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三八节有感》，几乎毁掉丁玲一生

1936年冬，结束了国民党三年牢狱生活的丁玲投奔了解放区延安。 她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延安对于丁玲来说，是一个热情而温暖的大家庭，一个“红星照耀”的新环境。 毛泽东写下著名的《临江仙》，欢迎丁玲来到延安。“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角色转变，既是毛泽东对丁玲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之举的极大肯定，也隐含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政治倾向。 此前丁玲虽然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并且还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但”左翼作家“还不能算无产阶级，只能称之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从昔日”文小姐“到”武将军“，丁玲不仅需要实现政治阶层的跨越，还需要跨越自己的女性性别。 但丁玲，是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的，性别意识不可能轻易地从她的文化心理深层消失，只是暂时蛰伏在那里，如同深埋在土壤里的种子，遇到合适的时机自然会破土冒芽。 1940年代初期，丁玲的创作视野再次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发生转移，那个初到延安时兴奋欣喜的丁玲，逐渐从晕眩的视角中开始恢复了她惯有的理性思考，再一次睁开了站在女性立场审视男性制度的“莎菲眼睛“。 她随后创作出《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丁玲以她的女性敏感，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对解放区妇女问题进行了揭露和剖析，指出旧历史遗迹仍盘踞在革命阵营内部，以革命名义进行的性别压迫和性别奴役实际存在并畅行无阻。 尤其是1942年3月9日，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第4版的《“三八节”有感》，被当作”为延安普通革命妇女而写的檄文“——正是这篇文章，几乎毁掉了丁玲。 这篇文章缘起于当时延安的两起“陈世美”式的离婚案件，为丈夫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妻子被丈夫以“落后”为由将其离异，另结新欢。当时随着大批进步女青年涌入延安，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丁玲为此非常不平，遂有感而发。 她在文中分析了延安妇女的婚恋困境。既肯定了“延安的妇女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她们有法律的政治保障、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小米南瓜把女同志们养得红润健康；但民主政权下的新天地并非处处完美，革命的延安虽然消灭了阶级剥削和贫富差别，消灭了知识分子与乡土大众、个人与集体、男女形式之别，消灭了任何一种可能的离心力、反叛力和怀疑心，但革命的男女之间并没有因为平等制度的建立而消除了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三八节有感》立足现实，充满对女性的人文关怀，但从政治角度来说，它的矛头指向性强，当时触动了某些人脆弱的神经。文章一面世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老子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一时间，丁玲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这篇随感几乎给她带来灭顶之灾，更在未来岁月给她带来无穷灾难。 文艺整风运动随后而来，《三八节有感》被定性为鲜花盛开的广阔原野上万劫不复的“大毒草”。迫于形势，丁玲在会上做了深刻的检查： “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说话。文章里说的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地看问题，直指出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我知道，这最多也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走，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我呢！” ——果然一语见谶，这篇文章带来的灾难接踵而至。1955年丁玲被打入“反党集团”，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当时在延安受过批判的作品，又被重新送上“再批判”的祭坛，一篇文章就这样扭转了丁玲的命运，从此种下了后半生的苦果，她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她的创作中断了二十五年，虽然其间也有零星作品出现，也有女性人物塑造，但呈现出来的，已经完全是一个”政治化“的丁玲。 如今，回顾中国文学现代史，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像丁玲这样关注妇女问题，这样强调妇女的自身解放，这样深刻地指出妇女问题的关键；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像丁玲那样，为了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了妇女的彻底解放经受了那么多磨难。 在这个节日里，我们重温这篇给丁玲带来不幸，也带来荣光的文章，旨在向那些为女性话语权挣扎、反抗的热心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祝姐妹们节日快乐！点个“在看”，好文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