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叔走了？！｜施展札记31

达叔居然走了，头一次有一种“爷青结”的感觉，心里真的是特别难过。

2月初赵英俊走了，当时我写了一篇小文“从崔健到赵英俊”以纪念这位刚刚“认识”的“老朋友”（从崔健到赵英俊 | 施展札记30）。达叔则是陪伴我青春成长至今的“老朋友”了，我曾经的叛逆、痛苦、欢乐、愤怒，在达叔和星爷的电影里有着太多的共鸣。

图｜1979年，《楚留香》中胡铁花一角让吴孟达一炮而红

网上查达叔的生平，他在70年代末期凭着胡铁花成名，但我对于这个角色实在是没有印象，更不知道他成名过快以致被欲望裹挟而沉沦，曾走到几欲自杀的地步。我对达叔的印象都来自他90年代前后十余年的电影，这刚好是一个介于崔健的80年代与赵英俊的10年代之间的时代。

我在“从崔健到赵英俊”的小文中曾经谈到，80年代的特征是，承认宏大叙事，我愿意陪你玩，但是你他妈自己得认真玩；赵英俊所表达的10年代意象则是，拒绝宏大叙事，我他妈才不陪你玩，你爱干嘛干嘛去。80年代有着强烈的愤怒，但同时有着明确的理想方向，所以愤怒之后并不困惑，人们通过一种宏大理想确认着自己的意义；10年代在愤怒、拒斥宏大之后，却陷入了虚无。

但是我们在达叔和星爷这里却丝毫看不到愤怒，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虚无；两个人以极富张力的方式联手回应了那个时代。

星爷以天马行空的无厘头解构着宏大意义，让那些空洞的大词显得可笑，某种意义上很像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达叔则以夸张的方式呈现着各种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呈现着小人物的算计、善良、纠结、感伤，某种意义上很像真实的我们自己。

达叔和星爷的合作始自1989年，这是个颇有意味的时刻，因为这正是冷战结束的那一年。

80年代的世界处在冷战之中，无论是哪个阵营，仍然充满理想主义。西方世界有货币主义革命，苏联有新思维，东亚世界里，中国有改革开放，日本富到可以买下美国，四小龙的经济已然起飞、民情则风云激荡，各个地方尽管追求的路径大不相同，但各自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满怀激情地期待着明天。

相当程度上，正是冷战才给了各方以强大的精神动力去追求这一切，因为冷战的底层不是政治-军事之战，而是理想之战。理想的活力，正来自于它的对手；如果对手是颓然无趣的，理想本身也会黯然干瘪下去。

崔健在80年代愤怒的嘶吼，正是在呼唤理想要振作起来，真诚地面对对手和自己。

1989年冷战的结束，也就意味着理想的对决的结束。对决的一方轰然倒地，另一方大获全胜。

图｜《窃听风暴》结尾处剧照

但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理想没有达成，而是理想达成了之后，你不知道该向何处去。这颇有点类似于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结尾处，在东德时期被国家机器折腾得痛苦不堪、难以正常写作的作家德雷曼，在柏林墙倒塌后又一次见到了当年折腾他的宣传部长，部长反问他，“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是你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可写的？人们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热爱，这就是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还有什么意思？”德雷曼默然无语。

理想的对手不在了，理想本身也就黯淡了。理想已经实现了，接下来还要追求什么呢？剩下的似乎就是无聊的吃喝拉撒。但吃喝拉撒怎能配得上理想？难道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吗？

人们当然不甘于这样，可曾经激动人心的理想到这会儿却像是一脚踏空了，它只能不断地重复自己，逐渐沦为空洞。理想如果不重复自己，又该去说些什么呢？但它越重复自己，却会显得越可笑。时代就此陷入某种精神危机，每个人似乎都在快乐地追求财富，闷声大发财，同时却在潜意识中陷入了惶惑。

星爷和达叔就在此时横空出世。星爷的无厘头极度夸张，把已然过时的理想的空洞性和虚伪性揭露得体无完肤，但伴随着对理想的嘲弄，星爷却走向了无根的漂浮；达叔的烟火气则隐隐地提供了某种基于人性本能的根基，尽管有算计，有纠结，但最终还是会用勇气和温情溶解掉各种虚伪相的外衣和无方向的火气。

星爷就像一个上面画着各种丑角的风筝，飞在天空中嘲弄各种大人物，嘲弄他们象征的理想；达叔则像是那根线，正是通过他的牵拉，才让风筝有所依凭，不至于不知所终。

无论是星爷还是达叔，他们俩的呈现都是极尽世俗之能事，与理想八竿子打不着，但却收获无数拥趸。这不是因为人们不要理想了，而是人们开始了一种新的追求，这种现象很像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一种精神过程，就是在理想虚伪化之后，肉体开始反抗精神。

理想之间的对峙，会促使理想不断自我强化，进而走向道德严苛主义。在起点上，道德严苛主义是要追求对精神的净化，途径则是对肉体的严格规训，以免欲望败坏了精神；但假以时日，目的会被手段所置换，因为内心是不可见的，道德严苛主义者没法考察每个人的内心是否足够纯净，便只好不断强化对可见的肉体的严格规训。

但道德的特征就在于，它必须是自发的，基于外在规训才能表现出的道德行为，在根本上就不是道德，因为它不是自发的，而是虚伪的。一旦走到这一步，理想/道德就全都败坏掉了，对这种败坏的理想/道德的反抗，就会从肉体开始。

肉体通过反抗精神，来表达一种新的精神。过去严格禁忌不许做的，现在偏要大张旗鼓地做；过去大肆鼓吹要去做的，现在偏要肆意地嘲弄它。

文艺复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世纪严格强调对欲望的节制，文艺复兴前三杰之一的薄伽丘写作的《十日谈》，则是各种小黄文的集锦；中世纪的绘画与雕塑，人物都是能穿多少穿多少，长袖头巾一丝不拉，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与雕塑，人物都是能穿多少穿多少，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文艺复兴通过对于欲望的歌颂，嘲弄着已经背弃了初心的道德的虚伪，但在这种歌颂与嘲弄的二重奏当中，肉体通过反抗而在努力追寻一种新的道德；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它在努力追寻道德的根基——真实，如果脱离了真实，所有的道德都是伪善。

星爷的无厘头和达叔的烟火气，共同地表达着肉体对精神的反抗。两人在各种荒唐乖谬中放肆大笑，但内心深处的认真与痛苦，还是会以各种方式挤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大肆搞怪的《武状元苏乞儿》，到刻骨铭心的《大话西游》和《喜剧之王》，莫不如是。

图｜吴孟达和周星驰在电影《破坏之王》的一幕

我们在这些电影中看到了时代，看到了自己。我们会跟着没心没肺地傻笑，也会跟着悄悄抹去眼角的泪花。

然而，历史倘若仅有肉体反抗精神是不够的。

以肉体反抗精神的先行者，不啻以个人面对整个世界，需要巨大的勇气，经历了生活的毒打之后我们会知道，勇气是第一美德。这种勇气会令人钦佩，会吸引他人追随，更多的人不惮于袒露自己的肉体，释放自己的欲望，以表达对于虚伪道德的不屑。

一旦释放欲望成为风气，则它不再需要任何勇气，只需要不断放低底线便是，社会由此便会陷入真正的堕落。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会开始重新追寻道德，甚至会走向一种新的道德严苛主义，不过这是经历了洗礼的道德，它重新获得了自己最重要的根基——真实和自发。整个社会因此会经历一轮精神上的涅槃，焕发新的活力。

图｜宗教改革中，正在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马丁·路德

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在文艺复兴的肉欲释放之后，会有宗教改革的道德严苛主义回潮，清教徒的冷峻严肃又催迫着天主教的自我改革，整个欧洲都在此过程中获得新生。

反观我们这片土地，肉体反抗了精神，旧有理想虚伪尽显，跌落尘埃；但肉体仍未激发出理想的新生，它自己则直接走向了堕落。我们似乎陷入了韦伯所痛斥的状态，“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达叔走了？达叔在人世间痛痛快快大闹了一场之后，早该走了！

可是，达叔真的闹完了吗？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之徒，难道不是也该在无厘头中被解构掉吗？但问题实则更严重，因为这两种人甚至根本就无构可解；而我们又似乎正在一种新的规训中，看着残存的道德黯淡下去。

面对这种世界，我们理想中的达叔可能会怎么做？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所以他轻轻挥一挥衣袖，告别我们了。

达叔，我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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