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乡关：溃败中的坚守

我出生的那个叫“六雷”的村子

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忽然冒起回老家看一看的念头。这想法像一根火柴扔到一束干草上，把我呼啦啦地点着了。正月初四早上，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与家人一起开始了这趟说走就走的回乡之旅。

老家其实不算远，这个桂东南叫“六雷”的小村子，距我所在的城市约400公里，我已经有六年或者七年没有回去了。老家对每个人来说，就像一条河，离开的人则是撂浅的鱼，日子久了觉得难受，虽不至于奄奄一息，却越来越怀念曾经呆在河里的日子。

路上竞驰“两头平”

上午九点出发，一路上车辆不多，秋冬季节田野萧索，山林寂寥，由于不需赶路，心情散漫，走走停停。本来有高速公路从北海直达容县，但到玉林时导航引导我转下了324国道，一进收费站我就知道走错路了，几年前曾经走过从玉林经北流到容县的这条老路，现在居然还是像当年那样灰尘滚滚，坑洼不平，有的坑像簸箕一样大，有的比簸箕还大，车子走在上面，像筛簸箕一样把人筛成醉汉。我有一个发现，如果一条现成的路很难走，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经过的车辆太多，二是经过的领导太少。不知道这条路长年失修哪个原因居多。

颠簸了近一个小时，终于从北流进入了容县境，路面明显感觉好了许多。如果仅仅就这条路来说，我对容县的感觉比北流好很多，但容县的路牌有些奇怪，穿过县城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一处交叉道口有个只有箭头没有目标的路牌。我发现很多地方的路牌都有相同的毛病，包括高速公路。它们仿佛是为不需要指路的本地人立的，外地人永远弄不清自己该走哪条路。不过，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专门请几个新来乍到的外地人立牌就行了。

容县往平山的道路倒很平坦。我十分熟悉这条路，尽管很多年以前它就从过去的沙土路“进化”成了水泥路，路两旁的田里也不再是金黄的水稻或绿油油的蔬菜，而是一幢幢水泥楼房。我记得出县城不远一个山坳曾经有个茅草粥铺，盛夏时节，骑车人、挑担者满头大汗上到坡顶，都会到粥铺里花两分钱买一碗粥，坐在粗砺的条凳上，吹着凉风喝个痛快。我甚至觉得《水浒传》里武松景阳冈打虎前进的那家酒铺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多了面飘扬的酒幡。

这条路留下过我许多记忆，小时候曾经坐在父亲单车的尾架，从这条路到容县县城看建设中的容县大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卸载重汽车，它像牛一样撅起屁股，把一车石头倒进江里，溅起大片水花，自卸汽车一度是我吹牛见过世面的资本。这条路还经过国民党上将夏威、中将马晓军和夏国璋的老家，骑着高头大马，将服毕挺、挂着佩剑、皮靴锃亮的将军，让我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我还曾和两个表哥一起，趴在一辆“解放牌”大货车的车厢，暑假从这条路回学校，因为不断的急转弯，我们像几只柚子在车厢里滚来滚去，每个人都脸色苍白，像拧开的水龙头吐了一路。

（舅父家附近崭新的水泥路与破败的村落）

与上一次回家不同，我发现路上多了许多小汽车，很多都是粤字车牌，它们愣头愣脑，得意洋洋，像小公牛一样在公路上撒欢超车，就像驾驶它们的主人。要是这条路有灵性，它会记得短短的30来年，它身上辗过了从单车到摩托车到小汽车的痕迹。村里人把小汽车叫做“两头平”，我考上大学后有一年暑假回家，一位堂伯父和我打赌，要是我能开一辆“两头平”回家，他找人修一条路让我开回村里。农民经常拿他们认为无法实现的事情打赌。在他们眼里，小车是“老板”的标配，拥有一辆“两头平”，意味着做了“老板”或相当于“老板”，是人生成功发达的标志。他一定没有想到，那么多打工仔，居然把“两头平”开回了村里。春节期间，在几乎所有的村子，都能看到各种小车，它们停在村道旁、榕树下、晒谷场，或者干涸的稻田里，成为毫无违和感的一道风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30来年的工业化进程，众多到广东打工的农民，差不多与城里人同步成为了“有车一族”。

春节期间，媒体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农民工返乡，关注春运中仍然数量众多的摩托大军，关注留守儿童之痛，关注家庭离散和伦理混乱，关注农村的“空壳化”和乡愁之苦，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叙事中，他们的确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毕竟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着辛酸的眼泪甚至血汗。然而，恰恰因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使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直起了腰，有了选择的自由，赢得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失去“诗意”的农业

快到罗江镇的时候，我拐进了离镇约七八里的顶良村，探望我的一位姨父。在水泥铺设的村道旁，两边田里同样是一幢幢楼房，路边的垃圾池堆满装着垃圾的红色塑料袋，路边、水沟和竹根干净了许多，不像原先猪粪遍地，污水横流，饮料盒、破酒瓶随处可见，破衣服和死猪死鸡乱扔，塑料袋像风筝一样随风飘扬。广西持续多年的清洁乡村工程，正在逐渐改变着农村环境和农民的生活习惯。

相比之下，另外的一些改变似乎来得更加迅速。那些座落在田里的房屋，前后左右包围着稻田，遍布着收割后的稻茬。那些稻茬差不多有二三十厘米，不像小时候收割水稻都是齐根而割。田里似乎少了什么，哦，对了！是那些人形的稻草扎。水稻收割后，稻杆扎成人形在田里晒干，它们被烧成灰烬作为肥料，或者用来摞成“宝塔糖”形状的牛棚供牛过冬，牛栖身的牛棚就是它们的饲料，它仰起脖子扯吃稻草时，稻草一层层压下来，保证牛永远可以不费劲地吃到。稻草还可以编成草垫作凳子，或者编成床垫用来取暖。我祖母的床下一到冬天都放着一张稻草垫子，柔软而暖和。她装着零花钱的塑料袋子就压在垫子下，她一直不知道我知道她的这个秘密。

我、狗与儿童（旧照片）

表嫂告诉我，现在割禾都使用机器，不需要人工。我问还用牛犁田吗？她说牛都没有了，全部用机器，田里灌上水，机器耙一遍，直接就插秧了，其实也不能叫插秧，全是抛秧。她站在屋子大门前，挥手示范着抛秧的样子。门前的台阶下面就是布满稻茬的水田。我想像这样从上往下抛秧，的确省事，跟天女撒花差不多。过去农民嘲笑一个人懒，说她“插田也不弯腰”，现在真的插田不用弯腰，我不知道在诗人眼里，这样的姿势是否特别富于“诗意”。

说到诗意，传统的耕作远比现代化更多诗意。“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杨万里），“田间决水鸣幽幽，插秧未遍麦已秋”（苏东坡），“秉耒赴田皋，叱牛出柴荆”（钱澄之），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留下过大量耕田稼穑的清词丽句。有人感慨“明天谁来种田”，其实农业的萎缩，除了大量的土地丢荒，还有就是生产方式逐渐泯灭。没有了犁田、插秧，耘田、割禾，特别是在照影如镜的水田里，农民用木荡像绣花一样平整秧地，然后播撒谷种的过程，意味着没有了农业的精耕细作。这固然是生产力的解放，但同时也是传统农业的衰亡。现在农民的家里，再也看不到插在墙缝里的弯镰刀，也没有了牛轭和犁耙木梮；地里看不到背着斗笠的农民赶着水牛牯，把黑油油的泥土像浪花一样犁开的情景。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两者的结合自古以来就是天地之间“生命大和谐”的交媾，这道中国农村的自然风景线日趋式微，已成为明日黄花。

姨父家厅堂的墙上，贴着满墙黄色的奖状，有“红花少年”，有“单科满分”，有“总成绩前三名”……名目繁多，显示出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如何绞尽脑汁、花样翻新，令我想起自己读书时，每次把奖状拿回家时志满意得的情景。这是许多有孩子的农村家庭仍然能见到的一幕。在村里一处墙壁，贴着去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及其家长名字的红色喜报，昭示着乡村“耕读传家”的传统，延续着日益没落的文脉。

人往高处走的“城镇化”

从顶良村出来，拐个弯到了罗江镇。“近乡情更怯”，每次回家到了罗江镇，就有了到家的感觉。我又看到了架在泗罗江上那条不过三四十米的大桥，这边是容县罗江镇，那一头就是老家所属的平山镇。桥两边比我上次所见又多了不少新楼房，但桥还是那样破损不堪，中间隔着用粗砺的水泥墩加上钢钎做的栏杆，笨拙而实用。在乡镇你随处可见这种因陋就简的东东，美感对于人们来说仍太过奢侈。

我中学时曾经撒野的河

这条大桥是平山镇的象征，就像一棵百年老树对于一个村子的意义。当然它远没有100岁。桥下过去河水汤汤，现在却是一潭死水。上初中时我曾经有一次从桥上游的中学后面顺流而下，漂到桥下游的河湾处。那里水深没顶，我潜下河湾在石头缝曾摸到一条三个手指宽的黄蜂鱼，被它蜇得手掌生疼赶紧丢开。如果那条鱼还活着，估计已经忘记了它差点葬身鼎镬的这一幕。当然，它不会知道：在河湾旁的沙滩上，曾经有一个15岁的少年，仰面朝天，把自己晾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婆娑的竹影从脸上拂过，天上白云悠悠，肚里心事重重，虫咬一样想起一个独来独往、脑后留一束马尾的女孩，沉浸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

一切现在成为了过去式。女孩杳然不知何处去。想起一位苏联作家的名言：年轻时的任何荒唐，都是老去时的甜蜜回忆。河里再也听不到哗哗的水声，原来种满青菜豆角的河滩，现在种满了楼房，一幢紧挨一幢，可惜这些“一线江景”的豪宅，面对的是一条死去的河，水色黄浊，颜色可疑。都说人生易老，其实河比人还老得快。它曾经那样青春靓丽，清澈可人。我们每天下课后到河里洗澡，要是在水里睁开眼睛，能看得到水底的鹅卵石，一个姓许的同学，像“小英雄雨来”一样，扎一个猛子，能蹿到几丈外的地方冒出来；另一个姓陈的同学，每天晚上洗澡时都会进行跳水表演：从插在岸边石缝里的一块木板上像鸟一样展翅而起，像一支竹枪扎进水里，如果他不是生在这穷乡僻地，一定会像后来的田亮那样扬名立万，世界驰名。

平山大桥是后来加宽过的，以前每次回来都看到摆满地摊。这回那些地摊不见了，但汽车、摩托车、单车和行人拥挤不堪，尘土飞扬，空气灰扑扑的，我关上车窗，把一锅热面似的喧嚣关在外面，透过玻璃看着窗外的商店、招牌、档口和摩肩继踵的人群，看着飘过的一张张面孔，所有的面孔我都熟悉，他们带着一方水土的明显特征，我能像分辨一个白人与一个黑人那样一目了然，但没有一张脸是我认识的。

念中学时它还是一条木板桥，两边拦着绳子

像绝大多数中国的乡镇一样，平山镇不仅完全改头换面，甚至说是脱胎换骨，原先宽阔的街道，因为矗立的四五层的楼房，两边似乎伸手可及。能在镇里拥有一幢临街房子，是村民令人羡慕的“有本事”的证明。城镇化像羽化成仙后葛洪用的宝葫芦，从上到下虹吸着农村的资源，村里向镇里汇聚，镇里向县里聚集，县里向市里和省城聚集。村干部、老师，村里的能人纷纷到镇里买地建房，而镇里的干部和能耐更大的人则纷纷到县城建房。人们像青蛙一样跳离他们原来生活的环境，印证了“人往高处走”这千古不易的真理。

从一个叫“登明”的村子经过时，我顺便去看望黄正焕老师。黄老师是我父母的同事，曾当过我弟弟初中时的班主任，教他英语和语文，弟弟参加玉林地区英语竞赛，获得了第一名，后来如愿考上了千里挑一、远比高考还难的玉林高中。86岁的黄老师脸色红润，耳聪目明，戴着一顶礼帽，给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斟茶。他说自己退休后每天早上沿着公路散步10公里，凌晨四点出门，六点回到，如果遇到刮风下雨，就带着雨衣和雨帽，20年来一天不辍。我算了一下，乖乖隆的冬，他走过了起码三个红军长征的路程！

停顿的“造屋运动”

在黄老师家热烈而东拉西扯地聊了约半个小时，我们重新上路。一路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地名，用普通话念起来有一种古怪的陌生感，我仿佛来到了别人的故土，却触景生情想起当年的情景。在六陈和大新，先后遇到了两起车祸，都是汽车分别与自行车和电动车相撞。中国除高速公路之外的马路，都像是田野和草原，各种车辆可以狼奔豕突，因此每次出门你只能自求多福。两起车祸耽误了近一个小时，人们仍然像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那样喜欢围观，对与己无关的事异常热忱，我不知道这是否生活过于枯燥乏味的缘故，但他们只作壁上观，而不愿介入，比如伸手相救或打个电话报警。

这两起车祸让父亲感慨油生，特别是后面一起，情状十分可疑，当事者是个青年，衣衫整洁，抱头躺在马路中间，一辆电动车横在旁边，现场既没有擦痕，也没有血迹和碎片。父亲说，本地过去有句话：擦一擦，三文八；den一den，要四文（这个den没有现成的汉字，比“碰”程度轻，轻轻沾到的意思，跟常说的“碰掉一根毫毛”差不多）。一斤米才一毛多，三文八当年是很大一笔钱了，可见这个地方的人心不足其来有自。他说起五十年代转业在福建漳州，有一次骑车把一个老太太撞倒了，对方爬起来拍拍灰尘就走了，没叫他赔一分钱，让他很久还觉得过意不去。

从大新到镇隆的公路两旁，全是崭新的水泥楼房，几乎看不到一间过去常见的瓦房。这些楼房一幢比一幢巍峨高大，一个村子就像一堵灰白色的水泥墙，矗立在平坦如垠的稻田里，或者座落在劈开的山坡上，弥漫着一股富贵逼人来的豪气。如此之多的水泥楼房，从某个角度提供了中国消耗全球六成以上水泥和一半以上钢铁的答案。而20多年前启动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村造屋运动，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与前几次回家不同，我很少看到正在动工兴建的楼房，这似乎证明，中国经济真的进入了从高速转中速的换档期。伴随着这些巍然大屋的是人丁稀落，越来越多的打工二代、三代不愿回到故土，山区里这些楼房变成华丽的空巢，因为农村留不住人，它们也许会比那些老屋更快地被弃置，从而出现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启动的二孩政策其实是振兴农村经济、拯救田园荒芜的关键招数，只是不知道能否挽住农村“空壳化”的颓势。

面目全非的母校平山初中

进入镇隆之后，父亲不时指点着他熟悉的地名。他曾在镇隆的平介村——那时候叫“平介大队”——参加过“社教”（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周从家里骑车50多公里到平介，前后历时半年。他还记得一个姓苏的镇教育组长，像太平洋的警察，喜欢什么都管。看到青年打扑克，斥责他们好逸恶劳，有人不服顶撞他：“难道你能斗我不成？”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斗斗你怎样？”那时候批斗人就像吃饭一样平常，还真的把那个青年镇住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官员早己没有了那样的权威，一位同学曾告诉我，若干年前有位“县太爷”的车子陷在泥里，看到的老百姓围着起哄，就是不愿出手帮忙把车抬出来。

父亲对这种现象尤多感触。他认为官德与一个地方的文化沉淀有关。他转业到福建漳州时，正值饥荒时期，有位地委书记到农村检查工作，被农民骂“麻疯佬”，陪同的县领导听到后报告“长官”，提出把人捉起来，地委书记制止了他：我们工作没做好，群众想骂就让他们骂几句吧。父亲不久后回到广西，有个县委书记到了平山公社，居然叫公社干部到塘里捉鱼弄鱼生吃。须知那可是群众饿得水肿病流行的年代，吃鱼生比今天吃燕窝鱼翅还奢侈得多。

我们一路触景生情，聊着昔日的故事，不知不觉车子走不动了。我们被堵在了平南桥头，不到两千米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车子夹在车流中，像一只乌龟挪动，或者说像一条虫一样蠕动。直到大桥上的路灯次第亮起来，我们还没有上桥。后来听说，春节期间进县城每天都这样堵车，平南简直成了北京。

夜半惊惶惧“玉人”

我们住在县城的一间宾馆。父亲自己住一间，半夜一点多的时候，因为口渴，他想起身烧开水，那个热水壶的盖子却怎么也掀不起来，他生怕弄坏了，不敢硬掰，因为旁边一本《服务须知》注明：若有损坏要赔钱若干。

父亲在房间里犹豫着，寻思要不要开门下楼去买水。这时候门缝里忽然塞进来几张卡片，他捡起一看，全是些年轻女人照片，有的还写着“学生妹”字样，每张卡片都有粗黑醒目的手机号码。他不知道外头是否有人埋伏着，等他一开门，就会有女人冲进来，然后“贼喊捉贼”。

第二天在我们回村的路上，父亲讲述事情的经过时，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觉得好笑。父亲说，这怎么不可能！网上就有这种陷阱的新闻。我倒觉得父亲的想法并不好笑，我当记者时到某市采访就差点中过“伏击”：在宾馆刚入住不到10分钟，就有人砰砰地急促敲门，我拉开一道缝，一位抹着浓妆的小姐声称要上个厕所。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纳闷上厕所怎么找到房间来？跟她说“走廊头有公厕”，随之脑袋激灵一下，恍然大悟。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操皮肉生意居然也这么火急火燎，而且为了进客人房间，找这么拙劣的借口。

忧郁的狗（旧照片）

我早上醒来也看到门后的地板上丢有同样的卡片。还在两个月前，我到平南相邻的某市出差，晚上也收获了一摞这样的卡片，一位服务员说，当地服务业最发达就是洗脚和按摩。色情行业在县城与乡镇明显比城市更为“逢勃兴旺”。与过去流行直接打骚扰电话相比，这样派发卡片的推销方式显得“文明”了许多，这个古老的“行业”似乎比某些保险、理财公司更懂得“客户心理”。

我十分理解父亲对招嫖卡片如临大敌的心理，虽然他年轻时走南闯北，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各种骗术和陷阱像魔术一样花样翻新，就像侯德健的歌里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我曾听说过如假包换的一件事：若干年前，有一群老干部到某个边境城市考察，夜里大家都被一拨一拨的敲门弄得睡不着觉，次日领队忙不迭地向大家道歉。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慨，像《老炮儿》里的六爷明白自己熟悉的那个时代真的已经PASS。

我不喜欢对一些社会现象进行道德的谴责，我觉得那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当然，这并不等于我“宽容”这样的现象，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许多现象都是多因之果，而且一些现象只是“看上去一样”，就像灶马、海马、河马、白马和杜马都叫“马”，但有的是虫，有的是兽，有的是牲口，还有的是国家权力机构。许多现象就像锈死的锁头，是因为长年累月的氧化所致，偏偏有许多人总以为有了一把钥匙就能把它打开。对于负面的现象只有愤怒是不够的。一种现象就是一个问题，解决问题永远不可能靠道德谴责，而要依靠法律等规则的建立和实施。

坚守“阵地”的老人

我先到了我的外婆家，准确地说，是舅父家，外婆早已“适彼乐土”去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是她的“故乡”。路面是水泥的，平整光滑。我发现水泥路几乎伸到了所有的村子，包括那些只有几家人家居住的小屯，因为走的人少，经常有人在路上晾晒稻谷或木薯。“公平”自然是好的，但道路变成了晒场，显然谈不上“效率”，还不如直接花钱为农民修个晒场。看来，农村有些路“修”还是“不修”，真的成了哈姆莱特式的问题。

进舅父家的路虽然有些窄，仍可以避让并行的车辆，当然一来你的技术要好，二来要开慢一些。我大学毕业后就没有来过这里了，那时候外婆还在，身材高大，头挽发髻，满脸慈祥，似乎永远穿一件斜襟黑布衫，整齐干净，有点像连环画里的地主婆，但这并不妨碍外婆是我的最爱。我平生曾得到两个女性伟大无私的爱，一个是祖母，一个是外婆，她们都活了90岁左右。开车进入村子的时候，我脑袋里全装着外婆走路颤巍巍、声音有些沙哑地说话的样子。

只有花如故

舅父家的石阶还在，廊阶、天井、厅堂还是原来的样子，廊阶的墙上有几枚竹钉，我记得以前常常挂着几块腊肉，不知从哪里飞来的黄蜂馋涎欲滴，绕着腊肉嗡嗡飞翔。现在腊肉没有了，人们不再吃腊肉了，都喜欢吃鲜肉，就像都喜欢吃鲜果，不再吃水果罐头。“腊肉不知何处去，此地空持腊肉钉”。廊阶上方一边的飘手已明显朽旧，门楼重新翻修过。这座老屋应该也有百年历史了。

我饱经沧桑地站在大门外，望着山下郁郁葱葱的竹林和各种灌木、藤萝，百感交集。这座老屋像包围在绿色海洋中的孤岛，周边的房子屋顶塌陷，房梁朽坏，有的只剩下断垣残壁，成为老鼠、蜈蚣和蟋蟀们的天堂，杂草和灌木不失时机地长出来，我听见时光惊心动魄地从耳旁哗哗流过，曾几何时，我在山坡的竹林里寻找被蛀过的竹子，剔出肉乎乎的竹虫，它们煨熟了比禾虫还香；藤萝上开着紫色的喇叭花，上面趴着采蜜的蜜蜂，我蹑手蹑脚地把专心致志的它们扣到玻璃瓶里。

舅父家旁边人去室空的屋子

舅父和舅母一个92岁，一个78岁。他们像两个士兵仍旧守着这已经千疮百孔、注定要被时光攻陷的阵地。孝顺的儿女们接他们到过镇上、县城或省城，他们住不惯一年到头感觉冰冷的水泥楼房，执意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宅，感受地气。表弟只好给他们配备了最现代化的“武器”加强工事，舅父房间里陈设凌乱的桌上，摆着一个电脑显示屏；墙上装着一台冷暖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冰箱等一应俱全；合上天井旁一个电闸，就能把井水源源不断地汲上来，现代化为两位老人提供了生活的便利。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只有沦陷的战争，“友邻”不断撤退，“援军”杳无音讯。里尔克的诗是那样贴切：

“命运是怎样地，在诗中一去永不复返，

它是怎样地，在诗中成为模糊的影象？

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

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

不要胆怯，如果有死者与你擦肩而过，

同他们，平静地对视吧。

无数人的忧伤，使你与众不同。

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

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

有何胜利可言？

挺住就是一切。”

是的，有何胜利可言！打个通俗的比方，这是一场类似女人用化妆品和拉皮手术与容颜衰老进行的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但挺住就是一切，祝他们健康长寿！

乡关何处寄乡愁

六雷村村口有棵大树，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学名。这棵两人合抱的大树就像是六雷村的一枚村徽。我以为这时候它一定落光了叶子，下车时却意外发现竟已是满树嫩芽。这棵大树像南极仙翁的脑袋一样，长着粗大的树瘤。这么老的树，还能这么灵敏地感受到春天，让人惊讶，也许树的春天比人的春天来得更早吧。我上学的时候这棵大树就一直是这么又高又大，每年春天长出碧绿的新叶，夏天变得满树青翠，秋天逐渐变黄，到了冬季，叶子落得一片不留，只剩下铁灰色的枝条，它简直是古诗“一岁一枯荣”最直观的注脚。

榄角几回香入梦

这棵大树下就是村里的小学，现在变成了一个教学点，在并校中因为上下村之间微妙的关系，原来的两间完全小学“轮班坐庄”各设三个年级，今年上村一三五，下村二四六，第二年再调换过来。父母都曾在这间学校任教，我和弟弟与当年村里好几个人考上了重点中学和大学。村民一方面认为我父母教学有方，另一方面认为是社王保佑。科学与迷信并非阵线分明，而是相互交参，融为一体。在我父亲临退休那年，一些人要在校门口的大树下重筑社王庙，父亲力阻无果，而且发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成为“孤家寡人”，只好怅然去职。我发现学校模样已改，上次回家时看到的门楼和两边的房子没有了，变成了围着一个小地坪的铁栅栏。想起小时候念书时，有个堂兄把学生放学“诋毁”成“放牛”，不禁有些哑然：这回更像放牛了！

我毕竟回来过几次，感觉不到太多变化。村口的垌里种满了新房子，原来的青砖或泥砖老屋大都衰朽荒芜。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普遍不愿意在原址翻新重建，耕地政策要求“占补平衡”，触目所见大量种在农田里的房屋，没有人统计占去多少耕地，另一方面那些旧村衰梁朽顶，残墙破壁，成为一片片的废墟，唯一的用途让游子归家面对颓垣废址、燕麦兔葵，抒发一下乡愁。村子后山树林茂密，看不到过去像癞疮一样的零星坡地。我想起当年祖母年逾七旬仍荷锄上山垦荒不止，恨不得把所有的山地都种上蕃薯芋头、花生苞谷，如今那些洒落过她汗水的坡地均已丢荒，淹没在深及腰膝的野草中。我惊奇地发现，村道旁的河沟里重新有了汩汩流水。这到底是自然对人的胜利，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树犹如此！小学时父亲弄回的苗、堂哥种下的桉树

祠堂似乎比上一次回来更加衰朽，堆着砖垛和柴草，几辆小车停在外面的空地上，这场景有点像科幻电影，给人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村里见到最多的还是老人、小孩和狗，我家原来住的地方早已夷为平地，几棵番桃树在杂草和瓜藤中鹤立鸡群，老厅屋破旧的门楼上，贴着“龙瑞庄”三个鲜红大字，在灰墙黑瓦的背景下，给颤巍巍的百年老屋添了一抹新春喜气。

“龙瑞庄”是高祖传下我们这座两进青砖大屋的名号，但估计已经没有太多人知道。门楼两旁贴着一副对联：龙回八桂春光美 瑞叶六雷物候华。我一直不知道“六雷”的村名从何而来，小时候——记得是70年代“文革”后期——有一段不知何故，很多村子纷纷兴办诗社、成立彩茶剧团，父亲为六雷彩茶团写过一副对联：六合洒歌声为在人间添逸彩，雷霆兴鼓乐衬同诸友品春茶。但从那时候起，乡村的吟诗作对、彩茶剧之类就成了最后的绝响，很快，在没有了集体生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没有了集体娱乐。不仅是村里，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连镇里现在也没有一家戏院和电影院。我油然想到，如果把那些无人问津的“村村建”图书室、球场、戏台等资源集中到镇里，在公路已经“村村通”的情况下，利用效率会好很多。当然村里电脑是有的，手机也几乎人手一部，在失去传统宗族和乡绅自组织能力的乡村，因为基层政权对文化建设无暇旁顾，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一方面满足着个体对信息和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强化和促进了农村“原子社会”的形成。

“龙瑞庄”

文化的荒凉像废墟的野草一样蔓延。游子还乡，难免要祭祀列祖列宗，祈求保佑平安幸福。这套原来一板一眼、诸多禁忌的仪式也变得粗枝大叶，浮皮潦草，只剩下摆几盘菜肴，心不在焉作两个揖，然后烧一挂鞭炮的“形式主义”。当然祖宗是不会怪罪的，只是没有了丝毫庄严和虔诚的追远怀祖，让人感到一种形如游戏的滑稽。

我领着从武汉回来的堂姐，在村里走了一圈。我几乎记得每块石头、每棵树的位置；记得我曾在老屋门楼前第三级石阶一跤摔掉了一颗门牙；记得与人打赌从学校下面的桥上骑车过去，却不料掉到桥下弄得浑身泥水；我还记得我响应“深挖洞”的号召，在松木山挖了个能藏两个大人的山洞。但记忆如此超群的我，在村口遇到一个头发花白、身体精瘦的“老头”，居然没能认出他是我小学时的同学。

我不知道这趟回家，收获了什么，只是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涸的海绵丢到了水里，或者说像一条章鱼，伸出触角找回了一些17岁时离开家乡前的记忆。我们也许是最后承载着叶落归根情感的一代。在老家，我遇到了堂妹正在广州读大学的女儿，穿着时髦的灯笼裤；还有在北京上学、父命难违地跟着我回去的儿子，似乎对一切无感，大部分的时候都在低头玩着手机。他们没有在这个叫“老家”的村子生活过，没有在田里抓过黄蟮，没有上山扒过松毛，没有在稻田里熏过老鼠，没有在月光下听老人讲过“山龙婆”的故事。他们的记忆属于城市，无从体会急风骤雨中瓦解的乡村。对于他们来说，现在让人背不动的乡愁，顶多不过是看客眼前飘过的一缕轻烟。

回来前的晚上，住在镇上一家公寓，想起高适的诗：“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不禁泪为之落。

小学门前斜阳月影下的大树

（本公账文章均为原创，如有报刊、网站或公众订阅号转载，敬请与微信lsq19650206或邮箱[e-mail]联系）