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是住校生，吃的是骨头脑髓

有读者留言，让我写写住校生活，描述当年住校生活是如何锤炼我们这一代的。这倒是真的一下子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说锤炼谈不上，但它确确实实是一段至今想来仍感觉幸福快乐的人生经历，虽然它是从艰苦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学校根据学生路途远近，将学生分为三类：走读生、午膳生、住校生。我有幸成为住校生，是从初三年级开始的，那是1983年。

我就读的初中，叫陈家中学，全称是新枫乡陈家初级中学，大人们习惯叫陈家祠堂，因为学校的前身是祠堂。家与学校的距离约五里。前两年我是午膳生，每天背个书包、拎个网袋早出晚归。网袋里装一个饭盒，饭盒里再放一只小碗，那是用来装菜的。后来条件改善了，变成了两个盒子，大的是饭盒，小的是菜盒。

每天凌晨，陈平阳、陈高阳兄弟俩在中堰堤埂上等我，等不及就喳灵皇天喊我名字，把村庄的静谧撕得粉碎，我们总喜欢结伴而行。我现在还记得，当我们经过胡家的时候，村庄里的公鸡还在装模作样地报晓，零星的炊烟像懒虫一样爬出来。放学路上我们更不安稳，因为饭盒空了，于是一路上响起叮呤咣啷的声音，我们竟敢以弱欺强，欺负一个骆家桥的同学，他的个子起码高出我两个头。

初一初二两个学期，就这样叮呤咣啷被我甩到九霄云外了。甩掉的标志是，读了两年英语，仍然搞不清什么叫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尽管如此，但每次期末英语考试我们都能考100分，那是因为我记性好，考试前把练习卷的答案背得滚瓜烂熟。老师布置作业时说，期末考试的卷子就是这张卷子，我今天先把答案报给你们。于是，我开始背“一A二B三C四B五B六A七C八C……”我考100分的代价是一个晚上的速记。

到初三的时候，我阴差阳错地滑进了快班。其实那时候初三年级总共也就百把人，一个快班，一个慢班。学校抓升学率，要求快班的学生进行夜自修，这就诞生了住校生。可能，我们是陈家中学第一批住校生。而且只有男生没有女生。而且而且，男生也仅有五六个。我记不清到底是五个还是六个。

我们的寢室在学校东侧厢房的楼上，一个大通间。楼上是我们，楼下则是食堂和教师宿舍。那个大通间除了楼板，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没有柜，没有水，没有厕所。老师就那么随便一说，我们也用不着额外缴费，就做起了住校生。啥也不讲究，有啥好讲究的，从家里拿一张竹席来，从田畈里弄几夹稻草来，然后把稻草铺在阁板上，然后把竹席摊在稻草上，就成了安乐窝。没有老师来管我们，一切全靠我们自觉。也真是怪了，我们几个都比较听话，夜自学一结束就乖乖睡觉，大概是慑于楼下还住着老师吧。

住校的效果是显著的，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被学习吸走了，再也不用为家里的鸡啊鸭啊猪啊的吃食问题考虑了，我的英语成绩就是在住校后突飞猛进的。因为没啥事做，我就背英语书上的名人名言，什么“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之类的，而我发现，这些名言后来总是在试卷上出现，于是我竟慢慢有了学英语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高中，以至于喜欢把英语课文直接背熟，以不变应万变，从此考试得心应手。

住校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发生于九十月份，可能那次是台风袭击。那天晚上，狂风大作，门窗砰嘭。我与陈理新同学半夜爬起来，义无反顾地去关闭门窗，把全校唯一的那间教师办公室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这事做了也就做了，换任何人都会这么做，无非另外几个住校生掉进梦里没听见。但这件事的结果出人意料，我们两个学生被学校狠狠表扬了一次，成为“学雷锋做好事”的榜样。我们拿到了奖品，一人一只菜盆，外加升旗的资格。那时候升旗是手动的，两个学生，合着国歌，一个拉线，一个送线，在全校师生众目睽睽之下，那是无上的光荣。用现在的说法，我一不小心成了好学生，且跻身为老师看得起的好学生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我们看到天上飘雪就激动不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反正饭后闲着没事，于是寢室里的带头大哥（人长得最高，我终于记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姓何）提议：“我们赤脚去雪地里跑步吧！”于是，我们一致拥护，五六个人赤着脚去雪地里跑步。出校门，沿渠道，经勤农完小，再经枫湄公路，然后折回到学校。旷野无人，唯有我们一群癫佬在雪花飘飘中嘻嘻哈哈，像一群麻雀。我们不仅没有感觉冷，反而跑出了一身汗。当我们扭着身体跳进学校大门时，却被何校长给堵住了。何校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骂道：“犯贱骆驼！全部到雪地里去罚站！”这句话像一根针，把热情高涨的我们刺穿，我们顿时瘪萎萎了，我们接受罚站，我们终于慢慢感觉到脚底板的寒冷刺骨了……现在想起来，我们之所以赤脚到雪地里跑步，除了激动，除了好奇，其实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理由，我们那时候只有一双鞋，我们舍不得我们的鞋。我们的做法，纯属苦中作乐。

虽然名义上没有老师管我们，但我们还是吃怕了一个老师的苦头。这个老师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年纪一大把，大概是学校从退休老师的队伍里物色来的。我不孝，早把这位老师的名字吃进吐子了，只记得他姓陈。陈老师的宿舍偏偏安置在我们阁楼的楼梯下，所以我们每每上下楼梯，必在他的监听之中。陈老师一旦认真起来，就会对我们唠叨个没完没了，像唐僧念紧箍咒，我们立马就成了孙悟空，那个头疼啊。

有一次，可能是课间吧，我有事跑去寢室，咚咚咚刚跑到楼梯的一半，就被脚底下陈老师的一声吆喝绊倒了。陈老师在房间里喊：“谁啊？”我赶紧止住脚步，嘴巴对着脚底，不假思索地回复：“我！”这个简捷的回答，招来了陈老师的一篇大文章。陈老师让我进了他的房间，乖乖接受他的教训。他给我恶补语文：“'我’是什么？'我’是第一人称，我怎么知道'我’呢，没头没脑的一个'我’，你说说看这个'我’是啥相貌……”他后来的教训变成了一根南瓜藤，从“我”起步，爬到文言文，爬到阅读理解，爬到不爱读书的学生，爬到学校纪律，他全然忘记了我的存在，顾自在那里享受发牢骚的美感。

在陈家中学住校期间，还发生过一桩糗事，是名副其实的臭。事情跟英语考试有关。我前面说过，我们那时候的英语简直就是体育老师教的，关键是体育老师还是代课的，所以我们学英语像走野猫路。为了死记单词，我们在旁边注汉字，美其名日“英译汉”，如：“课桌”注“淡死渴”，“门”注“稻”，“公共汽车”注“白死”，“黄颜色”注“沿螺”，“谢谢”注“生克油”，“很好”注“饭来可夺”，现在想起这事仍滑稽可笑。初中一二年级的英语，就是这么学的，我们用“死”“螺”“稻”“油”“渴”这些零配件，组装了两年的英语单词，但它们是一堆散沙，至于发音啊造句啊疑问啊单复数啊，一窃不通。直到初三，学校终于请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代课老师，我们的英语总算起死回生。

我算有福气，在代课老师王老师的教育下，慢慢摸到了学英语的门道，但仍有相当多的同学是将英语当作老虎的。那年期中考试来临前，寢室里的带头大哥在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把英语试卷搞到手。办法总比困难多，办法不是偷，而是盯，盯住王老师。教师办公室在我们寢室斜对面，尽管中间隔着一个操场，但王老师的举动尽在我们眼底。一天夜里，带头大哥神秘地向我们宣布：运气要来了！因为他已扑在窗口观察清楚了。他摸清的底细是：王老师在油印机旁忙碌了一阵，然后随手从旁边拿起一张纸进了女厕。带头大哥说，那张纸一定是英语试卷，她是去擦屁股的。于是，我们凝神屏气。王老师一从女厕出来，我们就急急地跑进男厕，从厕所里捡回了那张纸。一阵狂喜，那张擦屁股的纸，的确是英语期中试卷。王老师永远也想不到，她的英语试卷竟从厕所里泄密了。那次期中考试，男生的英语成绩普遍较好，几个差生还得到了王老师热情洋溢的表扬。

我们那时候读书真的很轻松，这跟家长从来不关心我们的学习有关，家长的态度很明朗，你爱读就读，不爱读拉倒，家里反而多出一个劳力。当然我们也很明白，读书是自己的事，不靠神仙皇帝。所以我读初中，家里反而少了一个劳力，因为那时候刚好分田到户。我住校读初三，也不抱什么理想和目标，能考上高中是运气，考不上倒是情理之中，因为90%以上的人是考不上的。但我们那一年竟然获得了大丰收，我们一个班级就考上了十多个，创历史最高纪录。我们寢室里考上了三个。

现在回想起来，仍如在梦中。如果当年不是学校让我们住校，不是学校请来最好的代课老师，我的个人命运就绝对不是这样对着电脑敲打文字了。

住校时我吃什么菜？这个问题像一桩悬案，折磨了我好长时间，所以一直拖到文章的结尾。思来想去，也想不出生动形象的画面。这一定是我们当时不讲究吃的缘故，其实吃淡饭我们也是拿手好戏，哪里会发出半句怨言。初三之前，做走读生时，秋天里总有那么几天，我是空着菜盒子去上学的，我的菜还长在路边呢。我一边穿越田野，一边摘路边的毛豆，走到学校，一盒毛豆也剥好了，然后在食堂里偷一撮盐，放进食堂的蒸箱。这种行为，比后来网络上流行的“偷菜”要有趣得多。我初三住校时吃的菜，先是家里带去的炒青菜、炒萝卜之类的，但那毕竟吃不了一周，余下的日子里，一日三餐的菜不是干菜就是咸菜。这里要加个定语，干菜是燥毛干菜，咸菜是燥毛咸菜。也有开荤的时候，那就是去学校外边的小店里去买点什锦菜，但这样的机会也是寥寥。

那时候住校，我们根本不在意吃什么菜，套用当时的一句口头禅是：“吃骨头脑髓啊！”骨头脑髓现在价格不菲啊，而我们当时嘴边天天挂着这种看不见的“骨头脑髓”。我们吃燥毛干菜，我们吃燥毛咸菜，丝毫没有影响我们身上的骨头和脑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