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悲哀
——又逢端午祭屈原
段文明
2299年前的五月初五，浪迹荒野、披发行吟、憔悴枯槁的屈原，面对国破家亡，百念幻灭，悲愤难握，自投汨罗江——以身殉国、以身殉志、以身殉道。从此，以死抗争的屈原完成了生命赢家的定格——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外交家、文学家的巨擘形象灿烂于中华民族历史的云霓之中。从此，浩浩荡荡的汨罗江，浪柱擎天，英气断流，亘古不息的回环着千古奇恨、千古奇冤和千古悲歌。从此，五月五日这一屈原的忌日，成为了唯一的与中华民俗彻底融合的端午节。从此，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清流中，不但有了中流击水拼搏奋进的龙舟队，还有了驱邪避祸的雄黄酒和深情幽香的端午粽。逝者如斯，汨罗江与时空同在，汨罗江与时光同流，两千多年前屈原的纵身一扑，汨罗江溅起的浪花给后来人以不尽的启迪和诉说——他出身贵族有深厚的政治背景；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才干出众；他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高居左徒、三闾大夫之位，他伴君左右、襄理朝政、竭忠勤勉，辅佐楚怀王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兵强国富、威震诸侯，他政勋卓尔、政声斐然。他志存高远，有念祖、忠君、爱国、恋乡、恤民的高尚情怀，居庙堂而忧其民、流荒野而忧其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有积极向上敢于探索的高贵品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德政、富国强兵。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列入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峰峦中，他是令历代文人仕子仰望的风光无限的峰巅。他的《离骚》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篇幅最长、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天问》借天问道、借古喻今、叩问现实，极具神奇的想象力和科学的求索精神；《九歌》绚丽斑斓、结构精巧，塑造了美艳妖娆、庄重典雅的诸神形象而成为传世经典……他情怀高洁、坚贞不屈、清醒自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那钢筋铁骨般的峥嵘身影两千多年来一直令后人端视和敬仰。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屈原都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但，当年的社会现实对他异常的刻薄：他和国君知、行相左而失宠，受奸佞陷害而落魄，他从意气风发的政治高光时刻跌入人生的窘境，两次被流放，政治家成为了流浪文人；胸怀大略、崇高理想在屈辱含垢的惨淡流亡中更令他痛苦、无奈、无助和尴尬。这就是他，屈原，一个忠肝义胆、满腹才情的爱国主义战士的悲哀！悲哀得彻头彻尾、悲哀得彻心蚀骨——他最大的悲哀是遇君不明。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他主要活动的楚怀王时期正是中国实现大一统的前夜，可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可见当时秦国、楚国旗鼓相当，要么秦吃楚，要么楚灭秦。但最终，楚亡秦胜，天下一统。从某种意义上讲，秦胜就是秦王的胜利，楚亡就是楚王的失败。国与国的较量实质上就是王与王的较量，国与国的对垒和博弈就是君王与君王的对垒和博弈，国与国对抗中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硬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软实力，取决于君王的政治品格、政治胆略和政治智慧的高下。国之强弱，全赖国君之明晦，而屈原事奉的两代国君，却个个昏聩。楚怀王量小目短、朝秦暮齐、言而无信。谋略家、纵横家秦相张仪由秦至楚后，用重金收买了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放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自毁国策，屈原力阻无效，反被逐出朝廷流放汉水之北；楚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竟彻底投入到秦国的怀抱——这无疑是秦国大战略的国策性胜利，亦是楚国战略性、颠覆性的国策性失败。楚怀王屡中张仪之计，最终被秦国诱捕，客死他乡。新主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对内听任奸佞庸臣、祸国殃民，对外媚秦自戕，并怒驱屈原于偏远艰苦的江之南。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下楚国，次年屈原饮恨投江。俗言不俗：箭头不利努折箭杆；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领导不领水牛掉井……将遇良才、臣事明君，屈原遇到的是昏庸无能的君王，他既有一统寰宇之志、经天纬地之才又有何用？忠心义胆、铮臣死谏，面对两朝昏君屈原也只有被流放的份儿了！屈原的第二个悲哀是他所处的政治生态非常恶劣——当时楚国外有强梁虎狼环伺、内有蛀虫贪腐豪噬，社会千疮百孔、时弊丛集，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尖锐而深刻，朝中内奸设置陷阱、小人奸佞弄权当道，而屈原事奉的两代君王又品格低劣、智慧低下、耳聋目塞、胸怀狭隘、目光短浅。如是，众人皆醉，一人独醒何用？忠臣贤良满腹激情力挽狂澜于即倒，又如何经得起芸芸小人的嫉妒和陷害？屈原身为宗室重臣，一心系国，忽视和无奈于小人的伎俩，结果昏君误国、奸臣亡国、正不敌邪，屈原惨败。屈原和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文人一样，都有一个崇文而不尚武、文宏而少韬略的弱点。他的一切政治抱负、政治理想都寄托在臣服效忠的一国之君身上。他既看不到历史的趋势，更看不到民众的力量；他没有七十年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无畏和决绝；也没有楚国贵族后裔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虎气；还没有流氓无产者刘邦以变应变、无所顾忌的猴气；更没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先进思想……因之，进退维谷、百念俱毁时只有赴死殉志了。这是屈原的第三个悲哀——旧文人愚忠式的悲哀。屈原的第四个悲哀是他对楚国君王权力的过于依附、对人生选择的过于拘泥。悲哀他一条道走到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其实，屈原所处的时代是“诸侯并争，厚招游学”的时代，各国争相招揽人才为己所用、礼贤下士蔚然成风。异国做官，他国赋志者多矣：自孔子起，及至后来的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都“待价而沽”，审时度势，奔走各国，择地而入，寻找明君，开辟适合自己的政治实验田。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也曾被冷落过，怅茫郁闷过，但他没有绝望而走极端，而是另辟蹊径、苦心孤诣研究典籍，最终开创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而屈原没有接受“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的儒家价值观，却执着痴恋于自己的祖国——楚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死而不移，最终理想破灭，葬身汨罗。当然，屈原这一执着和挚爱，也正是他爱国情结的辉煌元素！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回望历史，会蓦然发现，两千多年前的屈原为楚国所做的一切奉献和付出，都是苍白无力的、都是无功无用的、都是逆潮流而动的无谓挣扎而已。当时，各国长期纷争、竞相兼并，人民饱受战乱祸害、民不聊生，期望和平、实现一统已成为历史潮流。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屈原在大一统的前夕，痛苦地为日渐式微的楚国施策，尴尬地付诸自我的政治理想，这不过是在摧枯拉朽的历史车轮面前，拙劣的螳臂当车而已——当然，受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敬的文人，可悲的具有气节的螳臂，可怜的政治殉情者，可笑的撼树蚍蜉……这就是屈原的第五个悲哀，受历史局限而又不能逃避的悲哀。2299年前的那个五月五日，面对滔滔的汨罗江，屈原扑江赴死的那一刻，到底想到了什么呢？头年，秦将白起攻打楚国，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并攻占了屈原的出生地、楚国国都。屈原一定看到了楚国的末日，绝望中才以身许国。国君昏庸、奸佞当道、吏治腐败、社会黑暗，世人皆醉他独醒，世人皆浊他独清，他不愿与浊垢同流合污，毅然身赴江流，以自身之洁，用死明志。屈原一生执着于自己的政治宏愿，倾心于自己楚国的强盛，可国君听信谗言视他如草芥弃之若敝履，自己出身贵族、朝廷重臣，竟跌落权利神坛两次流放，政治投奔无门，人生走投无路，无奈、无助、无語、无用，他一定仰天长叹怨生不逢时，他一定涕泪滂沱恨苍天不公，他一定心灰意冷绝望人生，才毅然决然以死殉情。他是否还有另一层深意——当他对这个社会、对祖国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想把自己作为一颗人体炸弹投入汨罗江，以期用振聋发聩的轰鸣去震醒朝廷、去警戒世人？这是屈原的第六个悲哀——他又失败了：他扑入汨罗江滚滚洪流，溅起的浪花显得无力和式微，没有起到骇世惊俗的作用：楚王依然昏聩，朝廷依然腐朽，社会依然黑暗，楚国依然岌岌可危。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自戕式的赴江自沉，无疑是他第六个悲哀之处。两千多年过去了，朝代更叠，沧桑沉浮，但不管世情如何移步换景，屈原这一精神巨雕在中华民族的道德长廊中一直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彩，历久灼目。屈原的忌日竟成了中华民族约定俗成的纪念节日，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道统中，爱国主义是亘古不变的道德固守及高尚的文化基因。民富国强、中华大统，也永远是中华民族美好的期冀和向往。
【作者简介】段文明，河南省洛宁县人，河南省作协会员。曾是个回乡知青，当过大队支书、民师、新乡师专学生党支部书记、乡长乡党委书记、县计生委主任、卫生局长、教育局长。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残缺》，中篇小说集《不仅仅为爱》，作品曾多次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