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然/我心目中的孙中山
让我们以阅读的方式相遇相知
谭浩然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针对学术界近年来对先生日益盛行的批评抹黑之风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引用谌旭彬的话便是“少一些莫名之鞭挞，多一点同情之理解”。但奈知识浅薄，故仅为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多加批评指正。但史家更应贵直书，忌曲笔，刘知己在《史通》中言：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征求异说，采撷群言”，“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伪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污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故今人多称之为中山先生。众所周知，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创立者，首举反清革命大旗的勇士。然而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资料公之于众，以及网络的广泛运用，社会上对于孙中山的质疑声日益增加。在此，我将其简单划分为两派：一是质疑孙中山内心真的是为国家为民族而反封建并追求国家独立吗？此观点仅质疑其主观动机。二是质疑孙中山是否具有领导才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具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革命与他有关吗？也就是说那些丰功伟绩应记于其名下吗？此观点仅质疑其客观能力。当然其中亦有人两派兼而有之。
但我看来，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不断追求进步、努力探索的爱国者。
首先，就其个人成长来看：出生于广东贫困农村的孙中山，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并受到家乡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从小立志做“洪秀全第二”，反清思想在其幼年心中已经萌芽；后随母至夏威夷檀香山，受其兄孙眉资助，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对西方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民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因此，当回国后的孙中山目睹了中国民生的凋敝，经历了官场的腐败与不作为后。终于在1885年中法战争后，开始真正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并最终弃医从文，开始在青岛等地开展反清的宣传活动。试想，若不是真正对国家危机而忧患，谁会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安稳生活投身到危险的革命中去呢？且就革命史观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彼时中国确已到了不革命即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历史的思维去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毕生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孙中山，了解中西差距并亲眼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反清革命思想，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可以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内忧外患做出的唯一选择。当然，历史上面对国家生死存亡无动于衷的人有之，卖国求荣的人有之，但我个人认为，至今没有任何确凿的历史资料能够证明孙中山的革命初心有何不妥。孙中山最初的革命是无奈下的冲动也罢，是计划周密的行动也罢，其真实的目的是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这是无可置疑的。
说到卖国求荣，学术界对他的最大争议点，就是孙中山是否“让出满洲”。历史学家杨天石曾言：“诚然，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俞辛淳评价说：“孙是为了'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选择'暂时牺牲部分国家利益’”。其实，此观点并不符合史实。孙中山对于满洲，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带有割让性质，而后一阶段，则为“委托”、“租借”性质。1898年，孙中山对内田良平曾言：“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而在辛亥革命后的1915年则强调：“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中国”。孙中山先生的这些言论，自20世纪90年代，在大陆就已经不是秘密，许多学者以此抨击孙中山先生革命目的，我认为大可不必。在19世纪90年代，“华夷之辨”仍然盛行于中外华人知识分子之中，谭嗣同曾言：“满人视中国为倘来之物，无所爱惜”，并在时务学堂散播排满思想，主张变卖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为救国之资。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为根据，决不能以现代人之视野观点去苛求先人。可谓“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有学者借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争端来暗讽孙中山，以我观之，大可不必。愚认为，孙中山与宋教仁的矛盾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向袁世凯妥协。宋教仁主张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组成责任内阁，由此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要旨是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一路演说，言辞激烈地抨击袁世凯政府及其政策，坚决反对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当宋教仁准备组阁之际，同年3月20日被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即著名的“宋教仁血案”。对于此，我只能说他的政治理想太过于单纯，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当时的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宋教仁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我们知道，通过南北和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孙中山拒绝让出总统之位，袁世凯又会怎么样呢？拥有较强军事实力且富有政治谋略，同时又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袁世凯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会心甘情愿地甘拜下风么？实际上，孙中山和宋教仁一样都是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两人不同的是，孙中山更倾向于通过制定宪法来限制总统的权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即是如此。这部宪法相较于宋教仁所倡导的、最后胎死腹中的责任内阁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对袁世凯的称帝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延缓作用的。
亦有学者认为，孙中山遇到革命失败便跑向国外，远没有谭嗣同之“中国革命必有人流血牺牲”的大无畏豪情。武昌起义乃至后来的部分起义，孙中山并非直接领导者，这确实是史实。依此而言，孙中山确实是身在国外却享受到了起义领导者的“殊荣”。但本人认为，持此观点者没有以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待孙中山之经历。孙中山自广州起义首次革命后，经年处于清政府的通缉追杀之中，鲜有自由之时，且革命并不等同于必须牺牲。谭嗣同的言行不可不谓之大丈夫、真英雄，但其行为并未立即唤醒当时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麻木的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其影响甚小。孙中山虽身在国外，但他凭借一己之力为中国革命宣传造势，赢得国际关注，并筹集了大量的革命款项。其对当时中国革命的作用甚大。
就我个人而言，对于孙中山先生，是敬佩与同情兼而有之。我敬佩其为中国劳苦大众奔走一生，首举反封建大旗，推翻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不可不谓之为大作为。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任谁亦无法抹去。历史造就了孙中山的辉煌，同时也注定了他的失败。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故而，当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奋力发起护国运动；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解散国会时，又发起护法运动。但这些一系列的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沉痛教训，依靠一派军阀打到另一派军阀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审时度势接受苏俄代表的建议，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5年孙中山因病逝世，弥留之际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表达了孙中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所谓同情，我是以一位历史后来者的角度来认识的，我们幸运地得以纵观全局，指点彼时山河，但这并不是我们得以随意批判先人的资本。孙中山的一生都在为人民奔走呼号，但阶级属性决定了他只能将革命的目光停留在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因而革命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加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这是导致其屡战屡败革命的主要原因。
“时势造英雄，英雄并不能造时势”，我们不能以历史英雄主义来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但就客观来说，孙中山依旧青史留名，其历史功绩依然得到大力弘扬。现今孙中山先生已经更多地成为了那个时代革命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