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占城稻，宋朝百姓就不挨饿了？ | 循迹晓讲

◎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熊掌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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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1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派遣使者到福建取回三万斛稻谷，这些稻谷并不是宋朝普遍种植的糯粳二米（在宋朝称之为“白粮”）而是一种从当时被称作是占婆或占城的越南南部的外来稻种，故名为“占城稻”。

宋真宗为什么要不远千里从福建取回这种外国稻谷呢？

这是因为有人向他奏报，说江淮两浙地区，稍有旱灾水田的产量就会大幅缩减，时常造成青黄不接的情况。而占城稻是一种早稻，成熟早结粒快，一年可以收获两到三次，产量较之粳米提高很多。而且占城稻不择土地肥瘠，随种随收，可播种面积比粳米和糯米大得多。

宋真宗听到占城稻的这些好处后，下令从福建取来稻种，分给江淮两浙的农民，令其种植，还命当地的转运使张榜向农户介绍占城稻的种植方法。

宋真宗为了推广这种新作物还亲自示范，下令在皇宫内玉宸殿种植占城稻，种成之后皇帝亲自率领群臣观看，真宗皇帝还乘兴还做了一首占城稻赋，以颂扬占城稻的优秀。宋朝官方大力推广占城稻的做法，在华中华南引发了种植早稻的热潮，国内研究多把宋代双季稻、三季稻的推广归功于占城稻的大范围引种。并认为占城稻的早熟优势可以让宋朝农民能够进行不同作物轮作种植以及不同品种水稻的轮作种植，增加了粮食产量。

我国学者翦伯赞认为：“因为占城稻不择地而生，成熟较早较快，所以在北宋期内的江南西路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八分是早占米，只有二、三分分种大禾”。

按照宋人的文献记载，占城稻大范围种植之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在山东路的汝州，引入占城稻之后缓解了天旱造成的减产，得以“岁岁足食”。江南东西路在遭遇旱灾的时候，占城稻仍能获得不错的产量。在宋真宗下令推广占城稻六十多年以后，长江以南的各个路都已经有一定面积的占城稻种植。

◎ 宋真宗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占城稻种植

相比起宋朝农民传统的种植作物糯稻和粳稻，占城稻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首先，生长期短，粳稻从播种到收割一般需要六个月时间，占城稻只需百日，后来甚至引进了八十日，六十日的品种。由于占城稻生长期短，一年内可以两作甚至三作，提高了水稻的年均亩产，有人认为，宋朝的人口突破了唐代巅峰的八千万人左右，增加到一亿，这其中就有一部分功劳属于一年两作、三作的早占稻。

其次，不择地之肥瘠，随处可以播种，且有一定的抗旱能力。有人凭借《宋史·食货志》的记载，认为占城稻是一种旱稻。其实在宋真宗命人在各处张贴的占城稻种植榜文里写了占城稻育种的方法，要先要在水中浸泡，育成秧苗后移栽在水田里。等禾苗略微长大再移往他处，可见占城稻实际上还是一种水稻。不过占城稻的确有用水少、能耐旱灾的优点，这使得它能够在距离水源较远的高地上也能存活，遇到旱情以后受到的损失也比较少。

第三个特点，今天的农史学家较少提到，在当时的人来看，占城稻碾出的占城米是一种很难吃的米。南宋人舒磷记载占城稻这种外来作物就说：“本朝的水稻分大禾谷和小禾谷，大禾谷又叫粳稻，颗粒大有谷芒，只能种在肥沃的田地里；小禾谷就是占城稻，又叫山禾稻，谷粒小，没谷芒，播种不挑肥瘦地，大禾谷收获少，价钱贵，所得除了输官上供外，非富家大户不能吃到，小禾谷收获多价钱贱，贫下户都吃它。”

这段话反映的事实是占城稻虽然收获多，但口感差，官府和富家大户都不愿意吃，只有贫贱之人为了果腹不得不勉强食用。

事实上，占城稻米和糯米和粳米不同，占城稻的稻米属于一种灿米。稻米的口感是看米中所含的淀粉结构所决定，稻米中的淀粉分为两种结构，一种叫做支链淀粉，粳米中含量较多，一种叫做直链淀粉，灿米中含量比较多。

当支链淀粉成分多而直链比较少时，烹煮好的米粒就比较有弹性和粘性，直链淀粉较多时，煮好的米饭米粒较硬，没有黏性。可能有些人认为硬米饭才适合自己口味，但对于宋朝人来说，他们认为粳米和糯米才是真正好吃的米。

◎ 灿米的米粒较长，直链淀粉多，煮饭硬

但即便是口味挑剔的现代人也并不是完全排斥灿米，在我国大米市场上颇有份额的泰国香米就是一种灿米。泰国香米属于灿米中的优质品种丝苗米，是属于有独有香气的长粒白米，一度流行于闽粤地区。印度另有一种basmati香米，有坚果般香气，虽然在中国少见，却盛行于欧美地区。

占城稻之所以不受宋人欢迎，除了口感较硬意外，可能还跟本身缺乏香气有关系。

占城稻内有“红婢暴”、“泰州红”、“百日赤”等品种，可能占城稻产出稻米跟今日的红米较为类似。红米除了口感硬，没有粘性之外，也没有丝苗米那样浓郁的香气。在过去的稻米市场上卖不起价是很正常的。

占城稻虽然被宋人评价为难吃，但毕竟有耐旱、播种范围广、一年可收割多次等优点，但大规模种植占城稻之后，宋朝农民是否就免除了饥荒之苦了呢？答案是没有。

即使在所谓的好光景，宋代江南的农民也仅仅是依靠占城稻等价格低廉的稻米勉强糊口而已，在灾荒时仍不能避免大范围的饥饿和流亡。宋代江南地区的灾荒里旱灾的比例其实并不大，较大的灾祸里一是水灾，一是战祸。

绍兴元年，由于金兵南侵，农业生产被破坏和南宋军队的征收，造成东南诸路大饥荒，常州、平江地方的大批流民被饿死。绍兴六年，湖南、江西再次大饥荒，饿死甚多，盗贼纷起。嘉定元年，淮南大饥荒，人民以草木为食，上百万流民涌入江南寻找食物。可见宋朝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并非一直稳定，仅仅依靠一两种高产稻作并不能确保人民免受饥馑。

◎ 南宋推行的会子也能通过不断贬值来剥削民户的财富

比水旱兵荒更压制农业生产的是宋朝的高额捐税。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重税朝代，宋人所谓“前代盘剥之法本朝皆有之”并不是一句虚言。和唐不同，宋朝实行绝对的财政中央集权，朝廷以正税、上供等名义收割了正常税赋的绝大部分，地方财政若想维持，不得不向百姓加派税赋。所加征的税赋名目五花八门，在田赋正税方面，有额外附加的斛面、折变、加耗等税目，在田税之外，又有摊派、科罚、征榷等额外税种。

尤其是在金人入侵、宋室南渡后，为了供养前线大军，临时征纳“月桩钱”，又广收商税，称为“经总制钱”，在朝廷层层叠叠的剥削下，作为纳税主体的宋朝民户苦不堪言，仅以税粮一项而论，江南地方留用部分不计，北宋早期每年向汴京运粮300万石，中期则曾加到700万石，到徽宗时增加到每年800万石。

南宋时加派更加严重，苛敛最重时有正税一斛，附加杂税多至十五六斛的。而南宋民户面临的政府剥削不止田税一样，南宋时以国营专卖和经总制钱为特征的商业税占了税收的大部分，为了征缴商业税，南宋在领土内处处设卡，物物收税，一件货物从产地运出，还没运到集市已经收了五六遍税，甚至连过路书生的随身行李也会被收税。

虽然儒家士大夫有收税“病商胜过病农”之说，然而羊毛最终还是出在羊身上。对商品的肆无忌惮征税最终将会导致农民生活成本大幅上涨。

◎ 国际比较认可的稻种传播示意图

如果一个宋朝农民把自己的田地全部种植粳稻或者糯稻，那么在缴纳完官府派给的各种苛捐杂税，还要支付越来越高的生活费用之余，根本不可能有抵抗自然灾害的余力。一旦遇到哪怕是很小的生产波动，也会导致农民大量逃亡甚至饿死。

这对以民户为主要征粮基础的宋朝来说是致命性的损害。所以宋真宗致力推广占城稻的目的并不是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而是以占城稻这种高产作物作为缓冲，在保证国家高强度的粮食征收和沉重商税带来的生活成本上涨的同时，让农民仍然能有一口安稳饭吃，不至于遇到灾荒就流亡饿死。

如果顺带还能增加人口，无疑又是为宋朝捉襟见肘的财政增加了税基。

占城稻的推广保证了古代江南人口的增加，但对农民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多少提升。到了明朝，江南农民的生活反而还进一步恶化了。明朝政府在正常田赋之外，有一笔所谓“白粮”的额外税收。

◎ 古代农民蜡像

在宋朝，白粮仅仅是糯稻的谷子和粳稻谷。但明朝官府向江南征收的“白粮”则是一种地方贡赋，要供给宫廷和文武官员食用。所以明朝的白粮必须脱壳成米，且必须经过拣选，颗颗米粒光洁完整，如果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必须负责调换。

明朝每年向江南征收20万石“白粮”，这个数字看起来似乎并不高。但将“白粮”运进京城需全部由民户负责，这项劳民之举一直延续到明末。

明末有人计算过，将这20万石“白粮”运入京师，差不多需要十倍的费用，也就是连“白粮”带运费，这笔地方贡赋每年加诸给江南民户超过二百万石粮食的额外税负。这项贡赋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算有所缓解，虽然20万石白粮不变，但不再要求江南将白粮运输入京，改收运费和加耗。

有趣的是，虽然明清额外多了一笔白粮的贡赋，但江南一般农民的生活到了明清反而比宋朝有所改善。改善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江南的农民已经不用再吃难吃的占城稻，而是改食粳米了。

康熙皇帝曾这样描述江南农村的稻作生产：“宋仁宗时期从越南弄到了占城稻，命人江淮、两浙推广，就是今天所谓的黑谷米，米粒小，煮出的饭很硬，结的稻穗又稀疏，所以现在基本已经见不到了。”代替占城稻米作为农民主粮的是以往只能用来缴纳田贡的粳米。

◎ 京杭大运河将江南农民生产的粳米源源不断送到北京

江南农民主粮的变化是由粳稻产量增加带来的，粳稻产量的增加是由于明清之际农业技术的提升，精耕细作技术的改进，铁制农具普及，以及水车在稻田的广泛运用。到清朝时，粳稻产量和早占稻一季收获的产量已经相差无几。

然而江南农民不止能从农业技术进步中获得好处，相比起宋朝，清朝尤其是清中叶的江南农民更大的变化是变得更有钱更能消费， 根据18世纪的统计资料，江南农民一个月除了能有18到20斤粳米消费外，还能有300克猪肉，鸡鸭河鲜等约400克，糖300克，蔬菜约10斤等副食品消费。在当时已经属于全国领先的生活水平。江南农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得益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从城市向广大乡村地区更深更远的辐射作用。

清中期的江南农民，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更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经营生丝、茶叶、蔬菜甚至螃蟹、太湖鱼等河鲜的利润都比单纯种植粮食要高得多，这些特色商品的大量生产，正是由于商品经济从大中城市周边向乡村扩张导致的结果。

◎ 纺织是江南地区传统手工业项目，但到了清朝规模达到历史之最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昔日就号称“衣被天下”的江南地区到了清朝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棉布和丝绸纺织中心，纺织品和衣帽鞋袜行销南北十三省乃至于海外。在纺织业的带动下，各种手工行业蓬勃发展，不仅仅让土地肥沃的江南地区农民吃上了新鲜的粳米，甚至让人多地少的安徽、江西、福建地区的农民也有了出外做工改善生活的机会。

江南地区千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让农民生活越来越好的并不是哪一种神奇的作物，而是在相对宽松环境下享有的经济自由及其带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和世界市场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唯有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才是让人民富裕起来的真正保障。

这一点，就连本身就身处市场经济发展潮流里的大清皇帝都未能体会到。

一直到康熙时期，官府还试图推广和占城稻差不多性质的早稻品种“御稻”，可惜的是生活正在富裕起来的江南农民这一次并不买皇帝的账，康熙皇帝无奈的承认：“已经将（御稻）种子发给江南督抚织造，令他们在民间推行，听说江南两省推行了不少，可惜一直没有广泛种植。”当人民意识到还有更美好的生活可以追求时，就连皇帝说的话也不再好使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