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上《西厢》——对于古瓷《西厢记》纹饰的考察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西厢记》自元代诞生以后,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喜爱;以它为蓝本的各种地方戏曲久演不衰,传播范围甚广,可谓家喻户晓。
有关《西厢记》的美术创作广见于版刻书籍、年画、瓷绘、雕刻等,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本文旨在对古瓷上的《西厢记》绘画源流作一简明扼要的考察,同时纠正一些在古陶瓷学界流传甚广的误判。
瓷绘《西厢》始于元代吗?
在瓷器表面描绘《西厢记》图,最早始于何时?
有人说是明代,也有人说是元代。
多年来,海内外不少古陶瓷研究专家认为: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元青花梅瓶(图1),和某私人收藏的一件元青花罐(图2)画的都是《西厢记》图。
对此我不敢苟同,以下分别予以辨析。
图1.元青花梅瓶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2.元青花罐(私人藏)
先说那件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元青花梅瓶:
粗粗一看,只见画面左方一妇人正举棍欲打,对面一女子掩面而哭,很像《西厢记》内老夫人拷红的情节。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位妇人手里的竹棍是沿着她的腰部向下延伸的。虽然竹棍下半截因被裙子遮住而完全看不见,但很容易判断那根竹棍是斜抵在地上的,也就是说那位妇人是拄着一根高过头顶的竹拐杖,而完全不是举起一根短竹棍正准备打人。
因此,“拷红”一说纯属误断。
即使硬要把那根竹拐杖说成是打红娘的棍子,“拷红”一说也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西厢记》内“拷红”的发生地是堂上,也即室内,而非室外庭院中。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老夫人怎么可能在室外叱问红娘,让女儿做的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被外人听到呢?
第二,老夫人训斥红娘时,红娘应该是跪在地上的。
第三,面对老夫人的责问,红娘有勇有谋,机智伶俐,应对自若,从不曾掩面哭泣。
第四,作为堂堂相国夫人,亲自操棍来打家中婢女,也不合情理。若真要打,自会吩咐下人来做。
另据《西厢记》研究专家蒋星煜先生说:红娘这一配角是随着后人对《西厢记》的不断改编而在剧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
元代,红娘在剧中的地位还相对较低,直到明代,《西厢记》才分出“堂前巧辩”一折;明末清初,又改称“拷婢”(又称“拷艳”、“拷红”),红娘的戏份逐渐愈来愈多。
因此,在元代瓷器上不大可能出现“拷红”画面。
综上所述便可以断定:此梅瓶所绘图案决非《西厢记》。
那么该梅瓶究竟所画为何故事?有人说是马致远的《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证据也不足。
我将此梅瓶画面与日本著名收藏家坂本五郎旧藏元青花梅瓶(残存中段)(图3)、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藏元青花罐两者所绘《百花亭》杂剧图分别作了比对(图4),发现三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左边那位妇人都身穿格子花纹长裙,手拄一根竹拐杖,只是手持姿势、拐杖长短不同而已。甚至所绘树木均相同,枝叶也相似。
因此,我觉得此梅瓶很有可能画的也是《百花亭》一剧。限于主题,此处不予展开,留待另文作专门分析。
图3.坂本五郎旧藏元青花
《百花亭》图梅瓶(残存中段)
图4.大阪万野美术馆藏元青花
再说那个元青花罐,描摹一女子在庭院中焚香,却不见月亮。莺莺焚香,《西厢记》里明明写着 “剔团圞明月如悬镜”。画工若真的画崔莺莺,圆月肯定不会省略。
退一步说,就算此图是焚香拜月,这样的场景在“貂蝉拜月”故事、戏剧《拜月亭记》等剧本中都曾出现过,根本无法确证焚香者一定是崔莺莺。
再说女子焚香拜月以祈祷或许愿,是古代民间风俗,一般仕女图中也会出现,未必描绘的就是戏曲故事。
典型的莺莺拜月画面应该是:红娘陪莺莺焚香,张生在墙外偷听她俩说话,当然天空圆月必不可少。仅凭有女子焚香形象便判断所绘为《西厢记》,显然缺乏足够依据,难以让人信服。
元代青花瓷上的绘画以花卉动物纹为主,人物纹极少。人物纹的题材主要取自小说、历史故事、杂剧以及神话传说等。
元代有名的杂剧很多,尽管《西厢记》在当时已经广泛传播,但其流行程度和地位远不及后世。故元青花上不见《西厢记》图也属正常。
按照一般规律,总是先有纸面绘画,再有瓷面绘画。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元代或更早的《西厢记》绘画(包括版画)传世,故元代瓷器上出现《西厢记》图画的可能性不大。
瓷绘《西厢》始于明末
元代青花人物纹瓷绘宛如昙花一现,随着元朝的覆亡而突然消失。明朝初年,瓷器纹饰多为植物,少量为动物,人物极为稀见。
“空白期”(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以后,人物纹才逐渐增多,主要是庭院仕女、婴戏、文人高士以及神仙图(属于道教者居多)。虽然也曾出现过以历史故事、小说等为题材的人物纹饰,但为数极少,并不具有普遍性。
明代嘉靖、万历之际,江南一带手工业快速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出版业的壮大。为迎合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各地书坊刊刻发行了大量带有精美插图的书籍,最多的当然是戏曲、小说(图5—图7)。
而景德镇离明代版画出版中心之一的徽州距离较近,很容易受其影响。明末,窑厂画工们为顺应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开始尝试在瓷器上临摹插图本戏曲、小说书籍中的人物故事图案。
这类瓷器推向市场后,大受欢迎。于是戏曲、小说人物故事纹饰越来越多,逐渐蔚为风尚。瓷绘《西厢记》图案应该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绘有《西厢记》图案的瓷器烧造于崇祯朝(图8)。在没有见到更早的实物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瓷绘《西厢记》纹饰始见于明朝末年。
图5.明万历环翠堂本《西厢记》
“联吟”插图
图6.明万历环翠堂本《西厢记》
“逾墙”插图
图7.明万历继志斋本《西厢记》
“惊梦”插图
有意思的是,十七世纪上半叶,英国曾向中国订制一批瓷器,图案要求以人物仕女为主,有故事情节者更佳。于是,景德镇特意烧制了以《西厢记》故事为图案的青花盘和瓶,结果运去后大受欢迎。
谁也料想不到,中国古典戏剧名著《西厢记》的情爱故事,竟然最早是通过瓷器为欧洲人所了解的。
图8.明崇祯青花《西厢记》
“送别”图花觚
清代瓷器上的《西厢记》纹饰
清军南下,肆意烧抢屠戮,景德镇制瓷业遭到重创,直到清王朝建立后,才慢慢恢复元气。
幸运的是,明末形成的瓷器上描绘小说、戏曲故事图的传统被很好地延续下来,并得到了蓬勃发展。
顺治朝,瓷绘《西厢记》图就很流行(图9A、9B)。
到了康熙时期,瓷绘《西厢记》纹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各种碗、盘、杯、瓶、罐、笔筒等都常见绘有《西厢记》图。
明晚期的瓷绘《西厢记》图,主要模仿刊本《西厢记》中的版画插图,虽然后来稍有变化,但终究未能脱尽版画的模样。
而康熙时,窑厂画工们大多对《西厢记》故事图中的人物和场景作了重新创作,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生动传神。即使描绘同一情节,不同器物上所绘画面也少有雷同。
表现形式则更丰富,比如一件器物上既有描绘单幅《西厢记》图的(以盘、碟为主),也有描绘一组《西厢记》不同场面图案的(以碗、瓶等立件为主),甚至还有同一套器物上每件描绘《西厢记》一个场景,件件不同,合成一套的(比如套杯、瓷砖等)。无论是单幅画,还是组画,大多与《西厢记》折子戏的名目相应。(图10—图22)
图9A.清顺治青花《西厢记》
“奇逢”图筒瓶
图9B.清顺治青花《西厢记》
“奇逢”图筒瓶(另一面)
图10.清康熙青花《西厢记》
“假寓”图大碗
图11A 清康熙五彩《西厢记》
“联吟”图笔筒
图11B 清康熙五彩《西厢记》
“联吟”图笔筒(另一面)
图12.清康熙青花《西厢记》
孙飞虎抢莺莺图(“解围”一折)大碗
图13.清康熙青花《西厢记》
惠明和尚讨救兵图(“解围”一折)大笔筒
图14A.清康熙青花《西厢记》
惠明和尚讨救兵图(“解围”一折)
观音瓶
图14B 清康熙青花《西厢记》
惠明和尚讨救兵图(“解围”一折)
观音瓶(另一面)
图15.清康熙青花《西厢记》
张生莺莺幽会图
(“佳期”一折,红娘正将枕头递给张生)
大碗
图16A.清康熙青花《西厢记》
“佳期”图高足杯
图16B清康熙青花《西厢记》
“佳期”图高足杯(另一面)
图17.清康熙五彩《西厢记》
“佳期”图大盘
图18.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清康熙青花釉里红
《西厢记》“奇逢”图盘
图19.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清康熙青花釉里红
《西厢记》图盘
图20.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清康熙青花
《西厢记》图盘
图21.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清康熙青花
《西厢记》图盘
图22.清康熙五彩《西厢记》
“奇逢”图盘
晚明时期的瓷绘《西厢记》主要是青花,五彩罕见,而康熙时期则既有青花,也有五彩,各臻绝妙。
若论其艺术水准,要高过当朝木刻版画,可与明代版画相颉颃,即使在中国人物画史上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雍正时期,瓷绘《西厢记》仍沿袭前朝,然以粉彩为主,颜色鲜艳,绘画水平有所下降(图23—图25)。
所见外销欧洲的带有《西厢记》纹饰的瓷器多为康熙、雍正两朝烧制,以盘类居多,小至数寸,大至50公分以上,应有尽有;青花、五彩、粉彩各展风采(图26、图27)。
图23.雍正粉彩描金《西厢记》
“巧辩(拷红)”图盘
图24.清雍正粉彩描金《西厢记》
“送别”图盘
图25.清雍正粉彩《西厢记》
“惊梦”图大盘
图26.清康熙青花《西厢记》
“送别”图折沿盘(外销瓷)
图27.清雍正青花矾红描金《西厢记》
“逾墙”图折沿盘(外销瓷)
细心考察后会发现,到了乾隆朝,瓷器上的《西厢记》纹饰数量急剧下降。这与朝廷对《西厢记》的查禁有关。
清朝初年,虽然也禁毁所谓“淫词小说”,但稽查并不严厉。
乾隆当政,文禁趋严,《西厢记》也在禁止之列。此时“文字狱” 盛行,稍有违碍,便会惨遭不测,甚而被诛灭九族,连掘墓开馆、焚尸扬灰的事都有。窑厂画工们自然不敢轻易犯禁。
因此,今天很少能见到乾隆朝瓷器上的《西厢记》图。
直到嘉庆以后,文网渐弛,瓷绘《西厢》才稍稍增多(图28、图29),然而已不成气候,质量也大为下降,难望康雍时项背了。
图28.清嘉庆粉彩《西厢记》
“奇逢”图方形笔筒
图29.清道光粉彩《西厢记》
“听琴”图碗一对
余 话: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瓷绘《西厢记》的诞生、发展、繁荣和衰落既与陶瓷发展史相关,也与《西厢记》的传播史关系密切。
陶瓷是日用品,各时期瓷绘《西厢》数量的变化,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厢记》在民间的传播状况。
明清瓷器上的《西厢记》画面,无论是单幅的,还是成组的,多与《西厢记》折子戏的名目相对应。
比如,古瓷上常见的《西厢记》图画有:
佛殿奇逢(惊艳)、
墙角联吟、
白马解围、
莺莺听琴、
乘夜逾墙(跳墙)、
月下佳期、
堂前巧辩(拷红)、
长亭送别、
草桥惊梦等。
描绘频率最高的要数:奇逢(惊艳)和送别。
也许因为爱情和离别之情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最能打动人,也易于设计场景、安排人物、营造气氛,故最受大众欢迎。
《西厢记》纹饰在明清两代都只出现在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根本看不到。
这是因为上层统治阶级一向认为戏曲、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西厢记》更被视为诲淫之作,当然绝不可能让工匠们用《西厢记》图,来装饰宫廷和官府使用的器皿和陈设用品。
有些专家认为,康熙初年中和堂款的瓷器属于官窑(参见图12、图18),但我持相反观点:仅从它画《西厢记》图这一点来判断,就不可能是官窑,而只能是私家订烧的民窑精品。
明清瓷器上描绘《西厢记》图的很多。
按理,与《西厢记》齐名的《牡丹亭》,也应该时常出现在瓷器上,然而奇怪的是很难见到。
多年来,我只见过英国巴特勒家族收藏的一件青花小盘绘有《牡丹亭》图,柳梦梅的半身像占据了一大半盘面(图30)。
究其原因,我以为:
一是《西厢记》的受众面更广,也即各个阶层的人都喜爱;而《牡丹亭》则相对来说更高雅,爱好者主要为知识阶层。
二是《西厢记》的故事性更强,易于用绘画来表现。权衡下来,窑厂画工当然更愿意选择《西厢记》。
由此看来,瓷绘《西厢记》纹饰能够长久流行,绝非偶然。
瓷上三个字为:柳梦梅,显然是《牡丹亭》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