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大人为何吃了老胥吏的“洗脚水”？

包拯包大人既清廉又眼利，有个富家子犯了奸情，知道躲不过他的法眼，找到衙门一个差役求助——

 

我这档事跟眼屎一样白，瞒不过去，罚钱还行，要是打屁股可受不了，有什么办法少挨板子，我一定重谢！（“若重罚犹可输纳，唯痛责实是难堪。有何计可以减责，必不惜厚费图之。”）

 

差役说：这个好办。明天打屁股时，你冲到案台前申辩，我故意叱责你，这样你就能少挨一半板子。

 

第二天，包公坐堂审案，怒不可遏地喝令打富家子四十大板。富家子扑上前直喊冤枉，差役在一旁对他大声呵斥。

 

黑面包公脸都气白了，恼恨这家伙越俎代庖，以后借势欺人，岂不坏事！（“大恨此吏揽权起威，恐后日窃势骗人，外必生事”）喝令打他二十大板，富家子则改打二十。

 

包公想的是不让胥吏挟威自重，没想到反被算计，对方收了富家子的贿金，把他蒙在了鼓里。（“欲使威不自胥出，不知正落其谋中也。老胥遂得厚赂，而包公漠不知之。）

 

——明张应俞《江湖杜骗录》

点评：《水浒传》里在十字坡开人肉包子店的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翻了两位公差，得意地说了一个“金句”：“由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贿金落袋的差役，没准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任你包大人明察秋毫，铁面无私，也要着我的“道”。

古代“官”与“吏”截然不同，当官的前提是参加科举，明朝开国起即不许胥吏参加科考。朝廷设的“吏部”（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名不副实，并不管吏，管的都是“官”，每三年一次参加京师会试上榜的进士才有做官的资格，吏部将其登名造册，由皇帝任命后派任各地。因山遥水远，状态百出，像电影《让子弹飞》里鹅城正牌县长“葛优”被土匪“姜文”掉包的故事屡有发生。

清初文人徐芳记述，崇祯年间一伙强盗劫杀了从南京到雷州赴任的金姓太守，一个黠匪冒名顶替上任。他既清廉又能干，把雷州治理得秩序井然，当地人都庆幸摊上了个好官，其下属和中央派出的“纪检组长”（监司使）对他交口称赞。（“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其寮属及监司使咸诵重之”）

官员科举出身，大部分都是死读书、读死书，食古不化的文人，八股文写得像过去的一种常用农药（“666”），擅长吟风弄月，但理政大都不行，身为流官，“不服水土”，免不了要找当地人做助手，各种胥吏应运而生。

这些胥吏一般都是当地人，熟悉风土人情，知道张家长李家短，了解地方各种关节。上司“千里做官为吃穿”，他们不是官，既没有“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责任，更谈不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想的就是多弄点钱，正如古人所“云”过的那样：“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益；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

胥吏不是官，但当的是官差，衙门的各种事务都得他们经手，利用“信息不对称”，上下其手搞“机会主义”就成了生存方式，最擅长的就是敲竹杠、揩油水。在他们手里，事可缓可急，甚至可办可不办；罪可大可小，罚可轻或重，像包公衙门里这一位，打四十大板可以减到一半，自己还能从中弄到钱。

包公何许人也！他公忠体国，眼里容不得沙子，深明这种制度之弊，明白胥吏就是狐假虎威弄钱，所以对“灯下黑”比大多数官员都要清醒，平时严加管束，民间传说中他的两个著名跟班王朝和马汉，从来没有打着他的旗号做过什么坏事。现在本应“袖手旁观”的差役出声叱喝，立马触动他对手下“越职行事”的警惕：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当场给予惩戒，不料因此落入了对方的机关。

这一出“假道灭虢”，真应了那句老话：清官难脱猾吏手。让人想起一个笑话：有个家伙在街头跟人赌1000元，让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脱下上衣。他径直走过去跟女士说自己会看相，跟那边那个人打赌你的肩膀上有颗痣，如果输了他愿意给你500元。女士脱下外衣，喜滋滋拿走了500元。

这差役对包公的性格揣摸得如此到位，称得上胥吏的“杰出代表”、“老猾吏”一枚。他们在衙门里混久了，侍候过各种脾性和德性的上司，察颜观色、见风使舵、欺上瞒下的本领炉火纯青，表面上是上司使唤他，实际上上司是他手里的玩偶。如宋代福州府那个叫夏铧的书吏所言：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没有不被我们这些胥吏所欺骗的。

这夏铧也算是个历史名人。他在北宋福州府当过48年书吏，成为罕有的打破官吏界线被提拔为官的“打杂人员”。他倒也坦诚，声称在接触过的历任大小官员中，只有知府程师孟和司理罗畸没让自己骗过。

程师孟在福州为官不到两年，治绩和官德突出，且不说了。罗畸很有意思。他担任的“司理”有点类似现在的检察官，负责审查逮捕、刑罚之类，他既清廉又能干，精明过人，胥吏都不敢搞名堂。但不幸他是个书迷，有个毛病是凡读书就“入戏”，读得不爽就抓耳挠腮，办文办事的这时候要是弄手脚，都会被他看破；相反，要是书读得开心，就会仰天大叫，什么请示都照单恩准。本来是个人怪癖，却成了胥吏们藏奸使诈的漏洞。

现在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胥吏之害，可以说是“兵僚主义”。明代思想家黄宗羲专门写文章痛斥“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只要能谋取私利，没有他们不敢做的，弄得国法都变成了胥吏之法（“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得更直白：“今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巍巍大厦倾覆，常常只是因为小小的白蚁，倒也没什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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