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着急了！
2020年，临沂第一季度GDP生产总值为971.70亿元，相比去年，第一季度GDP1191.80亿元，增量-220.10亿元，增量在山东省排名第12位。
虽然临沂GDP排名处于山东省五强，但从人均可支配收入这方面，革命老区临沂始终低位徘徊。
作为山东省面积、人口第一大市，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临沂该如何突围？
文 | 白羽
编辑 | 崔赫翾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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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肩而过
1898年1月28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来到高悬着“中外禔福”匾额的总理衙门，代表德国与清政府谈判。
他志在必得。此时，在距离北京600多公里外的胶州湾海面，德国军舰正在耀武扬威。海靖抛出的条件，清政府几乎全部照允，唯独修筑铁路这一条遭到了拒绝。
心有不甘的海靖此后多次照会总理衙门，均被拒绝。
后来，失去耐心的海靖决定以武力相逼，清政府被迫在《胶澳租借条约》上签字。
一列客运列车行驶在胶济铁路线上。
条约主要内容有三项：
一、租借胶澳地区（今青岛），租期99年；
二、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一条由胶澳经潍县、淄川到济南，一条由胶澳往沂州（今临沂）、莱芜至济南，及开采沿线矿产等特权；
三、德国人在山东境内优先享有各种承办权。
其中由胶澳（青岛）通往沂州的铁路恰为之前双方谈判的焦点。
德国人为何如此在意这条铁路？
这要从条约签订的30年前说起。
1868年，纵横淮河流域18年的捻军大部被消灭，30岁的平邑县地方镇青年左宝贵以功晋升参将，赏加副将衔，荣耀乡里。另一边，在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后，列强忙着消化侵略成果，也暂时平静下来。
原本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迎来了短暂喘息的机会。
与此同时，肩负着秘密使命的德国人李希霍芬由美国经日本辗转抵达上海，开始了对中国长达4年的考察旅行。次年3月，他从沂州郯城饮马庄入境山东沿沂河抵达沂州，考察了沂州城外的一座煤矿。
“这个地方储煤量不小，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勘探，而且还差外国挖掘队和修建一条铁路。”
此后，他继续北上，途经泰安、济南，最终抵达烟台。结束山东考察后不久，他向德国政府提交《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报告，指出胶州湾是德国占领的理想地点，从胶州湾修一条铁路，穿过山东省的一些重要煤区，经过济南通向北京和河南，既可以出口山东和华北的棉花等土特产，又可进口国外货物。
不过，海靖反复争取的这条铁路最终并没有变成现实。
相比胶济铁路，修胶沂铁路要穿越峰峦起伏的复杂地形，耗资巨大，而周围矿产又没有这么丰富，对德国人来说，价值不大。
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当年就获利30多万马克。此后，德国利用这条铁路源源不断把廉价商品运进山东，把从山东掠夺的工业原料运往德国，获利逐年增多。
临沂与这次联通外部世界的机会擦肩而过。
如果当时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是胶沂铁路，如今的临沂会怎样？历史不容假设，当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瓦解时，临沂与“邻居”们至少在经济上渐渐拉开了差距。
2
敢为天下先
新中国成立前，临沂闻名于世的要数“沂蒙精神”。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用31000多人的生命和鲜血，创立了沂蒙山根据地；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沂蒙人用小车推出了胜利，推出了新中国。
沂蒙山秋色
解放初期的临沂一穷二白，1949年全市仅有10多处手工作坊，沂蒙人民在困难面前战天斗地，涌现了一大批商业奇迹：上世纪60年代的厉家寨、高家柳沟、王家坊等农业先进集体；80年代的宁家沟、9间棚等创业模范；90年代的刘家团林村、郭圪墩村等小康村。
最耀眼的莫过于临沂小商品城和商贸物流中心。这种原本依托地理优势发展的产业形态，居然在“土货不出，外货不入”的沂蒙山区蓬勃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78年，临沂长途汽车站的东方红旅馆里住进了一些南方商贩。
他们在旅馆门口叫卖从南方贩来的花布，很快被一抢而空。毕竟，不用票就能买布对许多人来说不可想象。
从南方传来的消息和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庞大的国家正试图掉转航向，但在未接到正式文件的情况下，是按照现有国家政策执行。
同年9月，临沂地区行署批复了工商局《关于统一集期后集市贸易情况的报告》，将“五天一集”改为“天天逢集”，并提出管理市场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人们的热情被激发了。临沂的集市越来越热闹，由于依托衔接南北、辐射东西的地理优势，越来越多的南方人来到临沂。
1982年，浙江商人陈巨荣带领几个经营布匹、小商品的客商来到临沂，找到当地工商部门，想找个地方开展小商品批发经营，但吃了闭门羹。其实，在陈巨荣的老家温州、义乌一带，小商品专业市场已现雏形，起源于“敲糖换鸡毛”的提篮叫卖的季节性市场的小商品交易逐步变为固定场所、常年经营的小商品市场，不断壮大的浙商队伍也逐渐向外扩散。
最后，他们在居住的旅社院内、门口摆起摊位，自发形成了交易场地。凭借热情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购买，一时间火遍临沂。
此时，不同声音冒了出来，认为这扰乱了计划经济秩序，要求工商部门立即取缔。
临沂市工商局经过认真调查和慎重权衡，认为这有利于改善群众生活、活跃城乡经济，不但不应取缔，反而应该扶持。
这给前来临沂经商的外地人吃了定心丸。
这一年，受到南方商人经营理念启发的当地政府，在老长途汽车站附近投资300万元建设一处占地60亩、800个摊位的临沂纺织品专业批发市场。这座时称“西郊大棚”的批发市场吸引了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以及本地的个体经营者入驻，临沂的“包容精神”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1986年，在政府鼓励下，城区水田、西关、前园、宋王庄等居委会先后掀起民间办市场的高潮。服装、鞋帽、家电、文体等专业批发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临沂人加入这支特别能吃苦的“商贩”队伍中。
此时，危机悄然而至。山东省有关部门联合行文，以扰乱市场物价、破坏市场秩序为由，做出了取缔临沂纺织品批发市场的决定。
临沂政府挺身而出，主要负责人专程赴济南逐一向省里主管部门做工作，汇报建立批发市场的理由以及未来发展前景，讲述沂蒙老区人民要求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最终，有关部门破例收回行文，准许临沂开办批发市场。
3
蓄势待发
转机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临沂专业批发市场建设提速，一座座集仓储、交易和配送为一体的层楼式商城迅速崛起。那一年，临沂西郊就建成了小商品、纺织品、服装鞋帽等36处专业批发市场，拥有固定摊位1.3万个，商户来自全国10多个省、区、市，年成交额16.4亿元。
2020年3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街道隆达鞋帽批发市场，工作人员在进行环境消毒。
市场的闸门就这样被打开了，犹如从沂蒙山上流下的涓涓细流汇入沂河，再奔流而下，势不可当。
不仅是个体的繁荣。改革开放后，需求的释放极大刺激了临沂乡镇企业发展。仅罗庄一处的产品就销往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7年外贸出口额5000多万元，居山东省乡镇企业之首，省委省政府发出全省“乡镇企业学罗庄”的号召。
1985年，沂水县的退伍军人徐传亮出任青援食品厂厂长。此时，这个食品厂生产的设备只有两座小土炉。徐传亮抓住青岛市对口支援沂蒙老区的政策，引进一条饼干生产线。青援饼干成为许多人儿时的记忆，沂水的食品产业从此拉开帷幕。
乡镇企业迸发出极强的生命力，而许多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一些能够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983年，临沂化工总厂被省政府列入关停并转名单，轰鸣了18年的机器声归于沉寂，就在企业奄奄一息之际，王廷艾挑起了转产重担。
同年，王廷江在罗庄镇沈泉庄村的村民大会上宣布，把资产价值600万元的白瓷厂捐给村集体，轰动全国。
1993年，张义华出任临沭县山东手扶拖拉机厂厂长，4年后改制为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周连奎兄弟通过提供设备和技术换取资金，与明金星一起建立了大众食品。
1999年，31岁的王传喜接任代村党支部书记，这时代村还是一个脏乱穷差的落后村的代名词。
这些土生土长的临沂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坚韧果敢，敢于打破一切固有规矩，又善于抓住微小的机会。
1995年，国务院批准撤销临沂地区和县级临沂市，设立地级临沂市。这一年，沂蒙山区在全国18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治河成为临沂发展的关键。
小埠东橡胶坝提上日程，1996年动工，次年建成，原本周期性的沂河一下子形成了47平方公里的水面。有了“大水面”的临沂终于可以做“大文章”了。
从1997年开始，临沂一系列重大工程开工或竣工——沂蒙路拓宽、临沂机场复航，京沪高速、人民广场开工建设，沂州路拓宽改造动工等。
力量积蓄了许久的临沂，调整好“起跑姿势”，等待着发令枪响。
4
动作频频
迈进新世纪的临沂迎来“逆袭”。
2001年，刚从美国学习回来的李群被任命为临沂市市长，2年后接任市委书记。作为山东最早一批出国培训年轻干部之一，国外的经历给了他很大启发。
临沂开始动作频频：
*治安方面，公安部门多年积案迅速侦破，治安形势显著好转；
*投资方面，全市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速跃居全省第二位，民间投资快速增长。
*在城市规划上，规划是城市建设“第一资源”。
2003年，吴良镛、周干峙等全国著名规划专家来对临沂城市未来规划把脉。吴院士还亲手绘制了临沂中心城组团结构与设计结构草图。
以吴院士的设计为蓝图，临沂制定《临沂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明确了“以河为轴、两岸开发、北上东进、南优西连、组团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
这一年，“大临沂、新临沂”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山东临沂，滨河大道旁的银杏林生态园景色迷人。
2004年9月，滨河大道开工建设。临沂百姓可漫步在沂河两岸，遥望着对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着沂河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流。
临沂开始跳出老城的束缚，北进建设52平方公里的北城新区，建设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委市政府启动搬迁计划，建设临沂大学。
先前那些力挽狂澜的人物，如今已经做出了不少成绩：
王廷艾已经将临沂化工总厂打造成为我国最大的硫酸复合肥生产基地，并早已改名为“红日集团”，并推出“艳阳天”品牌复合肥。
临工在王志中带领下完成改制，销售稳步增长，并在2006年末与沃尔沃建筑达成股权合作。
王廷江风头正劲，从2000年开始，华盛江泉集团先后上了热电、电解铝、焦炭、钢铁等六大项目，2008年华盛江泉集团在全国排名第342位，在全省企业实力排名中，则名列第34位。
张义华意气风发，常林集团借助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机会，利用银行贷款开始扩大投资，一系列投资令人眼花缭乱。
周连奎四处出击，通过兼并、联合、租赁等方式，在全国建立了12家生产基地，“金锣火腿”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响。
王传喜带领代村，推进土地流转、旧村改造，发展现代农业，代村的现代农业发展得有声有色。
这时的临沂，已变得足够“大”：
北方最大的商品物流中心；
中国最大的板材制造基地；
小型手扶拖拉机最大的制造基地；
最大的生猪屠宰中心；
……
除了批发市场、物流中心大以外，人民广场、新建成的长途客运站、沂河橡胶坝也都以大出名，号称亚洲第一。
一贯被人诟病“县域”经济贫穷的各县区也捷报频传：
*被称为“山东省尾”，甚至省里发文件都被遗漏的临沭，发挥靠近连云港的优势，办起了出口的建材厂。
*郯城利用电力优势，大力发展高耗能、高收益的化工产业，为原临沂地区率先跨入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
*苍山的蔬菜、兰陵的现代农业、沂南的机械制造、沂水的食品加工、费县的木业家居、平邑的食品罐头、莒南的冶金、蒙阴的汽车改装……
一度被外界视为穷乡僻壤的革命老区，以自己“努力的样子”惊艳了世人。
他们以自己革命浪漫主义般的激情、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为这片热土的超常规发展勾画出了粗犷的格局，格局宏大、线条粗放，气势磅礴，锋芒毕露。成了省内其他城市人们口中的“别人”。
5
环保危机
环保成了临沂第一个软肋。
2015年春节前10天，罗庄区的钢厂、焦化厂、建材厂，正在开足马力生产。刺鼻的气味、飞扬的粉尘让人窒息，但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这是过去20多年临沂工业发展的现实素描。
2015年2月25日，刚被任命为临沂市代市长仅15天的张术平被环保部正式约谈，临沂迎来一场环保“暴风雪”。被约谈后的第5天，56家重点企业同时被要求停产治理，412家企业被要求限期限产治理。
近似“一刀切”的整改，引来众多非议。
有媒体说：
“空气好了，经济差了；民众点赞，企业抱怨。山东临沂的环保风暴，遭遇着现实和利益的严峻挑战。而这有可能是中国环保治理持续深入后，各地亟需作答的选择题。”
这种情况反映到经济数据上，2015年临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3.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053家，主营业务收入10115亿元，下降0.4%，利润、利税分别下降4.5%和3.9%。
其实，人们的直观感受远远大于这些数字的变化。
昔日临沂最大的工业园区、税收最大的来源地罗庄区，变得冷清起来，几乎所有的烟囱都停止了对外冒烟，用工市场和大街上，每天挤满了等待招工的工人。
紧随环保风暴的是“金融风暴”。临沂市银监局发出警告，所有被关停的企业涉及银行直接担保354亿元，到第二圈担保达1496亿元，亟待善后。政府全面入驻临沂最大的企业华盛江泉集团，以化解随时可能暴发的危机。
然而，最先倒下的却是受环保影响较小的常林集团。2015年6月，常林集团的资金链断裂，两年后，常林集团宣布破产重整，除了“挥霍无度”的扩张和投资外。媒体曝出，其依靠“国家级鉴定”的光环通过涉嫌科研造假、财务造假的手段，接连获得各级政府十多亿元的科研资金支持以及数十亿元的银行贷款支持。
此时，临沂引以为傲的商品批发市场也遇到了“时代的敌人”。
2003年，淘宝诞生。近水楼台的温州、义乌开始拥抱电商，政府全力推进“电商换市”；同时，义乌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引商转工、贸工联动，并由此培育出一大批优势产业集群。“义乌等于小商品”已经成为消费者认知的锚点。
2006年，临沂GDP几乎追平了临近的工业大市徐州，超越在即。然而，没承想这却是临沂最辉煌的顶点。
随着网购兴起，对线下小商品批发产生了冲击，临沂经济增速放缓，与徐州又渐行渐远，2017年临沂GDP已经只有徐州的65%。
作为后起之秀，临沂商城以内贸型市场著称，由于产业配套不足，临沂更多是依靠物流支撑起的商品“中转站”，由于先天缺陷，对于市场反应不够敏感，在转型上慢了半拍。
此时，临沂的诸多短板暴露无遗，比如人均GDP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高校科研资源匮乏、交通设施滞后等。
发展的遇阻总会滋长负面情绪。近年来，临沂人总有一种这样的情绪，认为临沂是山东一座“边城”，偏居一隅，在全省的谋篇布局中被“冷落”。
纵观全省，青岛被赋予担当全省对外开放龙头的重任，济南做大做强省会战略更是风生水起，而拥有超千万人口的临沂，纵然被无数战略规划覆盖，但由于缺少核心角色担当，发展速度有待提升。
如何弯道超车？
临沂需要直面新的困难，重整行装再出发。
6
如何突围
铁路带来了新的机遇。
2019年11月26日，日兰（鲁南）高铁正式通车。
这条高铁的建成同样历经坎坷，但不管怎样，高铁时代临沂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而在34年前，临沂在迎来自己的一条兖石铁路时，还处于全省落后地位。
建设中的鲁南高铁。
当高铁呼啸而过时，这座陷入困境的“逆袭之城”突围的号角再次吹响。
2020年6月8日，山东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鲁南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意见》，鲁南经济圈由临沂、济宁、菏泽、枣庄四市构成，日照参与。由临沂作为发展排头兵，践行新发展理念，打开局面，提供前进路标。
那么，临沂如何突围？
一是政府科学有为。
回顾临沂发展的关键节点，政府总能够找到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比如小商品经济发展、苍山蒜薹事件、民营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建设等。
越是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政府越要看好“自己的手”，多干营造公平宽松营商环境的事情，少做干预具体经济运行的事情，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提升。
临沂政府需要做的是重新审视自己，重读“市场逻辑”，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界，找准政府和市场相互补位、协调配合的结合点，实现“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最佳结合，推进简政放权，抓好政策标准、政策执行、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建设，把力气用在营造良好环境和搞好服务上。
二是提高区域站位。
看山东，临沂偏居一隅；看全国，临沂位居要道。
临沂地处长三角经济圈与京津唐经济圈结合点、中国东部南北大通道中心枢纽、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核心区域。
临沂虽然没有自己的港口，但连云港、岚山港和日照港均近在咫尺，临沂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充分调动一切能够利用的资源，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
继续下大力气，打通交通瓶颈，畅通对外联系渠道，不局限与省内主要城市联系，更要积极主动与长三角主要城市搭建合作关系，主动融入淮河生态经济带、中原经济区建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全面盘活山东“南大门”这一战略要地的区位优势。
三是推进产业升级。
环保问题的实质是产业问题。2020年临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临沂经济传统路径依赖依然存在，“四新”经济规模小、占比低，金融、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漏洞盲区。
产业决定城市兴衰，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聚则人口聚。
在这场产业升级战役中，临沂最大的红利在于人口。如何充分发挥和调动千万人口的才智这一关键要素，成为临沂转型的关键。临沂民营经济发达，调动民营资本，按照市场化运作来参与产业升级，必然是一场能够唱好的大戏。
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要更多扮演规划和引导角色，搭建好舞台，让民营资本来唱主角。支持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群的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运用大城市发展战略带动区域发展，快速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增长极”，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局面。
四是勇当鲁南核心。
临沂应摈弃单打独斗的观念，在推动区域发展上多出力。作为万亿级城市和鲁南经济圈经济发展排头兵，临沂有独到的区位优势和充足的人力，与周边地市形成优势互补。
作为“三圈”叠加之地，鲁南经济圈向东开放门户，具有面积人口多、经济体量较大、对外开放载体平台集聚等诸多方面优势条件，与枣庄、济宁、菏泽携手前行，努力破除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建设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
提高临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城市硬件和软实力建设，推动房价保持合理水平，推进核心城区承载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并带动周边区域尤其是县域的发展，形成以临沂为核心的鲁南区域增长动力源。
纵观临沂百年发展史，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临沂逆袭和崛起，受益于临沂人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黎锦熙在《龟德颂》中写道：
“任重，能背；道远，不退；
快快儿地慢慢走，不睡。”
这恰是对临沂这座“龟驮城”的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