排，其字号之小让我怀疑是否为原大，但其复制得颇为逼真，看来那时的读者比今人视力要好很多。《致文学》同样是小32开，里面所收文章均为《北京文学》作者所写纪念该刊70周年之文，有意思的是，书前附有一篇漫画作品，内容是一篇稿件在《北京文学》的完整之旅，可见在该刊上发一篇文章，不止是作者写作功夫要硬，还需要一系列的过关斩将才行。纪念册乃是在该刊发表过作品的名家，比如梁晓声、贾平凹、刘绍棠、张辛欣、毕淑敏等重要作家，同时有孟繁华所写长文，系统地介绍了《北京文学》创刊70年的历史。
从此文中了解到，《北京文艺》乃《北京文学》的前身，创刊于1950年，主编是老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一周年，百废待举，老舍、赵树理曾穿街过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实地考察天桥群众文艺活动，当时的天桥是一个杂耍场，有说书的、说相声的、卖唱的、耍杂技的等等 ，老舍想以群众文艺活动来改造北平旧文艺，但是想法变成现实并不容易，因为工农兵作家的来稿要经过认真修改，林斤澜说：
修理稿件原有“择菜”一词，俗云“择到篮里都是菜”。编辑部里有位才女编辑，她说是“择草”。工农兵作家捧来一抱乱草，知识份子编辑在里面择出野菜，红烧清炒，以工农兵名字上席。
但是，即便这样的野菜，也经常供不应求，到发稿时实在挑不出好的稿件，赵树理就会自己写稿，也会催促其他编辑写稿。到了1951年，《武训传》公映，文艺界和知识界对此评价不一，但是《北京文艺》刊发了杨雨明、端木蕻良的《论〈武训传〉》，为此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故该刊在1951年11月20日被要求停刊，直到四年后，《北京文艺》重新创刊。
再次创刊的《北京文艺》仍然由老舍作主编，他在发刊词上强调，在文字上《北京文艺》将力求通俗，同时“在内容方面，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反映在总路线的照耀下，首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各方面的现实生活与斗争，歌颂这斗争中的新人新事，批判保守落后。”
此后的《北京文艺》发表过一些重要作品，比如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浩然在1956年于该刊发表处女作《喜鹊登枝》，而后成为了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生活的著名作家，对于他的那两部代表作，孟繁华在文中评价说：
《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对阶级斗争夸大的书写，确实存在问题，文学史和批评家对此有大量评价，但责任是否都应当由作家浩然来负，或者浩然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对历史的情感记忆不能替代对历史合理的评价。
后来，浩然有十年时间担任《北京文学》的主编，该文还提到在这特殊时期，此刊发表过两篇“名动天下”的文章，一篇是从维熙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另一篇是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孟繁华说：“这两篇成为了那个时代'引蛇出洞’的代表事件。”孟繁华在文中引用了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的所言：
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
同时从维熙还讲到了：
直到反右的锣鼓敲响之后，在《北京文艺》刊出的批判我俩文章的编前话中，我才管窥到这是编者有意导演的戏剧。编前话大意如下：我们是有意让这两株毒草出土的。只有让毒草出土，才易于辨别，继而除之，云云。对于批判我和端木蕻良同志，我并不十分介意；对于引蛇出洞的阴谋，我非常恼火。稿子是你们来人约的，原来是为了张网捕雀。
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多本从维熙先生的小说，直到几年前方见到从先生本尊，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李辉先生给从先生过80大寿。参加祝寿会的大多数人我不认识，相识的只有绿茶先生，记得还有梁晓声和梁鸿。那场祝寿会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从先生听我讲述不能喝酒的原因乃是晚上要吃安眠药，他爽气地跟我说：“我吃安眠药40年了，酒照喝，你也要喝。”而后指着旁边的一位女士说，不信你问她。经李辉介绍我方得知，这是从先生的夫人，她是一位医生，老太太很认真地问我吃什么安眠药，而后详细地给我讲解吃治疗失眠的药物并不会影响神经，闻其所言，让我既喜又忧，喜的是可以大胆的吃了，忧的是再也无法给自己的笨找借口。
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祝寿会的高潮，从先生站起来与另外几位老先生齐声高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原来他有那么好的嗓音，并且中气十足，只是未曾想几年之后，李辉发来消息，从先生去世了。同时李辉发来他在医院看望从先生的照片，我看到从先生依然精神饱满，除了背景是病床，以及静脉注射的针管外，看不出即将驾鹤的样子。而今在这本纪念册上读到他写下的这段话，不禁让人感慨良多。
因为《北京文艺》刊发了《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在1969年于狱中被迫害致死，《北京文艺》也在1966年5月再次停刊，1971年12月《北京文艺》再次复刊，并更名为《北京新文艺》，此后该刊一直延续至今，上面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对于该刊，孟繁华总结为四个特点：形象正大、引领风潮、扶持新人、锐意创新。同时他总结说：“《北京文学》70年的历史，是中国当代文学70年历史的一部分。如果简约概括《北京文学》70年历史的话，那就是——风雨七十载，风流大道行。”
《温州历史文献集刊》第五辑，温州市图书馆编，卢礼阳主编
黄山书社202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卢礼阳先生所赠，他在本书的卷首语中讲到，该辑刊创刊于2010年，此后的六年间出版了四辑，从2015年底暂停出刊，为此各地读者多次催问进展，于是有了第五辑之成，以此不负读者诸君的期盼。
第五辑分为九项内容，第一项是专题，专门谈论玉海楼三代主人的著述和生平资料，另有日记、书札、年谱、考核等多项内容。玉海楼乃是温州地区最著名的藏书楼，因保留完好，早已成为了爱书人的朝圣地之一，我也曾两度前去探看该楼，故这部分内容最令我感兴趣。
该专题首先列出了玉海楼第一代主人孙衣言所撰《永嘉学案》原稿点校本，该稿现藏温州图书馆。一年前我到温州图书馆举办讲座时，参观了该馆善本书库，在库内看到不少的玉海楼旧藏，其中之一就是孙衣言的这部书稿。该文的点校者潘德宝在提要中谈到，孙衣言所撰《永嘉学案》原稿没有收录到《逊学斋文钞》和《续钞》中，新近出版的《孙衣言集》也未收录该文，从内容而言，此稿似乎是针对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而来，潘德宝认为，该稿“意味着另立学统”。可惜该稿仅存一卷，否则的话就能系统看到孙衣言的学术观。
本书另收有潘德宝标点的孙衣言与陆心源手札四通，大藏书家之间的通信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因为从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与藏书有关的掌故。孙衣言在第一通手札中谦称：“乡居僻陋，鲜有藏书。既不能尽识先辈为学次第，又恐年代久远，放失益多，颇欲蒐集永嘉学者之书，俾存什一，而杭、扬兵燹之后，各本羽化，物色更难。”
玉海楼藏书足够丰富，但孙衣言却说自己所处之地藏书甚少，同时谈到准备搜集永嘉学者之书，以此来表彰乡贤，但是太平天国战争使得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大多化为灰烬，致使搜集乡贤底本更加困难。而后他又提及，听八千卷楼主人丁丙说，陆心源的藏书楼内有两部永嘉人著作，所以他希望能够得到底本，信中又提到了他对官书局所刻书的看法：“近来各省书局，但刊习见之书，而仅存秘本，未有能为传刻者，恐久而愈少。前晤雨生中丞，力从臾其刻丁氏丛书，闻渠处颇多未见之书，亦恐示必能行耳。”
看来孙衣言还是追求难得一见的秘本，但当时官书局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接续被战争割断的文脉，故所刻书大多是以往可见的儒学类书籍，然这种做法会使得珍本更难寻觅。
对于陆心源刊刻的丛书，孙衣言在第四通信中谈及：“儿辈每于沪上购书，辄见新刊丛书甚富。又闻插架逾十万，表幽阐微，望益努力，当与渌饮、斧季诸公并美千古。”这里孙衣言说，儿子常在上海购书，多次见到潜园所刻丛书，同时又听到陆心源藏书达十万卷之多，为此深表欣羡。
关于孙衣言的儿子，人们所熟知者当然是孙诒让。本书内收有清无名氏撰、何伟点校的《日记佚稿》，此稿虽然仅存四页，却详细记载了同治元年太平天国攻打永嘉、瑞安、平阳的具体经过，该稿中有一句“孙学士派侄孙诒穀率团进至潮漈街，迎战失利，孙诒穀被戕。”日记的点校者何伟先生在这句话的小注中写道：“孙诒穀（1838-1862），字稷民，县学生员，孙诒让之胞兄。太平天国进攻温州时，协助叔父孙锵鸣操办地方团练白布会，抗击金钱会，最后在与太平军的激战中战死。”
由此可知，孙学士乃是指孙锵鸣，而孙诒穀乃是孙诒让的哥哥，与太平军作战时战死，只是孙衣言在给陆心源信中谈及到上海购书的儿子，不知是孙诒穀还是孙诒让。这篇日记残稿还记载了当时战争的胶着状态，比如：“十三日，发逆数万，由横山攻扑瑞城，勇团协力击退。是时观察冒雨巡城，通身尽湿。”同时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些清军内讧的情况：“平阳县城陆提溃兵造谣，诈称贼至，文武仓皇出走，纵放监狱，平阳县亲勇抢掠署内钱物，居民顷刻一空。”在战争年代，受害的永远是百姓。
孙诒让乃国学大师，研究他的文献甚多，而本书内所收陈守庸撰、洪振允整理的《我所认识的孙仲容先生》一文，记载的更为真切详尽。该文前面的按语中讲到：“此文为陈守庸先生暮年回忆之作，系迄今为止与孙诒让有共事关系者最长而最细的一篇回忆，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此文曾发表在1985年2月《温州文史资料》，但当时只刊出了原文的一半，本次则全文刊发。陈守庸有一度在孙诒让身边工作，故该文中有许多细节描写，比如谈到孙诒让的容貌时称：
先生貌清癯，额广而高，生成儒者气宇，与人谈话，操温州口音，辄口吃，期期艾艾，不能出诸口。若操北方音，则又甚爽利，斯亦奇矣。目近视，看书辄数行下，过目能成诵，是其天资迥异常人矣。
这段记载颇为有趣，孙诒让是温州人，然而他说温州话却极不利落，若说北方话，反而十分爽利，为什么会这样，陈守庸未作解释，他也只是觉得很奇特。同时他提到孙诒让近视得很厉害，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能一目数行，过目成诵。但是，文中提到的另一个细节却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先生平时著书，遇有应援引他书以资佐证时，如所引段数过多，且其书非孤本，随时可以购得者，辄将所需要段落剪下，粘贴于著述稿内，事半功倍，藉省抄写之烦。故其生平著书特多，然皆于事前搜罗资料极富，而天性颖悟，一经寓目，其取舍抉择，已瞭然胸中矣。
在传统的概念中，藏书家都是极端的敬惜字纸，对破坏书籍之举不能容忍，但是孙诒让却在著述之时，烦于大段的抄录原文，于是对一些寻常可见之本，直接将需要的内容剪下，然后贴在著述稿内，以此减少工作量。这种作法我也听闻过，并且寒斋所藏的一部钱钟书批校本，书内就剪掉了不少，但钱先生毕竟是学问大家，对藏书并不措意，而玉海楼乃著名的藏书楼，孙诒让竟然有这份达观，想来很多人都会感到意外。
陈守庸在文中还谈到孙诒让先生的开明，比如在他的推动下，瑞安地区成为了温州各县最早的妇女放足之地，同时他还看不惯当地人出门必坐轿，于是劝导一些富户从上海购买来一些人力车，依照上海出租章程，在温州实行。看来孙诒让的开风气之先，还表现在了给当地引进出租行业。
总之，本辑刊内容丰富，总体上都是有关于温州的历史资料与文献，于此无法一一述及，能够读到这样一部有用的史料书，还是要感念卢礼阳等先生为嘉惠士林所付出的努力。
《枫下清芬：笃斋藏两罍轩往来尺牍》，李隽、吴刚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乃是责编南江涛先生所赠。从版权页了解到，此书印数仅1000册，编号发行，我的所得乃348号。该书为8开横式全彩印刷，每册带有插套，扉页和封底均印有“休休文库”字样，并注明策划主编为郑伯象。
本书前有李军先生所写引言，首先谈到了苏州大收藏家吴云的庭院：“进听枫山馆，如今并不容易，成了官办画院的所在，平日里大门紧闭，概不接待外客。”确如李军所言，吴云的庭院很难入内，二十余年来，我多次到苏州探访历史遗迹，其中几次前往该处，均不得入内，后来还是在宣烨先生的张罗下，终于找到熟人，让我一睹两罍轩真容。
关于吴云的收藏，李军在引言中予以了高度概括：
说到收藏，那两百本《兰亭》早在咸丰末年就因战乱散失大半。记得吴云在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遇到大诗人龚自珍的那个不肖子龚橙（孝拱）拿着家藏的欧摹宋拓《兰亭》册来访，展看之下，不禁让二百兰亭斋主人触景伤情，又不得不硬着头皮题了一段，说“《兰亭》帖二百余种，今已尽付红羊，所剩仅十之一二，尚多残缺不全”，说不出的苦涩，或许这就是为何听枫山馆中，只有平斋，不见二百兰亭斋。
其实任何藏品都是过眼云烟，没有什么能世世代代永宝之，正如吴云所藏的二百种《兰亭》，虽然藏品不见了，堂号也不知去了哪里。但二百兰亭斋却是不朽，凡是谈及《兰亭序》收藏，几乎都会谈到吴云。人生的境遇也会让吴云有着时不我待之感 ，故李军称：
息影吴下，以书画古籍金石碑版自娱的吴云，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陈介祺说他晚年著述一味贪快，力求速成，于是才有了《二百兰亭斋金石记》《两罍轩彝器图释》《两罍轩印存漫考》等传世，严谨的陈簠斋只留下一堆未定稿，散落各地。
李军先生真是解人，因为我特别能体会吴云晚年的心态，谁都想追求完美，但是上天不会告诉任何人明确的时间表，故不完美也是一种结果。吴云所藏手札，早已成为收藏家追踪之物，而吴云本人写给他人之信，因为有留底稿的习惯，故得以出版，李军在文中写道：“《两罍轩尺牍》是其中一种，此书刻本并不难得。昔日曾见过用红方格稿纸誊清的稿子，应该是当年付刻的底本，每通尺牍最后均附注日月，而今刻本已经删去，甚为可惜。更可惜的是，这部誊清稿早年散落，目下分藏在苏、沪两地，聚合无期。”
恰好，寒斋也藏有一册吴云当年的尺牍原稿，从中可窥得吴云做事之认真。
本书所收大多为他人写给吴云的手札，也有一些是吴云所写家书，对于这些手札的价值，郑伯象在编后记中写道：
太平天国的战乱，导致江南地区的经济秩序受到严重打击。从吴云与朋僚之间往来的信件，可以看出他对太平天国战乱的情报时刻关注，并对每次朝廷的措施和处理结果，多有讨论和评定。吴云生逢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最为动乱，从书信中可以直观看到他们最真实的焦心和痛苦，太平天国战乱成了这代人不可磨灭的群体记忆。
郑先生还关注到了吴云的书法问题，他谈到吴云乃是清中晚期帖学书法的代表。其实从他爱好收集翻刻的《兰亭序》就可窥得其旨趣所在。翻阅这些手札，既能看到吴云的书法之美，也能看到一些藏书家之间的交往，将这类史料公布出来，让相关的研究者各取所需，正所谓功莫大焉。
《陶瓷概论》，陈宁主编
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2019年7月第2次印刷
本书为江西高校出版社詹斌社长所赠，阅读本书，使我对中国陶瓷史以及制陶工艺有了概念性的了解。该书把陶和瓷分别来讲，关于陶的种类，首先是按泥料来分，比如泥质陶、夹砂陶等，按色泽装饰来分，则有红陶、黑陶等，按硬度分则有硬陶和软陶，按用途分则为日用陶和建筑陶等等，书中对每种陶都分别予以了简述。
对于瓷的概念，书中给出的定义是以瓷石或高岭土为原料，通过手工和机械加工的方式进行配料、成型等工艺，然后入窑，以1200度以上的高温焙烧而成的器物。按烧制温度，瓷可分为高、中、低三种釉。釉彩同样分为多种，最受人关注的应当是青花瓷，此乃高温釉下彩品种之一，它是用氧化钴的矿物原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然后罩以透明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
元青花最受收藏家青睐，而元代青花料分进口料和国产料两种，进口料就是人们常说的“苏麻离青”，主要来自西亚国家，该料属于“高铁低锰”，故制作出的青花瓷色彩浓艳，并且有铁锈斑点。国产料则属于“高锰低铁”，呈现出的图案色彩浅淡，没有铁锈斑点，这也是重要的鉴定依据。
第二种受人关注的瓷器应当是釉里红，这也是高温釉下彩，其制作工序基本与青花瓷相同，只是将制作青花瓷的钴蓝料改为了铜红料。另一种名瓷则属五彩瓷，该瓷又称硬彩瓷，中国传统的五彩瓷又分两种，前一种是釉上五彩，其制作方式乃是在已烧成的白瓷上直接用不同颜色的染料绘制图案，而后再入烤炉低温烘烧。另一种是青花五彩，其制作方式乃是在已成型的胎体上，用青花料绘制图案，之后再在釉上用彩色颜料将图案描绘完整，再次入炉低温烘烧。
老北京最流行斗彩瓷，这种瓷乃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绘相结合的一种瓷器，余外还有珐琅彩、粉彩等多种名瓷，这些瓷器以往大多可在故宫的瓷器馆看到，我曾经多次前往文华殿观看这些名瓷，致使后来在一些地摊上再看到官窑瓷器时，感到难以寓目。
通过学习本书，让我的一些感性认识得以体系化。而江西高校出版社在景德镇设有分社，专门出版与瓷器有关的专著，我到瓷器分社参观时，可以说是大开眼界，也许是这个缘故，詹社长有此书之赠。本书的策划编辑正是詹斌先生，这部书16开，铜版纸，黑白印刷，达282页之多，然售价仅48元，如此厚重之书，能定出这样的价钱，真不清楚该社是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