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四位诺奖大师的缘分
千里相逢，万里幸会，与其说是机遇，不如说是缘分——在我的人生生涯中，有幸走到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面前，时间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20世纪的中国并无诺奖获得者，因此四位诺奖大师都是美藉华人。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陈省身（1984年获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沃尔夫奖），李远哲（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四见陈省身
我与陈省身在北京先后见过两次，第一次在1984年10月。获悉陈省身夫妇来京的消息后，当时作为中国科技导报社总干事的我，陪同清华大学名誉校长、导报社社长刘达，前往北京饭店对美国《科技导报》创办人之一陈省身及其夫人郑士宁拜访和宴请。
刘达和陈省身十分投缘：两位惇德秉义的古稀老人既是同龄人，又都是清华人，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各自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宴请中，痛快而热心的陈省身不但应允继续担任新《导报》编委，而且在饭后挥毫自如，为《导报》题词：“传播科技信息，促进国家建设”。
随后，我又陪同中国驻美首任大使、导报社副社长柴泽民宴请陈省身夫妇。柴、陈两位老熟人忆昔抚今，谈笑风生。在他们谈话间隙，我问陈省身：“陈先生是杨振宁的老师，李政道的校友，他们二人对您都十分尊重。现在杨先生是《导报》创办人之一而且又是编委，不知您能否把李先生也动员进入编委班子？”柴泽民听我一讲似有不悦之色，对我说：“小谢，你不了解李杨结怨日久，已是水火不相容，你就不要为难陈先生了！”而陈省身略加思忖，却认真地回答说：“我可以尽我的努力做做工作，但不敢保证成功。”后来李政道果然表示愿意成为《导报》编委，是否也与陈省身在二人身后的推动有关呢？
再次见到陈省身是在1985年夏。由于国内的《导报》创刊号问世，我与导报社的蔡玉林同去天津南开大学拜访陈省身，请他对新《导报》过目并提出意见。陈省身热情地接待我们，而且与两个小字辈侃侃而谈，特别对我这个“小老乡”（这是陈省身对我的昵称，因为我们同为浙江人，一是嘉兴，一是绍兴）更有一种“他乡逢故知”亲切感。
1985年12月，我为联络《导报》的美国编委而孑身访美。在结束洛杉矶之行后的下一站是旧金山，我先打电话通知陈省身。定于次日出国的陈省身，并没有因日程安排匆忙而推辞，不仅欢迎我去，而且派他的弟子来机场径直把我接到伯克利大学。当晚，陈省身夫妇特邀林同炎、葛守任、林家翘、韦潜光等柏克利大学几位大牌华人教授夫妇为我接风，他们都是美国《导报》的编委。盛大的阵容和场面简直把我惊呆了，因为前来参加宴会每一位大师的名字，对我这个小学生来说个个都是如雷贯耳，能够与其中人一位见面就足以感到荣幸，而岂能承受得了他们几对老夫妇一齐出席陪同。这真是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会，也可称为我人生中历史性的一个晚上。留下的最大遗恨是慌乱中的我，竟没有想到乘机拍下哪怕一张留念照片。
席间陈省身向在座大教授们介绍了我的此行目的，并要我汇报《导报》复刊筹办进展，以及对大家积极供稿的期望。晚宴后陈省身夫人郑士宁驾车送我回住地，坐在她右座的陈省身还对我道歉说：“小谢，很抱歉，我年岁大了，自己不能开车，只好叫我太太开车了。”而其实他夫人并不比他年轻多少啊。
三晤李政道
两次与李政道晤面，分别在北京和纽约，都是为了《科技导报》。
第一次是1985年7月一天晚上，经我同学、中科院外事局干部李家祥的安排，我陪中国首任驻美大使、导报社副社长柴泽民及其夫人，在北京知味观饭店宴请李政道、秦惠䇹夫妇。就在这次宴请中，李政道不仅为了事业而不计前嫌，毫不犹豫地答应担任《导报》编委，还许诺愿为《导报》写一篇文章。我又得寸进尺请求李政道为《科技导报》题词，李政道痛快答应，不假思索地题下“以科技振兴中华，以导报引进改革”14个大字，使晚宴取得了圆满结果。
次年1月，我出访美国拜访《导报》编委，在纽约特去哥伦比亚大学拜访李政道。当我到达后，李政道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后，就坐在一起亲切随和地与我交谈。到了中午，他邀我与一起吃午餐，不过他带着歉意说：“我这里只有汉堡包，美国教授的午餐都是这样马马虎虎！”我说下午另有安排，就起身告辞。见我要走，他坚持要送我，实在无法推辞，我们二人遂边谈边一步步踏着台阶下楼（记得他当时的办公室在三楼），一直到楼下的大门口告别，还嘱咐我有时间欢迎再来。
1987年5月28日，是浙大老学长、中国核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王淦昌的八十寿辰。当晚我代表北京浙大校友会登门向王淦昌贺寿，进屋就瞅见早已坐在客厅的浙大老学长、被誉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李承仙夫妇。不一会突然看到李政道、秦惠䇹夫妇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原来他们是专程来为李政道恩师祝寿的，并且一进门立即“奉命”在纪念册上签名。有缘参加王淦昌的寿宴，更有幸目睹三贤欢聚一堂的一幕，特别是又一次见到李政道、秦惠䇹夫妇，我抓住这难得一遇的瞬间，摄下了多张珍贵照片。
二会杨振宁
1984年12月的一天，我从报上突然搜索到杨振宁到达北京的消息，赶忙给中科院外事局的李家祥去电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情况属实，我就要他帮忙能否让杨振宁腾出半天哪怕一个晚上时间，与我们导报社的北京社委见个面。他查了一下杨的日程，为难地说时间全部排满了。我继续央求他，因为杨振宁是美国《科技导报》创始人和金字招牌之一，能和他见面接上已经断了的线，对于《导报》在中国复刊至关重要。
李家祥查询到杨振宁在27日即当晚到北大演讲后，直接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就与他商量可否再挤进一个与《科技导报》社委见面的议程，得到了杨振宁的同意。我获此消息时已是傍晚，就紧急向刘达社长请示，并请求航空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志远立即告知办公厅主任董孝，在航空部楼内安排一间贵宾室接待杨振宁和社委们。与此同时我和王志远分头通知在京社委以及航空学会领导们前来参加会见，在匆忙地完成了一切工作后，我就借用刘达的专车赶到北大礼堂门口恭候杨振宁。
当我在北大礼堂门口接到杨振宁并陪着他来到航空部贵宾室时，已经晚上十时许了。在会见时，刘达介绍了《科技导报》复刊工作的进展情况，希望杨振宁继续支持即将在中国复刊《科技导报》并担任编委。刘达讲完后，我按他的要求向杨振宁通报了在广州编辑出版的假《科技导报》创刊号，还向他展示了盗用他和陈省身为顾问、千家驹为主编的假名单。杨振宁看后很生气，说我既不知道也不会支持他们。这次会见使我们终于联系上并得到了创刊人之一杨振宁的认可和支持，他还当场为《导报》题词：“祝贺科技导报复刊”。
与杨振宁的再度见面是在1986年4月科技导报社代表团访美期间。当我们到达纽约时，杨振宁设宴款待并亲自驾车来接我们，陪同宴请的聂华桐、潘毓刚也开来一辆车。我让导报社其他二人坐杨振宁的车，我自己与好友潘毓刚同坐聂华桐的车，餐厅是杨振宁预订的，由他带路。我们的车尾随着杨振宁的车，途中潘毓刚指着前面的车笑着对我说：“大陆出来的人真不懂规矩，两个人大大咧咧地坐在后座，让杨先生一人前面开车，简直把杨先生当做车夫了！幸亏杨先生了解你们，否则一定会生气。”我一看可不是，安然端坐在后座的二人，毫无觉察自己有何不当之处。
一谈李远哲
1985年12月我在伯克利大学访问陈省身时，真实地感受到了他在众多大师们心中的威望和影响。
当我向陈省身汇报了《导报》复刊进展情况后，提出想邀诺贝尔化学奖提名人李远哲参加《导报》编委会，陈省身立即起身把他叫来了。我与李远哲进行了个把小时的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导报》复刊工作的进展，并请他参加编委会。李远哲说工作很忙，而且已经担任了很多期刊的编委，礼貌地婉拒了我的邀请，但对《导报》即将复刊表示了热烈祝贺和期待。
遗憾的是，当时只有两个人在办公室内聊天，没有旁人帮忙同时也没有想到拍一张合影照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