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王碑及其“始祖传说”模式的意义——以高句丽早期王系为中心

好太王碑及其“始祖传说”模式的意义——以高句丽早期王系为中心

好太王碑及其“始祖传说”模式的意义
——以高句丽早期王系为中心

姜维公

[内容提要] 在《魏书·高句丽传》和好太王碑文里都有高句丽自己承认的谱系，尽管仍显得简略，且其间不无捏合、粉饰，但不失为研究高句丽王系的最佳史料。而能揭示高句丽自己承认的谱系也存在炮制迹象的，莫过于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中都出现的高句丽始祖传说，这种高句丽人自己认同的传说以固定模式的形式重复出现，且与《魏书·高句丽传》里的高句丽始祖传说相契合，充分说明高句丽王室曾利用夫余建国传说来整合过高句丽王室谱系，因此，好太王碑及其“始祖传说”模式对研究高句丽早期王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高句丽 好太王碑 世系 始祖传说

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王系研究历来是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学者们聚讼纷纭，但始终没有形成令众人惬服的“通识”。中国正史只记载了高句丽与中原王朝有联系的诸王事迹，诸王在位时间、承接时间多呈空白；《三国史记》成书甚晚，并参考了中国正史，并假称依据中史，凭空炮制了高句丽二十八代王的谱系。尽管这个谱系具有时间明确、承接清晰等优点，但《三国史记》史料的可靠性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质疑，尤其是高句丽早期王系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伪造的。现代学者出于自身因素或政治因素，叙事多用《三国史记》所载之高句丽王系，或以《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王系弥补中史高句丽王系之缺陷，浑不知二者根本没有可比性。由于缺少参照物，高句丽王系研究一直处于停滞阶段。但我们注意到，在《魏书》和《好太王碑》、《冉牟墓志》里均有高句丽王室“钦定”的谱系，虽然也有凭空创造、人为捏合的内容，但这毕竟是高句丽人自己承认的谱系，以此来考察中国史、朝鲜史里的高句丽王室谱系，庶可得出较为翔实的结论。

一、高句丽王系史源考

（一）中国史所载高句丽王系

中国史所载早期高句丽王系多因使者往来、战争两渠道得来，中国史馆系统收集的史料也只对其朝贡时间、朝贡目的、侵略边疆及中央征讨感兴趣，因而对正史《东夷传》所载高句丽王系而言，自始至终就存在着王位承接时间不明、诸王在位时间具体年月不详的“缺陷”。兹据中国史编成自驺至乙弗利的事迹表（表一），以便讨论中史所载高句丽王系特征。

中国史所载乙弗利以上高句丽诸王，只有片段历史可供探讨，更多的则是大片空白。在王系方面主要有：

（1）驺到宫这一段王系存在空白。①中原史馆系统没有从高句丽朝贡使及边报里获得这方面的信息。

（2）宫的身世成谜。这一段可能是《三国志》所谓“桂娄部”取代“涓奴部”的时期。②

表一 中国正史中驺至乙弗利事迹表

出处序列诸王（侯）时间备注《后汉书·高句丽传》以为高句丽王，王莽改为高句丽侯高句丽侯驺事迹新始建国元年（9），王莽遣使高句丽，换新室印绶。四年，因高句丽兵叛，诱斩高句丽侯驺新始建国元年（9）初见其事，四年（1 2）死。《汉书·王莽传》《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丽传》以为光武帝复王号失名建武八年，遣使朝贡，始见称王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 2）《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光武本纪》宫之去世，汉朝曾正式讨论，且有赦书传世，可证建光元年为其死期，至于初兴时间，则不可考。宫和帝元兴元年，宫寇略辽东六郡，为耿夔所破。永初三年，遣使朝贡。永初五年，遣使贡献，求属玄菟。元初五年，与濊貊寇玄菟。建光元年，辽东、玄菟二郡伐高句丽，为其所败。是年，宫死。元兴元年（1 0 5）始见，建光元年（1 2 1）去世《后汉书·和、安诸帝本纪》《后汉书·耿夔等传》《隶释·冯焕碑》《三国志·高句丽》传云：“宫死，子伯固立”，与此迥异。然《后汉书》所载遂成事非一，则《三国志》有所疏略也。遂成建光元年，宫死，遂成立。延光元年（1 2 2），请降，得诏书赦免。建光元年（1 2 1）嗣位《后汉书·高句丽传》《三国志》、《后汉书》不言高句丽有二伯固，但实际上是存在两个伯固，兹姑名位伯固，说详下条。1 2 3 4 5伯固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濊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1 3 2），高句丽犯玄菟，攻西安平，杀带方令，略乐浪太守妻子。不详时间《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桥玄传》、《三国志》与《后汉书》中关于伯固的世次是截然矛盾的，《三国志》以“伯固”为“宫”之子，而《后汉书》则认为宫的后代中，儿子是“遂成”，孙子才是“伯固”。另外，按《三国志》的说法，“伯固”是宫的嗣子，而宫在汉安帝建光元年（1 2 1）去世，则伯固在此年已经摆脱“嗣子”的身份，正式上岗为高句丽王。为何在《黄钺铭》和《后汉书·桥玄传》中说其在桓帝末仍是高句丽“嗣子”呢？如果按《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纪事内容来看，伯固公元1 2 1年嗣位，至少在公元1 9 0年仍然在位，居然是一位在位长达7 0年的国王。这显然与《后汉书》等史籍所反映的“伯固”情况相悖。6位伯固灵帝建宁二年（1 6 9），高句丽嗣子伯固叛，讨平，属辽东。汉献帝建安中，曾遣兵助公孙度讨平富山贼。建宁二（1 6 9）7伯固死，子伊夷模嗣位。后为公孙康袭破，迁居丸都山下。伊夷模《三国志·高句丽传》8建安九年（2 0 3）公孙康嗣父位，后袭破高句丽。魏明帝青龙元年（2 3 3），曾助东吴使者返国。青龙四年，位宫斩孙吴使送曹魏。景初二年（2 3 8），助司马懿讨公孙渊。正始三年（2 4 2），寇西平安。正始五年，魏讨高句丽，毁丸都。位宫《三国志·裴子野注》《三国志·明帝纪》《三国志·高句丽传》《三国志·毌丘俭传》伊夷模死，子位宫立。永嘉后及晋元帝时期。乙弗利永嘉乱，高句丽王乙弗利频寇辽东。晋元帝太兴元年（3 1 9），平州刺史崔毖遁入高丽。《后汉书·高句丽传》《蔡中郎集·黄钺铭》9《晋书·慕容廆载记》《梁书·高丽传》

（3）宫至位宫这一段的高句丽王系，不但《三国志》与《后汉书》相互矛盾，而且《后汉书》还自相矛盾。《三国志》记载这一段王系是“宫→伯固→伊夷模→位宫”的曾祖孙关系，这一说法得到高句丽人的承认，③也得到《三国史记》的变相承认。④《后汉书》关于这段高句丽王系的纪事与《三国史记》截然有别，在宫与伯固之间加上了一个“遂成”，而同书《高句丽传》与《桥玄传》的纪事又自相矛盾，给我们整理这一段高句丽王系提供了两种设想，一种是“宫→遂成→伯固→伊夷模→位宫”的传承次序；一种是“宫→遂成→伯固→佚名→位伯固→伊夷模→位宫”次序。这两种设想均有其合理性，而又缺少佐证资料。⑤

1.金融业特殊政策优势减弱。近几年，中央政府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调整到了中西部地区，以求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平衡。因此，深圳利用体制落差吸引人才和资本的优势明显减弱，从而也相对弱化了深圳金融业特殊政策的优势。

（4）位宫至乙弗利这一段高句丽王系由于《晋书》没有为高句丽立传而导致王名失传，但中史有记载可以确定位宫与乙弗利的关系是“高祖玄孙”关系，⑥仔细考察后，却发现揭示这种关系的是《魏书·高句丽传》，而这是高句丽人自订谱系的一部分，中史关于二者的关系仍付阙如。

（二）《三国史记》里高句丽王系

《三国史记》是海东第一部纪传体的正史，而诸王本纪则相当于诸王的编年大事记，本纪这种体裁要求各王在位史事必须系于具体年月。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史记》的编者必须把海东三国每王的嗣位、去世及在位大事都落实到具体的年月。高句丽、百济之灭亡，距《三国史记》成书接近五百年，新罗虽然后亡，但从《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来看，⑦也没有多少前期的史料流传下来，对金富轼等《三国史记》的修撰者而言，将海东三国的王系一一落实到具体年月需要天才的“创造”与“想象”。在隋唐时期的高句丽史事仍以抄袭中史为主的情况下，高句丽早期王系上的创造空间实属有限，从史源学角度考察，金富轼的写作班子是在侧重“海东古记”，依赖中史纪事为指导思想来完成这种“创造”的。

首先，从其高句丽诸王名号来看，有如下几种特点：（1）多数是以葬地为名。⑧《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二十八王中，闵中王、慕本王、故国川王、山上王、东川王、中川王、西川王、烽上王、美川王、故国原王、小兽林王、故国壤王共12王均如是，可见是来自所谓“陵墓传说”，与同书新罗诸王葬地多以寺院为参照物同理。新罗疆域在西北最远只达到清川江一带，王氏高丽时期也大致如此，这些陵墓传说的产生地只能是平壤一带。（2）最初的东明圣王、太武神王、琉璃明王则带有谥号特征；草创时期，诸事简易，断难有谥号一类。因此可以判断，这种王名、王号以“平空创造”的成份居多，“圣”、“神”、“明”这类字眼也突出了这种“创造”特征。（3）太祖王、次大王、新大王则似来自同一个人物传说，从《三国史记》的原注可以看出是以太祖王宫为中心的人物传说。⑨（4）长寿王，以寿算为王号，显然盖棺论定的结论，既非谥号，也非生前王号。（5）余下的广开土等王，据《三国史记》言，均是生前王号。其中，广开土王的王号得到好太王碑的证实，⑩建武王则是因王名“建武”，而非生前名号，其余从平原、阳原诸王等字面上看，仍有地名传说的嫌疑。

其次，从具体年月的确定来看，早期颇荒谬，后期虽有差误，但大致不错。考察《三国史记》所落实的岁月，实际上是一组组落实的。如第一组东明圣、琉璃明、太武神、闵中、慕本这五王的人数、世系是按《魏书·高句丽传》记载的朱蒙、闾达、如栗、莫来系列来创造的，而时间则由东明王的时间来推定；东明王的时间，实际上依据是《汉书·王莽传》，但在解释上，金富轼则称为依据杜佑《通典》，杜佑《通典》并无此具体建国称王之年月。⑪余以此类推，太祖王、次大王、新大王为第二组，故国川王、山上王、东川王、西川王、烽上王为第三组。第二组是以所谓“海东古记”为依据的，但其错误则直接导致了第三组诸王事迹与中史记载的种种错节。“烽上王”之后即为美川王乙弗。在《三国史记》中，乙弗与宫的情况类似，与前王的关系均不密切，显示出高句丽王位的传承上出现了血统上的问题。⑫

总之，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三国史记》都各受史料来源限制，中史受限于获得史料的渠道，而《三国史记》则除受到史料贫乏的主要限制外，还受限于海东古记的荒谬与中史纪事的束缚。

二、《魏书》与高句丽金石文字里的谱系

《魏书·高句丽传》中，载有高句丽人“自言”的传说与王系，兹录如下，由此可窥见高句丽人的“自订王系”：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确立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国家发展战略转向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等制度建设也开始进入发展阶段。

在实践中要提高重视程度，从教学基础设施入手，对教学中需要的教学设备进行不断的完善和补充，使得基础设备得到极大的更新，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展开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比如说引进新时期的信息技术，创新听力教学模式，在实践中为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课堂教学多样化，提高学生的“听”能力。

初，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主，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乃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莫来子孙相传，至裔孙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恶之。及长凶虐，国以残破。宫曾孙位宫亦生而视，人以其似曾祖宫，故名为位宫，高句丽呼相似为“位”。位宫亦有勇力，便弓马。魏正始中，入寇辽西安平，为幽州刺史毌丘俭所破。其玄孙乙弗利，利子钊，烈帝时与慕容氏相攻击。建国四年，慕容元真率众伐之，入自南陕，战于木底，大破钊军，乘胜长驱，遂入丸都，钊单马奔窜。元真掘钊父墓，载其尸，并掠其母妻、珍宝、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自后钊遣使来朝，阻隔寇仇，不能自达。钊后为百济所杀。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⑬

但银隆内部人士说，孙国华根本坐不稳这个位置。由于孙国华与魏银仓关系私密，离任的魏银仓经常对公司运作发出指令。而董明珠则要求加强公司制度建设，通过股东会和董事会来加强对公司的控制，双方矛盾再度加深。

2)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是一个词语普遍重要性的度量。一个词汇出现频率高，可能不是文档的主题词，如果该词汇为常用词，在所有的文章中，其频率都很高，那么它反映不了主题，而IDF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主要思想是：如果包含特征项t的文档越多，那么该特征项所携带的信息量就越少，IDF值就越小。

高句丽人自订的先世谱系，在高句丽金石文字里也有记载，惜受限于体例与碑志篇幅，率多简约。在好太王碑里，有一个简略的王系介绍，可与《魏书·高句丽传》参证，兹录于下：

土石料与接触面力学参数见文献[10]，廊道、防渗墙和基岩均采用线弹性模型，动力采用无质量基岩模型计算，弹性模量在静力的基础上提高30%。地震波通过SHAKE91程序反演后进行输入，地震计算时长30 s，水平向峰值为0.29 g，竖直向峰值为0.193 g。地震波时程曲线如图5所示。

王于忽本东冈，履龙首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逐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

《魏书·高句丽传》所载高句丽自言的谱系显然受到史官的概括与删节，《好太王碑》则因碑石体例限制只能约略言之。但这两种简约的纪事，我们可以推断出高句丽自订谱系至少有五种特征：

（1）将始祖神圣化，弥补了始祖传说的一些漏洞。正因此举，虽然显得高句丽始祖传说内容丰满，但也可以据断此种传说属于解释性传说，尤其是“河伯外孙”一节尤属画蛇添足。

（2）整个谱系一姓传承，没有断层，也没有《三国志》所载“桂娄部”取代“涓奴部”之事。

（3）《好太王碑文》明确说明从朱蒙到好太王共17世，确定的王系均为父传子、子传孙，排除了两部相代，兄弟相承的情况。

（4）由宫至位宫这一段可证实是继承《三国志》的记载而来，而与《后汉书》的两种可能性均不吻合。这是因为受著作成书时间限制，高句丽炮制王室谱系时能够看到《三国志》却无法取资于《后汉书》。⑭

无论中外的姓名，都是有含义的。不同者，汉语名字用字为普通词语，西语名字为专有名词。普通词语因日用而含义清晰，专有名词因沿袭久远意义往往被遗忘。当然西方人取某个名字往往是为了纪念一个亲戚、一个朋友，或者表示对某一个名人的爱慕或敬重，这样这个名字便有了应用含义，但却未必知道此词的本义。

（5）《魏书·高句丽传》没有高句丽王号的内容，而《好太王碑》则有王号的记载，两相对比，我们可知《魏书·高句丽传》里的“朱蒙”、“闾达”、“如栗”分别对应《好太王碑》里的“邹牟王”、“孺留王”和“大朱留王”。

本文重点讨论的高句丽的王系，因此，要利用以上两部高句丽自订谱系的遗存文字来确定高句丽的17代王的次序情况，其他枝节问题只能放弃。就已知部分我们可以先确定下面四段王系

（1）自朱蒙至莫来四王。这四王据《魏书·高句丽传》记载分别为朱蒙、闾达、如栗、莫来。

（2）宫至位宫等四王。如前文所言，高句丽人炮制这段谱系时受《三国志》影响，将宫与位宫的关系界定为“曾祖孙”关系，故可根据《三国志·高句丽传》确定此四王分别为宫、伯固、伊夷模、位宫。

（3）自位宫至乙弗利五王。这五王我们根据《魏书·高句丽传》只知首尾的位宫与乙弗利，至于中间三王之名则不得知。

（4）乙弗利至高琏五王。⑮据《魏书·高句丽传》可知，这五王的关系是乙弗利有子钊，钊曾孙为琏。有三王失名。失名的一王我们由《好太王碑》可知为“好太王谈德”。

由于《三国史记》之造作，导致其对于我们研究高句丽自订谱系有害而无益，在这里只能无视《三国史记》的相关纪事而探讨高句丽自朱蒙至谈德这十七世是如何组成的。

就上面的分析而言，我们知道在高句丽自订谱系里，从朱蒙到高琏间有18王，朱蒙至钊之间为14王。其间存在两处盲点。一是莫来至宫，《魏书·高句丽传》只说宫是“莫来裔孙”，其间世次无法确定。二是钊与高琏为曾祖孙关系，好太王为二者之间的三王之一。《好太王碑》所叙的“十七世”是自朱蒙至好太王谈德的，由于上面的谱系确定了从朱蒙到钊已经有了14王，所以，只要能确定莫来与宫之间有无缺位，缺位多少，即可明确判定谈德在高句丽人自订谱系里的位置。在高句丽人自言的谱系里，只说“宫是莫来的裔孙”，这就否定了莫来直接传位给宫的可能性；而已知自朱蒙至钊的高句丽早期诸王已经有了14位，那么，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莫来与宫之间只有一个阙位，则谈德是“钊”之孙；一种是莫来与宫之间有两个阙位，则谈德是“钊”之子。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高句丽人的自订谱系里，高句丽早期诸王的次序可能是如下两种：

第一种：

（1）朱蒙→（2）闾达→（3）如栗→（4）莫来→（5）佚名→（6）宫→（7）伯固→（8）伊夷模→（9）位宫→（10）佚名→（11）佚名→（12）佚名→（13）佚名→（14）乙弗利→（15）钊→（16）佚名→（17）谈德

第二种：

（1）朱蒙→（2）闾达→（3）如栗→（4）莫来→（5）佚名→（6）佚名→（7）宫→（8）伯固→（9）伊夷模→（10）位宫→（11）佚名→（12）佚名→（13）佚名→（14）佚名→（15）乙弗利→（16）钊→（17）谈德

如果我们着眼于《魏书·高句丽传》里莫来与宫的“裔孙”关系，则第二种可能性最大。如将高句丽自订谱系与《三国史记》所载这一段王系比较，尤为有趣。《三国史记》记载这一段王系（文中忽略诸王相互之间的血缘关系，只取王位传承次序）如下：

（1）东明圣王朱蒙→（2）琉璃明王类利→（3）太武神王无恤→（4）闵中王解色朱→（5）慕本王解忧→（6）太祖王宫→（7）次大王遂成→（8）新大王伯固→（9）故国川王男武（或云伊夷模）→（10）山上王延优（一名位宫）→（11）东川王优位居→（12）中川王然弗→（13）西川王药卢（一名若友）→（14）烽上王相夫（一名歃矢娄）→（15）美川王乙弗（一云忧弗）→（16）故国原王斯由（或云钊）→（17）小兽林王丘夫→（18）故国壤王伊连→（19）广开土谈德

路面宽度充分考虑农村地区农业耕作、大型农业机械通行以及村民出行习惯的要求，结合村庄道路现状，规划将村庄道路分村庄主路-村庄支路-村庄巷道三级。

我们看到，这个王系在美川王前可以说与高句丽人自订谱系高度叠合，偶有不合，均可解释。由此可见，《三国史记》里所载高句丽早期王系仍然以《魏书·高句丽传》所载高句丽自订谱系为主，不过将高句丽人自订谱系里的“闾达”与“如栗”并为一人，又采所谓“海东古记”及《后汉书》“遂成”事，导致第八位前王事迹与《魏书·高句丽传》不合，但自第八位至第15位，则与《魏书·高句丽传》无异，不过将《魏书·高句丽传》佚名四王的部分补足，创王名，造史事而已。⑯

三、高句丽金石文字里的“始祖传说模式”

上面讨论了高句丽的自订谱系，但仍有一些疑问有待解决。比如说，高句丽人自订的谱系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历史发展规律而言，没有这样风平浪静的17世一姓传承；在草创时代的激烈斗争中，在缺少文字载体的情况下，十余世后炮制的先世世系鲜少没错误者，汉族名家大族的家谱错得离奇的也比比皆是。从上面的分析中也可知，高句丽人炮制谱系时曾参考过《三国志》里“宫”与“位宫”的关系，显然，如果炮制谱系时他们能见到《后汉书》里所载的“宫”至“位宫”这一段诸王事迹，那么，他们的谱系就得改写了。⑰

厦门港：初步测算，厦门港约12.9%的美国航线箱量将受到影响。由于美国航线在厦门港国际航线中占比最高（32.7%），预计国际航线受影响程度约4.2%，仅次于深圳。

现在，我们重点要探讨的是高句丽诸王中谁炮制了这份谱系？仅由该谱系参考了《三国志》虽可大致确定撰作者的范围，⑱但毕竟还无法确定到个人。但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载高句丽始祖传说相呼应的，则有两份高句丽碑志。⑲

前引《魏书·高句丽传》的始祖传说是从夫余传说演变而成，内容则更加丰满，可分为“日光受孕”、“母为河伯女”、“卵生”、“弃婴不死”、“养马”、“善射”、“南奔建国”、“鱼鳖搭桥得济”、“遇贤”、“乘果下马”等十个小传说。其中，只有“养马”、“遇贤”、“乘果下马”、“母为河伯女”等四个内容是夫余始祖传说没有的。新增的内容均属于解释性传说，如河伯女传说，就是为解释夫余始祖传说中东明能够驾驭水族搭桥的的能力；“遇贤”则尝试为高句丽的五部制做解释。⑳

《好太王碑》里也有这样的传说：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口口口口口。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履龙首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逐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㉑

从《好太王碑文》来看，碑文内容虽然简单，但包括了高句丽始祖传说中的“日光受孕”、“母为河伯女”、“卵生”、“善射”（蕴涵在“生而有圣德”一句中）、“南奔建国”、“鱼鳖搭桥得济”等六个内容，另外，邹牟（朱蒙）乘龙升天的内容则属初见，为他书所不载。

在稍晚《冉牟墓志》里强调了朱蒙为河伯外孙，日月之子的身份，这种内容重复出现，从而笃实了一个强调父母身份的始祖传说模式：

河泊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天下四方知此国郡最圣信……奴客祖先于□□□夫余随圣王来，奴客因□是之故……慕容鲜卑□濊使人□知河泊之孙、日月之子所生之地来自北夫余……河泊日月之孙……河泊之孙，日月之子圣王。㉒

从内容来看，三个传说的源头是一致的，都是出自高句丽人的“自言”，且为高句丽人广泛承认，直至高句丽灭亡也仍然延用。㉓《好太王碑》的时间系定在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冉牟墓志》的具体时间不详，据墓志推断，大约在好太王后期或长寿王初期。如果结合高句丽诸王的事迹来考察，位宫之后至好太王之间，只有乙弗利、钊、好太王三个名王，乙弗利还处于与慕容廆争夺辽东、乐浪的开疆时期，钊时期未据辽东，虽据有乐浪大部分地区却处于与百济的拉锯战中而兵败被杀，也没有余裕制订谱系。唯独好太王时期国势之强远迈前代，辽东、乐浪均入版图；为守陵烟户立碑却有大段内容强调始祖王传说；好太王碑明确朱蒙至好太王为十七世，都彰示了好太王是高句丽王室谱系的制订者。

四、《好太王碑》“始祖传说模式”的意义

高句丽始祖传说自广开土王时开始创造，至高句丽琏传入内陆，收入《魏书》；且在高句丽金石文字中反复出现，形成了“始祖传说模式”。这种“始祖传说”模式具有历史、现实两方面的存在意义。

（一）历史意义方面：

1.好太王需要此传说以确立王室所厘定之谱系，《冉牟墓志》需要此传说强化其“从龙建国”的显赫家世。可见，这种传说的出现是高句丽现实政治的需要，我们可以借此研究高句丽历史。

2.高句丽始祖传说成为模式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说，北魏世宗之母高氏即出于高句丽，她将高句丽的始祖传说演化成个人生产世宗的传说。在《魏书》里，高氏产子传说有三段纪事，两个版本，兹录于下：

《魏书·世宗纪》记载：

世宗宣武皇帝，讳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梦为日所逐，避于床下，日化为龙，绕己数匝，寤而惊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闰四月，生帝于平城宫。二十一年正月甲午，立为皇太子。㉔

实际应用中表面温源通常采用导热性能良好的金属来做温源的热板，具有良好的等温特性，鉴于两种方法的不同，对于带有校准孔的表面温源考虑到缝隙及热量损失，以温度巡检仪测量，其不一致性按经验估计分别为：当被测对象分辨力为1℃时误差为0.5℃，分辨力为0.1℃时误差为0.4℃，按照正态分布处理，则：

《魏书·高后传》记载：

父扬，母盖，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高祖初，乃举室西归，达龙城镇。镇表后德色婉艳，任充宫掖。及至，文明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时年十三。初，后幼曾梦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热，后东西避之，光犹斜照不已。如是数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扬。扬以问辽东人闵宗。宗曰：“此奇征也，贵不可言。”扬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犹照者，主上来求，女不获己也。昔有梦月入怀，犹生天子，况日照之征。此女必将被帝命，诞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㉕

《魏书·王显传》记载：

初，文昭皇太后之怀世宗也，梦为日所逐，化而为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显等为后诊脉。謇云是微风入藏，宜进汤加针。显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果如显言。㉖

显然，高氏虽然将本国的始祖传说演变成个人的生产神话，但最初没有注意到这种传说里“无父”内容的危险性，这会导致世宗成为无父之人，丧失继承大统的权力。㉗所以，在《高氏传》将这传说又转化成个人幼年梦境，避免了置世宗于“无父”的尴尬地位。

这个始祖传说不但对本族人有深远影响，㉘也对后世周边诸族产生了影响，如《日本古事记》里的“天日茅”、《辽史》里的辽太祖诞生传说、《元史》里“金色神人”均有“日光受孕”传说的内容。

（二）现实意义方面：

② 低 PLR组（PLR≤125）患者 114例（44.4%），高 PLR组 （PLR＞125）患者 143例（55.6%）。两组患者的各临床资料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高句丽始祖传说模式在现实政治中的政治意义：我们注意到濊貊有共用“开国传说”的模式，导致夫余、高句丽、百济的建国传说基本相同，如果再考虑《三国史记》里类利南奔成国主与“沸流兄弟”南奔谋建新国的情况，则共有五种此类传说。因此，我们不能简单视高句丽始祖传说抄袭了夫余始祖传说，而应将此传说的因袭视为东北地区霸主地区的更替。因夫余是东北地区的最初霸主，周边诸小部族均与夫余作血统或部属上的联系，因而产生北夫余、南夫余、东夫余、卒本夫余这样的政权名号。高句丽抄袭夫余始祖传说，最好的解释是其对夫余霸主地位的取代与继承。

2.高句丽始祖传说模式对我们研究高句丽早期王系的参考价值：我们了解高句丽始祖传说抄袭、扩充夫余始祖传说的情况，又得知其曾在炮制王室谱系时参考了《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内容，则可知高句丽人自订谱系也有不“靠谱”的一面，不可盲从；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高句丽人炮制王室谱系的时间较早，其谱系的“近世”部分应该是正确的，自位宫至高琏的十王虽然无法完全排除捏造的成分，但大致是“靠谱”的，是胜于中史与《三国史记》的地方，不但后出的中国史料采纳了这些观点，也是《三国史记》确定高句丽早期王系的主要论据支撑，应该让学者们广泛认识到此点，以避免多走弯路。

[注 释]

①《魏书·高句丽传》谓朱蒙后有闾达、如栗、莫来，莫来之裔孙为宫，但这是高句丽人整合的谱系，而非中史渠道所获得之史迹。

分析船舶设备在安装作业中应用减振措施，涉及了较多的安装内容，其中具体分析主要涉及应用减振措施的安装内容有：管道设备安装中的应用、仪表设备安装中的应用、其他组件设备安装中的应用。

②《三国史记》谓朱蒙建国为桂娄、涓奴二部更替之时，不合史事。《三国史记》又以“宫”为“太祖王”、“国祖王”，亦显受中史影响。

③ 在《魏书·高句丽传》里所载高句丽人自承的谱系时，也认为宫至位宫是“曾祖孙”关系。至于高句丽只承认《三国志》纪事的原因，本文另有说明。

④《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山上王元年”条引《魏书》云：“朱蒙裔孙宫，生而开目能视，是为大祖，今王是大祖曾孙，亦生而视人，似曾祖宫，高句丽呼相似为位，故名位宫云。”此处的《魏书》系指《三国志·魏书》而非魏收《魏书》，但所引文字多《三国志》所未载，其伪托手法一如确定此书妄指朱蒙建国纪事载于《通典》；也正因受限于宫与位宫是“曾祖孙”关系，所以《三国史记》对此间高句丽诸王的关系安排颇为费心，破绽百出。

⑤ 参见拙文《黎明读碑录——高句丽碑志五则》（《东北亚论丛》2014年总第7辑）之“蔡邕黄鉞铭”则。

⑥《魏书·高句丽传》：“位宫亦有勇力，便弓马。魏正始中，入寇辽西安平，为幽州刺史毋丘俭所破。其玄孙乙弗利。”《北史·高句丽传》继承这一说法：“晋永嘉之乱，鲜卑慕容廆据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位宫玄孙乙弗利频寇辽东，廆不能制。”

⑦ 此种迹象颇多，兹举一例以证之，即新罗诸王葬地多以寺院为参照物，显然出自寺乘庙志，而这种纪录一直延续很晚，都说明新罗本纪在没有官方史料的情况下采纳了寺乘庙志一类的野史来凑数。

⑧ 或以此为谥号，谬也。

⑨ 注文里交代了太祖王宫嗣位的时间、嗣位的年龄、在位的时间与去世的时间，而对次大王、新大王则只在正文里交代了二人的嗣位时间。

⑩ 约略言之，《好太王碑》所载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又号“永乐太王”。

⑪ 参见拙文《高句丽建国时间考》，《东北边疆历史与文化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⑫《三国史记》言太祖王宫云：“琉璃明王子古邹加再思之子也”，言美川王乙弗则云“西川王之孙古邹加咄固之子。”

小麦赤霉病是典型的气候型病害，其发生流行会导致小麦结实率和千粒重下降，影响小麦高产稳产，且病菌产生的毒素还会污染麦粒，影响小麦及其制品的质量安全。因此，小麦赤霉病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大力推行小麦赤霉病的综合防治技术，力争将小麦赤霉病病粒率控制在3%以内。小麦赤霉病的防控应重点搞好以下工作。

⑬《魏书》卷100《高句丽传》。

⑭《通典》卷198《边防二·高句丽》言：“其国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然此不为高句丽后期情况，只能说明高句丽有重视中原文化的传说，无法说明其书传入高句丽的具体情况。

⑮《魏书·百济传》所载百济王给北魏的奏表里有这样的文字：“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邻好，亲率士众，陵践臣境。臣祖须整旅电迈，应机驰击，矢石暂交，枭斩钊首。自尔已来，莫敢南顾。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财殚力竭，转自孱踧。”在表里，将钊说明成是高琏之祖。但这个“祖”可能是泛称，高句丽人炮制王室谱系的时间就在钊与高琏这一段王位传承之间，时间既然很近，高句丽人自然知道这段近事，因此百济王奏表里的“祖”似为文字修饰更妥，并不能构成否定钊与高琏“曾祖孙”关系的铁证。

⑯ 至于将谈德置于第19位，则别有缘由，限于篇幅，未能展开讨论。然亦可见杨通方、朴真奭诸人为调和《好太王碑》与《三国史记》矛盾而谓有某王无某王观点之可笑。

⑰《三国史记》就因此改写了。

⑱ 即《三国志》成书时间至李敖出使高句丽这一段时间内。

⑲ 此处不打算考虑讨论高句丽“麻线碑”的内容，尽管其为本文观点增添了新的佐证。

⑳ 可参看拙文《〈高丽记〉中高句丽始祖传说研究》（《东北史地》2012年第4期）及姜维东：《高句丽日光受孕传说》（《东北亚研究论丛》2008年第2辑）、《高句丽卵生传说研究》（《东北史地》2009年第3期）、《高句丽始祖传说中河伯女内容探源》（《东北史地》2010年第4期）等。

㉑ 此碑著录者颇多，如《海东金石苑补遗》、《集安文物志》；《吉林碑刻录》等，不胜枚举。兹据《好太王碑考》、《好太王碑新考》择善著录。

㉒ 参用诸家之本，耿铁华填补较多，既未得新资料，则辨识多出个人经验，不从。

㉓ 参见姜维东《唐东征将士事迹考》，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㉔《魏书》卷8《世宗宣武皇帝纪》。

㉕《魏书》卷13《孝文昭皇后传》。

㉖《魏书》卷91《术艺·王显传》。

㉗ 当然，这种传说的流布可能在世宗嗣位之后，但流传出去后的危险性是一样的。

㉘ 受此影响的高句丽人非高后一人，其他高句丽如高琳、高慈等均家世传说均有这方面的内容。

责任编辑：祝立业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241(2016)01-0038-08

[作者简介] 姜维公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吉林 长春 1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